岳麓书社很有眼光，继“走向世界”丛书、“凤凰”丛书、“旧籍新刊”丛书后，又推出“旧译重刊”丛书。就经济效益而言，大概不会太好，也不会太差；可对于学术界来说，却是功德无量。翻译不比创作，几十年过去了，新译本不断出现，旧译本很可能就被遗忘了。很难说新译本就一定比旧译本精采，可起码比较切合当代读者的欣赏口味。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不愿读半个世纪前的旧译本，那无可非议；可对于研究者来说，旧译本可能更有魅力，就因为它蕴藏着一代人的审美趣味和文学眼光。
如何看待重译，晚清作家一开始就碰到这个棘手的问题。周桂笙、吴研人等从维护读者、译者利益的良好愿望出发，发起组织“译书交通公会”，定期在《月月小说》杂志上公布已选译书名，以期避免撞车。半年后公会宣告自行解散，表面原因是“入会之人寥若晨星”，更实质性的是重译根本无法禁止。译者、出版商只要有利可图，不妨另起书名，晚清多的是同书异名的译本；况且谁也不能保证最早的译本最佳，因而也就没有理由“跑马圈地”。鲁迅讥笑那些登广告“已在开译，请万勿重译为幸”者为：“他看得译书好象订婚，自己首先套上约婚戒指了，别人便莫作非份之想”。要击退乱译，最好的办法是复译，即使有好译本也不妨重译(《非有复译不可》)。理论上重译有利于读者的选择，也利于译本间的自然竞争、优胜劣败。可这里有个问题，一般读者不可能比较不同译本的优劣，这需要专家配合。可专家愿意吗？谁能保证自己的译文百分之百正确，不怕日后人家抓辫子？二、三十年代文坛上的论争，好些不就因为互相指摘译文引起的？可见比较译本不单吃力不讨好，而且很容易“伤感情”。因而才有今天这种局面：评论界面对着弗洛姆《爱的艺术》四、五种译本和谢尔顿《假如明天来临》不知多少种译本，可就没有人站出来评点优劣是非。表面上是相信群众的鉴赏能力，实际上是对读者不负责任。客观上又逼着出版社拼广告、抢出版时间，而很难顾及译文质量。我想，除了确实粗制滥造的译本需要破口大骂外，一般的译本不妨作些心平气和的分析比较，就象当年茅盾比较伍光建和李霁野两个《简·爱》的译本一样。
比较不同译本的优劣，岳麓书社重刊的《域外小说集》为我们提供了方便。以周作人、鲁迅译文为旧译，再选择一篇新译附之，让读者有个比较鉴别的机会，这主意很妙。不只是“文白对照”(旧译为文言，新译为白话)，从中还可看出不同译者的文学修养以及对小说的独特理解。只是新译者颇为庞杂，时间跨度也太大，很难作准确的比较。倘若选择同时期的译作作附录，那肯定更有意思。比如一九○六年吴<SPS=0541>就用白话翻译过显克微支的《灯台卒》，拿来与周作人一九○九年用文言翻译的《灯台守》作比较，就可看出不少有趣的问题。吴<SPS=0541>的文学修养显然不如周作人，有些微妙的意思周译很准确，吴译则相当<SPS=0149>嗦。如领事问何以为生，老人的答语周译为“东西莫有定止”，吴则译为“常常到那边，又常常到这方”，意思都对，可明显有高下之分。但另一方面，周作人用文言翻译，碰到新名词新术语就不免捉襟见肘，不如吴<SPS=0541>灵便准确。如吴译“老翁就业，可有实在证据吗？”周则译为“汝曾仕耶？宁有券契否？”
“旧译重刊”另外三种(《天方夜谭》、《胡适译短篇小说》、《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不再附录别的译本，大概是觉得同样采用白话，不同译本差别不大。其实并不然。《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中的《伞》和《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七八年)中的《雨伞》就大不相同。除了周瘦鹃据英译本重译，而李青崖则直接译自法文外，更重要的是各人的翻译方针和文学修养不同。职业翻译家一般只作必要的删节(如吴<SPS=0541>、伍光建)；而作家从事翻译，则不免技痒难忍，根据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大加发挥(如包天笑、周瘦鹃)。莫泊桑只说乌利尔太太脸红、生气，周瘦鹃则“译”为：“两颊通红，一腔怒火，早从丹田里起来，直要冒穿了天灵盖，把这保险公司烧成一片白地，寸草不留，连这总理也活活烧死在里头。”还不只是个译文对错的问题，这其中关涉到晚清一代作家及读者的“期待视野”。这代人没法理解契诃夫、莫泊桑冷峻客观的描写(包天笑译契诃夫《六号室》也多此类引申发挥)，往往译者采用夸张笔法添油加醋之处，正是作家故意略去不说留给读者回味的地方。添上这些笔墨，容易为当时的中国读者所接受，只是原作的情调已大为改观。
翻译不只是一种移植，而是一种再创造。天虚我生(陈蝶仙)说的很妙：“是故同一原本，而译笔不同；同一事实，而趣味不同，是盖全在译者之能参加己意，尽其能事，与名伶之演旧剧，同一苦心孤诣，而非知音识曲者不能知也。”(《<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序》)也许，最有意思的还不是那些“准确无误”的译本，而是那包含各色各样误解、删节和发挥的不准确的译本。在这些再创造余地很大的译述、意译、节译中，不难辨认出文学观念演变的足迹。单说晚清作家和五四作家翻译介绍了多少外国作品还不够，还必须指出这两代作家主要选择哪些流派哪些作家哪种类型的作品，而且如何把它翻译介绍进来。这里，比较不同译本亦从中把握翻译与创作的微妙关系，将是必不可少的。
既然认定“旧译重刊”将有利于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那不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不只是一般阅读鉴赏的角度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从晚清到三四十年代，重译的诗文、小说、戏剧很多，而且不少是名作名译，挑选一些篇幅不长而又有代表性的重译本合刊——就象《域外小说集》那样，而不只是重刊旧译，那将更有利于人们对这一段文学进程的理解。林纾、陈家麟译巴尔札克短篇小说集《哀吹录》中各篇，三十年代都有重译；林纾的名译《不如归》，三十年代也有林雪清的重译本，而且附有章衣萍比较两译本的长文；至于五四时代风行一时的《茵梦湖》，二十年代就有五种译本。出版这种重译合刊本，读者面可能相对小些，可对学术界却大有裨益。
其次，重刊各译本应明确注明所据版本，不能含糊其词。《胡适译短篇小说》的“出版说明”中云：“第一集到一九四○年已经印行了二十一版；第二集也于第二年便再版了一次。”是否此次重刊所据为第二十一版的《短篇小说》和第二版的《短篇小说》第二集？如果找不到初版本，尽可老实注明版次，便于研究者使用，因各版内容可能并不一样。比如《域外小说集》，此次重刊显然依据一九二一年上海群益书社的合刊本，而不是一九○九年东京出版的初版本。初版本与合刊本的《著者事略》有很大差别，若据此次重刊本的《著者事略》来论证一九○九年周氏兄弟的文艺思想，那可是要闹笑话的。这并非绝不可能，重刊本给人的印象是依据初版本重印的，而初版本一般专家学者都不容易见到。
再次，重刊本最好能附录一点研究资料(如《域外小说集》重刊本所为)，尤其是当年读者的反应和专家的批评，这样可以增加重刊本的学术价值。编者写后记或出版说明也是一种扩大读者视野的好办法。不过，这就要求编者有一定的学术修养，才能评判公允论述精当。《欧美名家短篇小说》的“后记”中有这么一段话：“译者将这些译作按国家编为上、中、下三卷，又于每篇作品前，写下原著者小传。小传用文言文，简约扼要，足见作者对外国文学研究的渊博和郑重。”依我看来，周瘦鹃显然是依据英文本的短篇小说选集选译的，而英文本大概原来就有作者小传和照片，要不周瘦鹃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一年)找到那么齐全详尽而且体例一致的传记材料，更不要说作什么“渊博”的研究。也就是说，周瘦鹃所译每篇小说前的作者小传，是译的而不是著的。这一点跟周氏兄弟译《域外小说集》写《著者事略》和胡适译《短篇小说》写“前言”不同，后两者于其中确实可见译者的文艺观点和鉴赏能力，前者则只能说明译者工作态度认真，“用心颇为恳挚”(借用鲁迅、周作人所拟评语)。
(《域外小说集》，会稽周氏兄弟旧译，巴金、汝龙等新译，岳麓书社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第一版，平装本2.35元，精装本3.35元；《天方夜谭》，奚若译，岳麓书社一九八六年五月第一版，平装本4.00元，精装本5.00元；《胡适译短篇小说》，岳麓书社一九八七年七月第一版，平装本1.15元，精装本2.15元；《欧美名家短篇小说》，周瘦鹃译，岳麓书社一九八七年八月第一版，平装本3.25元，精装本4.20元)
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