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丽斯·莱辛是位在英国文坛上一向被誉为严肃的多产作家，她用长短篇小说、诗歌、戏剧和报告文学等形式，阐发当今英国知识妇女的忧乐爱憎，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观点及心理反应，以及她们对异性、家庭、孩子等问题的看法和随着年华消逝而起的变化，但略嫌庞杂。而且从七十年代起她又移情于科幻小说的写作，因之反而妨碍了她以严肃文学作家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今年春天她出版了新作《第五胎孩子》，她的犀利笔锋又回过来针对社会现实问题了。
莱辛的父亲是个英国驻伊朗的陆军上尉，她在一九一九生于伊朗，后来又随家迁居南非罗得西亚，一九四九她回英国伦敦定居，开始她的写作生涯。第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青草在歌唱》(一九五○)，写罗得西亚白人农场主夫妇和他们的非洲仆人的故事。因为故事新颖，道人之所未道，所以一出版即颇得读者的好评。《回家》(一九五七)记述她重游罗得西亚的观感。《追随英国人》(一九六○)则写她在伦敦定居后，对英国事物的见闻。她的早期系列小说是自传体的，特别有代表性，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坛上的地位。这套系列小说总称为《暴力的孩子们》，通过主题“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反映了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英国女知识分子的自我探索；对政治信念、婚姻和儿童教育等现实问题，作了细致的剖析。这部系列小说由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战后两个风云突变的年代所组成。一九五二年出版的第一部《玛莎·奎斯特》为全书女主角的自白，叙述一位倾向独立自主的知识妇女在南非种族歧视的浪潮中奋勇前进的故事；她以洁身自好的姿态出现并进行自我探索。一九五四年出版的《正当的婚姻》，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暴风雨掀起的涟漪》和一九六五年出版的《被陆地包围》都是这同一主题的发展。最后一部《四门城》于一九六九年出版，则以定居英国后的生活为背景，结束了玛莎·奎斯特的自我探索。此后莱辛转而为青年一代创作科幻小说，如一九七五年出版的《生还者的回忆录》是寓言式的幻想小说，曾为流行一时的畅销书。但她同时也不忘写作重要的文学作品，一九六二年出版的《金色笔记》，写一个女作家企图通过她的艺术与现实生活妥协的故事；一九七一的《堕入地狱简况》，写富裕社会人们的各种精神病；以及一九七四年出版的《黑暗前的夏天》写一位精神空虚的中年妇女的自我发现等。
今年春天，莱辛出版了她第三十五部作品，名《第五胎孩子》，略述六十年代一位职业妇女海丽艾特恪守中产阶级的传统教育，重视妇德，秉身贞洁，一反流行的性解放狂潮，长期闭门孤居。在某次同行业人的社交中，偶遇一个与她志趣相同的男职员戴维·洛凡脱，二人倾谈之下，相见恨晚，当即择日结婚，并在伦敦远郊区找到一所维多利亚朝式的大厦建立小家庭，准备日后儿孙满堂，不至于拥挤在城市的湫隘公寓建筑里。为了维持一个超越他们二人收入的大家庭，他俩精打细算，作好种种准备，不到几年果然有四个儿女如意降生，室内户外顿时热闹非凡，海丽艾特则与戴维沉浸在多子女的欢乐生涯中。他们坚信欢乐的大家庭将带来更大的欢乐，虽然海丽艾特的聪颖出众的妹妹生下一胎弱智低能的小孩，也不足给海丽艾特与戴维以应有的警惕，反而责怪作母亲的当初择偶不慎与家庭不和所造成。此时英国经济情况日见衰退，郊区小镇更是失业增多，罪案四起，街头巷尾的盗窃拦劫、妓女毒贩，各种不法投机活动，更是不胜枚举日有所闻。影响所及，洛凡脱家的安乐窝也风波迭起，不得太平。
此时海丽艾特又身怀第五胎。她的健康因平日操劳已大不如前，胎儿尤其与她作对，使她日不思食，夜不安眠，似乎居宅周围的恐怖传闻和吸毒者的怪胎都将在她平静的生活中实现。这怪胎出世后果真是个侏儒畸形儿，好象来自另一星球的品种。在莱辛的生花妙笔之下，更是熟练地把这个名唤班垠的婴儿种种野性，写得逼真而令读者入神。班垠不满半岁即已扭伤他哥哥伸进摇篮中去的手腕，刚能爬行时便掐死来客所带的矮脚狗，接着又弄死家里饲养多年的老猫。海丽艾特眼看这第五胎孩子的种种野性难以教诲，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应付，她已到了精疲力竭的边缘，无力再对四个儿女进行教育；这四个儿女都已到入学年龄。这一破坏家庭和谐和四邻安宁的逆子，终日游荡街头，不服管教。除了海丽艾特之外，全家人决定把班垠送入特殊儿童教养所去。故事的高潮出现在这位当母亲的却视此畸形儿为天才的萌芽，沥尽心血把班垠从精神病院中救出，放在她一己的庇护下而宁与全家老小为敌。善良的兄姐们只得分别避居到亲友们的家里，由班垠一人独霸天下。班垠对一个名叫约翰的无业游民十分服贴，海丽艾特便把他在日间托给约翰照顾。约翰便将班垠放在轻骑摩托的后座，风驰电掣招摇过市，从此班垠成了一个十足的流浪儿。不久班垠学会了枪击和斗殴厮杀，尤其嗜好对所有人畜施以酷刑，终于参加电视上常见的兜售海洛因的不良少年行列。他离家的时日越长，海丽艾特就不少在报上读到更多的少年犯打人行凶、持枪拦劫、撬人门锁等等案件，其中也就少不了班垠一伙流氓的行迹。事情特别明显，这一伙人对于街头斗殴特感兴趣，一有机会就参加暴乱和混战，最后不是活着入狱，便是放在停尸室里待人辨认。
一九四八年乔治·奥威尔曾出版过一本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董乐山译，花城出版社)，预言一九八四年的世界末日到临，人性泯灭，一切是非颠倒的情景。如今人们正在庆幸一九八四年的平安度过，但时间过去又将五年，伦敦的街头暴行却与日俱增，并未遏止；洛凡脱家和他们的亲友圈子以及班垠和他一伙罪犯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即使爱装门面的自由民主人士掩耳盗铃似的仍寄希望于大量慈善事业和社会福利，近似海丽艾特般慈母心肠的家庭主妇们还在寻求社会道德基础的修修补补，苦心教育和训练一无所长的街头流浪儿和不良少年，以求解决他们的温饱和住宿问题。然而从《第五胎孩子》一书的故事中，读者却找不到类似或有效的答案。该书的出版人曾向作者陶丽斯·莱辛提出一个难题，问她如果她生了这样一个儿子，她又该如何处理；但是陶丽斯·莱辛却无辞以答，只能说：我还没有想出来，至今未曾考虑过。街头的不良少年，在中国也不是鲜见的；尤其可怕的是父母对独生子女的溺爱与望子成龙的思想继续在作祟。究竟这些独生子女将来会怎样，或是会成为未来的社会问题，我想如今为父母者是值得深思的。
(Doris Lessing，The FifthChild，New York，Alfred A.Knopf，133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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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