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民族史时,作者之一维柯利认为:六十年代中由于越战、城市暴乱等因素,使人们对这个制度及其关于社会的设想产生动摇,人们不再相信美国是“大熔炉”,出现了多元论和民族差异之说。另一作者康珊指出:新的研究方法,如数据计量和个人访问,有助于历史学家了解文化程度较低的人们的情况。
詹姆士·休斯顿在写《加利福尼亚人》之前就知道这么个故事:在一个很大的海岛上,有个称为亚马逊的国家,其统治者是一个叫加利福尼亚的女人。于是那片土地也被称为加利福尼亚了。几乎直到十八世纪末,地图上的加利福尼亚仍然被画成是个岛,岛的北部是什么?谁也说不清。那是个神秘的地方。
作者指出,从那时至今,这种情况基本没变。他经过研究和奔波,把那片丰姿多彩的土地、风物人情写进书中,把游记、评论、见闻随笔、特写报导结合得天衣无缝。
过去加州人有一种强烈的地方主义意识,把那片土地分成几个部分,加州的人对加州的理解不比旅游者更多。作者是当地作家,他补上了这一点,他系统地介绍了加州的电子技术、太阳能、立案的法律学院、女市长、奥林匹克获奖以及全国第一的色拉生莱。
作为一种地方史,作者独特的写作技巧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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