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书的研究对象，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五年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其中，着重研究采取的各种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对发展战略的研究中，又“将焦点聚集在毛泽东式发展战略上”(封二)。
从经济史学角度看，研究者的分期观点是他对所研究经济史的最基本的认识。研究者因为各自视野、方法、观点、占有资料的不同，会对同一段历史的阶段性有不同的认识。黎书没有专门阐述分期观点。但全书章目设置表明，作者将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五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分成八个阶段：(一)国家力量与社会主义基础的形成。(二)动员与社会改造。(三)社会主义改造与行政分权：晚期毛主义前奏。(四)晚期毛主义的优势与危机。(五)逆转：经济恢复。(六)经济冲突与文化大革命。(七)重新估计。(八)经济改革。同欧美其他著述相比，这种分期颇具独到之处。其他欧美著述多从下述两个角度分期。其一，以我国五年计划的起始年限或经济发展战略的变化分期。前者恐怕不能说是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方法，而只是计划经济史或计划工作史的分期方法。后者则有可能导致忽略经济发展的客观史实，而且不一定能准确反映经济发展本身的阶段性。其二，以经济增长的速度变化分期。这种方法也失之偏颇，它强调的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质、量、结构的总体运动；它强调经济发展的客观过程，但有可能忽略导致这种客观过程的主观决策。黎书的分期，既依据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又突出了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变化。我们认为，这是比较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的。中国经济发展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进行，受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决策的直接影响与制约。它的阶段性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与经济发展战略决策的共同结果。黎书的分期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经济发展这种特点的理解。从这点看，其分期观点与目前国内学者分期的某些考虑与断限有吻合之处，便十分自然了。
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时间起点当然是新中国成立之即。然而，黎书的研究首先将考察的镜头对准一九四九年以前几百年间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与运动。它从若干世纪的稳定与变化、帝国主义入侵与影响、二十世纪上半期的经济近代化、中国落后的经济原因、工业经济遗产、农业经济遗产、建国前夕的经济等七个方面，分析了古代经济、近代经济给新中国留下的经济遗产。这好比一组由远及近的长焦距镜头，在读者面前动态地展现了新中国经济的历史背景。作者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著述甚丰，这样一位对中国近代经济和现代经济均颇有研究的学者理所当然会注重两者之间的历史联系。然而，作者指出，这样做与下述基本观点是相联系的。即，研究这种经济遗产，“有助于解释此后经济发展政策的变化与创新的特点。”(11页)这就是说，作者主要是力图从这种遗产中探寻出影响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因素。换句话说，作者试图追溯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渊源。作者指出，新中国接受的经济遗产中有二点突出地影响了后来的发展战略。其一，新中国接受的工业经济遗产有利于移植苏联的工业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管理模式。旧中国工业企业小，数目多，但“熟练地联合起来进行了劳动分工，实现了一些生产专业化”，(21页)形成了一些内在联系，为将工业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奠定了基础。东北地区在伪满时期形成的相对雄厚的工业基础，则直接构成“移植苏联模式的地点。”(21页)其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战争时期积累的经济工作经验，影响新中国经济的发展。例如，中国共产党特别具有领导农村经济发展的经验，这有助于解释三十多年来，中国多次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并利用由此产生的推动力，来实现整个经济发展方面的目标。
我们倒认为，黎书对新中国所获经济遗产的重视还包含着某种更为深奥的暗示。这就是，在这样的经济遗产上求得经济发展，注定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在他看来，这一探索的内容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这体现在依次采取的三个经济发展模式上。这三个模式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模式，晚期毛主义模式，一九七九——一九八五年的新模式。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归结为发展模式的探索，显然是片面的，这三个模式的划分也不尽符合实际。这些在此未遑细论，我们还是跟踪作者思路去了解其基本观点。
中国的一五模式基本上是“斯大林模式”。这表现在，它以工业化为主要目标；相应地忽视了农业的发展；建立了与人、财、物力全面动员和全国分配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中国之采用“斯大林模式”，也是具有内在的经济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工业化是新中国经济发展之初的世界性过程，因而是中国经济发展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的基本目标。要在社会经济状况十分落后的基础上迅速实现工业化，唯一的办法是借政权力量迅速积聚人、财、物力，并重点投放于工业部门。实施这一方法的具体做法，在当时只有“斯大林模式”可供借鉴。这里，黎书试图离析出一五模式中的中国特色：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中国没有象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那样过分牺牲农业和消费。(77页)在经济体制方面，在非苏援企业建立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企业领导制度和刺激制度。应该说，黎书的这种离析是难能可贵的。更富启示性的是，黎书把“斯大林模式”同社会主义初期工业化战略区别开来。“斯大林模式”只是社会主义初期工业化战略的模式之一。因此，中国后来批评“斯大林模式”，但不能因此抛弃这一模式中包含的作为社会主义初期工业化战略的一般内容，例如优先发展重工业、集中型体制模式等等。
既然是探索，便会交织着成功与失败。一五模式的实施正是如此。它成功地动员了工人，但由于主要依赖于精神刺激，没有解决大量失业问题，因而开始丧失对工人的刺激力；它成功地动员了农民，但农业生产逐渐暴露出与工业化不相适应的趋势；它成功地动员了国内财力、物力，但蕴含着经济效益的巨大损失；它成功地利用了国外资源，但过分依赖苏联，因而潜伏着后患。这些，客观上要求中国人民进一步探索。
一九五五——一九七六年，中国开始探索所谓“晚期毛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简称毛模式)。作者认为，毛模式是支配中国经济发展时间最长的一种模式，他用了六章，即全书百分之四十四的篇幅研究这一模式。这六章也是作者倾注全力，细心雕琢，自认为最为精彩的地方。
西方学者大多将一九五五——一九七六年间以毛泽东经济发展思想为核心的、决定中国经济发展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战略、道路、体制归纳为所谓毛模式(各个学者采用的名称不尽一致)。我们认为，这种归纳不尽科学，但不失为独特的分析思路。国内学者多将这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细分为“大跃进”战略、经济调整战略、“备战”战略、“洋冒进”战略。这样划分固然有助于分析各个时期不同战略的特质，但却容易掩盖表面上看来绝然不同的战略中共同存在的本质。这样看来，西方学者的划分失之笼统但易于突出本质。在西方学者的分析中，黎书对毛模式的分析堪称独树一帜。这突出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首先，其他著述大多从某个角度对毛模式进行单方面的研究，黎书则采用多种角度，从不同侧面对其进行综合考察。它先考察了毛模式孕育、产生、初步实施、充分实施、实施中的逆转这一纵向过程；然后从横的角度对毛模式的内容从理论上进行剖析，最后通过对毛模式实施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总考察来对毛模式进行总体评价。其次，许多西方学者将毛模式看成是某种经验主义的产物，他们往往把这一模式单纯看成是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争的经验同对五十年代面临问题的实用主义解决方式相结合的产物，而忽视这种模式中的理论因素。勿庸讳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先天不足，也一度未得到健康、充分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形成完备的理论形态。但不能因此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过程中的理论构想。黎书力图辨析出包含在毛模式形成与实施中的理论探索。在分析毛模式的初步实施时，它着重强调其中所蕴含的理论探索。五十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高度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任务，这一点正是毛模式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经过一系列激烈的理论冲突，毛模式及其内在的理论体系才告形成。在通过什么方式反对官僚主义方面，曾存在通过扩大私有经济及市场力量和通过下放处理经济事务的权力(所谓分权)这两种理论观点的冲突；在如何分权方面，曾存在着通过扩大市场作用、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进行权力分配这两种理论观点的冲突。上述冲突的结果均是相冲突的后者占上风。毛模式及其内在的理论体系在这种冲突中形成。在对毛模式内在理论体系进行纵向考察之后，黎书专门考察了构成毛模式的两个基本理论原则：自力更生与平均主义。在作者看来，这两个原则，不仅是毛模式的基本点，而且也是毛模式内在理论体系最高层次的抽象与概括，是这一理论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构件。在对毛模式进行评价时，作者力图揭示其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怪圈现象”，这就是，毛模式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反对官僚主义，但由于主张通过权力在各级政府间分配的方式，结果是经济决策的政治化从而官僚主义的加强，因而新的出发点仍然是反对官僚主义。这种理论上的“怪圈现象”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中的“集权→生硬→分权→失调→集权”这一“怪圈现象”相并而行，困扰中国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长达二十多年。
一九七九年中国开始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其标志是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作者强调，体现在这两个方面的新模式是粗线条的，而且带着它所脱胎的模式的“胎斑”。中国经济发展仍面临着一系列障碍，包括不发达的基础结构、经济中的不平衡、扭曲了的经济关系、思想上的教条与偏见，特别是日益强盛的官僚主义。因此，探索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仍将是中国人民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
黎书用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方法，既有西方经济学常用的一般方法，也有作者自己的特色。其中不乏可资借鉴的内容。
一、黎书声称，其研究方法之一，是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1页)也就是“广泛地分析经济事件与社会、政治结构和观点之间的相互影响”。(1页)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必然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均一度高度集权的中国，情况尤其如此。从这个意义上，黎书提出并采用的这种方法，是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黎书比较成功地采用了这一方法。它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为研究的中心，而经济发展战略是将社会、政治环境同经济发展沟通起来的桥梁，因此，黎书实际上研究了不同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作者使用的书名中，即已含蓄表达了作者用发展经济学的视野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研究广义上的经济发展，即经济增长和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上的相应变化。黎书将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结合起来分析，因而它研究的是广义的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从内容上包括广泛地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失业和收入不均三种基本情况的改善。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战略，应从这三个基本方面出发。黎书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时，贯穿着这三个方面的分析，并以此作为评价经济发展与战略的基本依据。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面，有许多可供借鉴的地方。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应该有分析地采用发展经济学的方法。
三、黎书采用了比较分析方法。例如，在分析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起点时，黎书将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进行比较，发现，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之前已经确立了建国后社会经济的性质和总的战略设想，已经具有处理政治、经济等项事务的经验，而这些，俄国共产党在上台执政时不具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仅用三年时间，便获得重大的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成就，只用四分之一个世纪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成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40页)黎书还将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比较。例如，在分析一五模式时，黎书通过比较发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年均国内投资率(国内总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都在百分之二十以上。这高于一九五八年所有低收入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三百五十美元)平均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十七的水平。当时，中国在低收入国家中又是最贫困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一百美元)。因此，一五模式在国内资金动员方面是很成功的。西方学者站在被比较的各国之外，这一点使他们有可能采取较为客观的态度、较多的比较参照，从而得出富有启示的结论。
四、黎书采用了一些计量分析方法。它采用了一些规范的计量分析指标。例如，在分析“大跃进”带来的饥饿时，它采用了人均每日热量摄入量这一指标，发现当时的饥饿程度比目前非洲饥民的饥饿程度还大。(128页)黎书还运用了一些定量模型法，例如在分析“大跃进”时期工业发展趋势时，采用了平面座标法，得出了一些独特的观点。计量分析法是西方经济学家的重大成就之一，它有助于经济分析的定量化和精确化。黎书运用这种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为我们借鉴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窗口。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外对其经济的研究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据七十年代末统计，仅美国便有研究中国的机构二百多个。经常发表有关中国问题文章的期刊一百二十种。目前已出版一系列从横的角度剖析中国经济运行(如邹至庄著《中国经济》，南开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的著作，出版了一大批研究中国经济某个部门、某个事件、经济发展政策思想、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等专门成果。黎书的出版，标志着国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开始走向系统、深入，预示着研究新中国经济发展史的热潮的到来。
国际学术界关注中国经济发展，这是以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为前提的。黎书所属“世界经济丛书”的“编辑说明”中说：“这里选择进行研究的国家，要么是因为它们在世界经济中明显的重要性，要么是因为它们最近历史或现代经济结构上的特点，要么是因为它们的经验和当今日益普遍的经济问题的解决带来希望。”(封底)黎士钧认为，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消灭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贫困；将近百年来的“世界战场”变成了强盛之邦；中国探索了一条值得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借鉴的解决农业问题的道路。邹至庄认为，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指导型经济的转变，将是本世纪末世界上最有意义的发展之一。
中国经济的世界意义，客观上要求我们将中国经济放入世界经济范围中研究，要求我们不能就中国论中国。在这点，作为旁观者的国外学者有可能比我们做得好。我们在从事经济研究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应该努力介绍、借鉴、吸取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观点、成果。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Since 1949，Oxford UniversityPress，1987，p418)
西书捃华
赵德馨/赵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