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好莱坞十人”(Hollywoodten)之外，我所最感兴趣者乃是百老汇名导演伊拉亚·卡赞(Elia Kazan)与剧作家亚瑟·密勒之间的矛盾。简单说来，他们两人都是思想进步的文化人。众议院反美活动委员会的审讯造成这两位好友的分道扬镳。卡赞抵不住压力，在反美活动委员会中“招供”，不但自认曾加入共产党，而且提供了几个左倾朋友的名字。他的行为立即被文艺界目为失节背叛，出卖朋友。而相反的，密勒则坚持他的人格完整，拒绝在议院委员会中卖友。关于密勒的忠贞品格，我曾在《亚瑟·密勒的自剖》一文中述及。现在卡赞的自传《伊拉亚·卡赞：一个生活》也已出版。我读了之后发现，我们如把这两部传记参读，对这两位美国剧坛大将间的关系便会有立体性的了解。
可是谈论密勒与卡赞，我们也不得不牵涉另一个卡赞的严格批评者剧作家丽琳·海尔曼。而论到海尔曼，我们又不得不提到另一女作家玛丽·麦卡锡。恰好市上又出了这两位女作家的新鲜传记。对美国近代文艺有兴趣者，这四部传记可以提供极珍贵的资料。
卡赞在百老汇的成名，未始不是密勒的功劳。后者的两部名剧《皆是吾儿》与《推销员之死》就是卡赞所导演的。他也导演了田纳西，威廉斯的名剧《欲望号街车》，而且把它搬上银幕。正在他的声誉高扬之时，他被众院反美活动委员会传讯。为了避免上黑名单而失去在剧界工作的机会，他“出卖”人格，提供了朋友的名字。在他新出版的自传中，他说他未受良心的责备。
可是这条路并不是易走的。卡赞今年七十八岁，他的反省所引起的当是相当痛苦的回忆。他系于三十年代作为“集体剧院”(the group theatre)的一员时加入共产党。一九五二年他在众院反美活动委员会交出了八个“集体剧院”同伙的名字后，立即引起戏剧界人士攻击，来势最汹者便是密勒与海尔曼。不过他在自传中对自己的行为无论作怎样的解释，也不能说服我们。当时密勒也曾在反美活动委员会中作证，但他拒绝卖友。今日，在他的自传中，他把卡赞形容为“那些在自命有道德而向拉票者的俗气十足公庭前卑躬屈节的人”。
密勒认为国会的那些听市委会乃是当时的反共狂歇斯底里气氛所造成。他写道：“美国的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小的，但是政府的行为好似全国即将发生流血革命。”他说，事实是，那些被召作证的人早已失去了他们年轻时对共产主义与苏联的理想主义者热情，但是国会委员会还是要诬指这些人士阴谋推翻政府。
海尔曼则在她的回忆录《卑鄙的时代》(Ecoundrel Time)中毫不留情地把卡赞列为“卑鄙之人”之一，谴责他没有勇气。海尔曼自己也曾应召作证，但她拒绝答复问题，后来她有多年不能出版著作和上演剧本，生活困苦。海尔曼自述：“许多人的生活受了摧毁，很少人援手相助。”
卡赞的结论则不同。他的基本原则是，共产主义对民主价值确具危险；他认为与反美活动委员会的合作，虽然使他不安，乃是一个好公民的必需义务。他在自传中这样解释他为何改变了拒绝合作的立场而同意提供名字。
“我早已有理由相信，党应该从许多隐匿的地方被赶出来，在光照之下受检视，但我惟恐被人骂为‘诬蔑赤色份子’不敢直言。……我做的‘可怕而不道德的行为’乃是出于我的真心。……我不知道究竟有没有伤害了人；但是我如确伤害了人，我并不安心。你只能扪心自问。”
卡赞对自己的受人批评至今颇觉愤愤不平。他指出，在那个时期斯大林仍被左翼社会目为“世界救星”，其实他是杀人如麻的大恶魔！卡赞指责批评他的人士道：“那些人对斯大林的行为从不发言。我记得那些事。我不懊恼那时我靠了另一边。”他说他是由于一项个人的经验而换边。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他属于纽约”集体剧院”中的共产党小组。小组每星期秘密开会一次，某次受党的命令决定要夺取“集体剧院”的控制。在自我批评的讨论财，他被那个共产党派来的联络代表严格批评为思想错误。卡赞事后立即退党，他说共产党显然最怕党员中有“独立思考的人”。这段话倒是与密勒所说的“那些被召作证的人早已失去了他们年轻时对共产主义与苏联的理想主义者热情”那句话，不谋而合。
我们在参读卡赞与密勒(同辈，同行)的自传时，不免好奇他们对同一事物有多么不同的看法。在初期，卡赞导演了密勒剧本，两人同时成名，关系是很密切的。两本书中都把他们的私生活与罗曼史从实叙出。有趣的一段是他们对影星玛丽琳·梦露的看法。当密勒与玛丽琳初逢时，她已是卡赞的情妇，当时在好莱坞，三人常在一起。卡赞说他对玛丽琳的初度印象是，她有“美国小镇少女的典型姣好相貌。”初见时她与一个男友在一起，但却用了“极度爱慕与完全依赖”的目光看视卡赞。在这种目光下，任何男子皆会入迷。
密勒对玛丽琳的描写却更是详尽，更具戏剧性。玛丽琳与狄迈吉奥离婚后嫁与密勒为妻。密勒对她的情感当然较卡赞为深。他简直把她形容为十全十美的例子。他说他不能将她放置在他所知道的任何世界中。“好像一颗在海洋上轻浮的软木塞，她可以在世界的那一边开始她的旅程，但也可以在一百码外的海滩开始。”
某次，密勒与卡赞在后者的郊区家中相会讨论国会反美活动委员会听审一事。在这里，两人的记忆就有不同。卡赞说他们系在他作证之前相会，因为他要先告密勒，他决定与委员会合作。密勒则谓两人相会系在卡赞作证之后。卡赞说，他的与官方合作的理由是，他既对共产主义不具信仰，何必来保护其他共产党朋友，而毁灭自己在影剧界的前程。密勒记述说他记得卡赞为自己作辩护的“令人沮丧的逻辑”，但是他表示不同意，并指责卡赞“在必要时也会牺牲了我”，意指卡赞也会将密勒在早期与共产党接触的事实告发。密勒在自传中写道：“我对他颇感同情，但同时我也惧怕他。我感到一阵哀黯，悲伤，闷抑。”据卡赞说，此后密勒常在街上避开他，在背后说他坏话，从不与他直接交口。他写道，“我绝不能对他有什么友情。我可想象他对我也没有。”
至于海尔曼呢？她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一九五二年时，她与卡赞在普拉扎大旅馆曾作简短的相会，当时卡赞结结巴巴的很不自然。后来她接了一个电话，才得悉卡赞要变节，于是立即借故离席。卡赞也提及此事，但未形容自己“结巴”，说是他对海尔曼如对密勒一样的解释了自己的立场。他描写她的反应：“丽琳好象一条盘<SPS=1663>的蛇一样的缄默。我相信她要把我目为‘歹角’。丽琳一定要在有人可以憎恨之时，才对生活有了解。”
伊拉亚·卡赞在五十年代是百老汇第一号名导演。他所导演过的名剧除了本文上面所述三个之外，尚有《热铁皮屋顶上的猫》，《青年甜鸟》，《楼梯顶上的黑暗》，《我们牙齿皮》，《茶与同情》等等。而他在好莱坞所导演的名片则有《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伊甸之东》，《札巴达万岁》(墨西哥革命家)等。年轻时他是演员，中年时他是导演，老年后他成为畅销小说作家。他对生活的戏剧感是天然的，而他的自传也富有戏剧性。他是出生于土耳其的希腊裔移民，因此他的生活史成为一个动人的美国成功故事，他幼年来美，曾在耶鲁戏剧系求学，很可能与黄佐临同过班。自耶鲁出来后他就加入纽约的“集体剧院”，他的戏剧性生涯就此开始。
在经济大萧条期间，“集体剧院”是最具革命性的实验剧团，所谓“方法”(method)演技就是那时产生的。“方法”是根据苏联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三十年代，上海也出现了实验剧团；当时中国话剧界的理论家是郑君里，他曾翻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技理论。我在此顺便提出这些，只不过要借此再度声明，中国的现代戏剧并不是在密勒将《推销员之死》搬上北京舞台后才开始的。
卡赞既是美国当代大导演之一，他的自传中便满是对于导演技术的讨论。这些材料对研究戏剧者非常有用；他会讨论舞台面的构图，演员的位置，动作，步调与节奏等。不过他的专长是现代剧，对古典剧如莎士比亚作品就不知所措。他又自承不能处理音乐喜剧或宏伟场面的戏剧。他自我检讨说：“我只是一个平庸的导演，但是当一个剧本或一部电影触动了我的生活经验之时……我确有勇气，甚至是大胆的。我能向演员们说戏……唤醒他们的潜在才能，演得更好。我有强烈的、甚至暴猛的感情，这是我的资本。”
说到导演技术，卡赞指出了舞台与银幕之间的不同。例如，银幕的时间意识与舞台的时间意识；舞台的时间是连续的，一气呵成的：银幕的时间却是断断续续的，可伸可缩的。对演员而言，舞台演技与银幕演技之间也有不同。卡赞所导演而得金像奖的影片都寓社会意识。《码头风云》揭露了美国工会组织的腐败；《君子协定》暴露了美国社会的反犹太歧见。他终于发现戏剧并不是“集体创作”，因而离开了受共产党控制的“集体剧院”。其实卡赞的党籍只历时一年有半(一九三四——三五年之间)。他退党之后的左倾思想则未变。
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五二年，其间有十七年的时间。卡赞被众院反美活动委员会召唤时，开首拒绝举发共产党朋友，最后终于在黑名单的威胁前屈服。另一个“变节”者是克立福·奥达茨，一向被目为当时的“大无畏的叛徒剧作家”。奥达茨后来默默无闻，卡赞却继续他的辉煌影剧生涯，时间治疗了伤痕，许多当时与他绝交的朋友后来恢复了交情——除了密勒与海尔曼。
丽琳·海尔曼的新传记作者卡尔·鲁里逊(Carl Rollyson)乃是纽约巴鲁克学院的文理学院副院长。两年之前，我已读过威廉·赖特所作的海尔曼传记。历年来我也曾写过不少篇有关海尔曼的文章。我们对她生平已有相当的认识。不过这部新传记确透露一些新的材料。
例如，海尔曼是不是众所传说的僵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她对卡赞的批评是不是过分武断？这部传记首次透露，海尔曼虽未公开承认，但她确曾加入共产党，时间是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年。不过她不一定是个盲目的斯大林信徒。当斯大林与希特勒于一九三九年订立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世界许多左倾思想者对他们的信仰起了动摇与怀疑，海尔曼却公然采取美共的支持苏德条约的立场，可是她于一九四一年所上演的名剧《守望莱茵河》则完全是反纳粹的，并不遵照当时共产党的路线。
此书的另一个引起读者兴趣的特点是作者对海尔曼个人生活以及她对异性吸引力的纳闷。在此书之前，鲁里逊曾写过玛丽琳·梦露的传记。他在浸迷于这位美艳影后的生平之后，显然很难了解这位其貌不扬的女作家为何能够吸引这么多的情夫？他与侦探小说作家达歇尔·海默特的长期同居关系当然是众所周知，可是与她同居的情夫的众多(包括作家、新闻记者、政治家)却使鲁里逊纳闷。这本传记并首次透露她与一位外交官的罗曼史毁灭了后者的前途。时间是一九四四年，地点是莫斯科，外交官名约翰·马尔贝，驻于当地的美国大使馆。海尔曼当时在莫斯科采访，两人一见钟情发生关系。马尔贝甚至愿意与她结婚，后来因为政见不同而作罢。但是由于海尔曼的亲苏表态，国务院怀疑马尔贝向她透露外交秘密，把他革职。
认识海尔曼的人都认为海尔曼对男性具有强烈吸引力并不奇异。海尔曼虽然其貌不扬，但谈话富有魅力，而且对男性常取主动。她是个女权主义者，她的主动的追求很使男性受宠若惊，容易上钩。
海尔曼于一九八四年逝世时年已七十九岁，死前虽眼光不灵，长期卧床，探视她者仍可深感她的魅力。她临死前的唯一遗憾是当时法庭对她所起诉玛丽·麦卡锡一案尚未作判断。
玛丽·麦卡锡新传记作者名卡洛儿·盖尔德门(Carol Gelderman)，乃纽奥连斯大学英文系教授。她曾写过一部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传记，因此她的挑选一位女作家作为她的第二部传记的主题，其奇特处与鲁里逊写了梦露传记后挑选海尔曼为次部传记主题相似。不过麦卡锡尚在世，这部传记的最大优点是作者得能与主人公访谈，并在搜集资料方面得到传主的协助。但这并不是说作者所写的都要经过主人公的同意。
我前曾数度报道海尔曼与麦卡锡之间的争端。一年之前，我也曾为文评介了麦卡锡的自传《我如何成长》(《有骨气的玛丽·麦卡锡》)。任何麦卡锡的传记当然不能忽略这两位美国文坛上左翼女将的相斗，麦卡锡是位反斯大林的敢言者，她于一九八○年在一个电视谈论节目上公然批评海尔曼文章中“每一个她所写的词都是谎言，包括冠词在内”。海尔曼向法庭控告麦卡锡诬谤。直至原告于一九八四年逝世，麦卡锡花了时间与金钱搜集证据。对这件诉讼案的看法，麦卡锡的评论完全合于她的刚愎性格：“如果有人对我说，不要触犯丽琳·海尔曼，因为她会向法庭控告你，这种警告不但不会阻止我，反会鼓励我。我要她在法庭败诉。我要她活着看到结果。”
两位女士(同辈，同行)虽皆是思想左倾的。麦卡锡早已在一九三七年在《党派评论》写文章时对斯大林作为不以为然，而海尔曼则是较为正统的亲苏派。我在这里不再赘述麦卡锡的生活详情；她的几部小说几乎都是自传性的。我拜服两位女士的社会正义感，但更敬慕麦卡锡的坦白敢言态度。她从不在一件有争论性的事件前畏缩，而她在越战时期所发表在《纽约书评》双周刊的几篇反战文章仍被我认为是最精湛、最具理性的。麦卡锡的另一个受我敬服的大胆立场，是她攻击女权主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她的批评也许引起青年妇女的反感，可是有谁敢说玛丽·麦卡锡不是女权运动的先锋？
麦卡锡目前与她的第三任丈夫詹姆斯·韦斯特在巴黎定居。这部新传记使我遗憾的是没有把她在巴黎的生活，她与法国作家的接触，对法国文化的看法，特别是她对萨特与西蒙。德波娃的意见记述下来。好像，这部传记把主人公的后期思路完全忽视了。
本文题目是《四部传记，两个时代》。四位作家都是同一时代的思想进步人物，但不是志同道合的亲切朋友，密勒与卡赞的分道扬镳，海尔曼与麦卡锡之间的敌意，可使我们看出四、五十年代美国文坛的错综复杂。在今日的八十年代保守气氛中，我们在文坛剧坛可以找到那些有这么充满了个人特性，多采多姿的人物吗？
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
西窗漫笔
董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