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洋洋数十万言的两卷本《短缺经济学》比起来，《突进与和谐的增长》不过是一本小书，它只有近八万字。但却是科尔内教授论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问题的一部专著，其中所涉及的理论课题之重大和富于启示性，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是不多见的。无怪乎教授在一九八五年首次访华时就置“王婆卖瓜”之嫌于不顾，竭力向他的中国同行推荐。
突进：发展作为主题和压力下的选择
世界历史进程的不平衡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划出一条鸿沟，直至今天，这条鸿沟还在继续扩大，尽管它决不是不可逾越。过去东方人还可以用相对发达的古代文明来抵挡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以求得某种心理平衡，今天他们无论如何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他们必须正视现实：他们引以为荣的古代文明衰亡了。东方人有了强烈的失落感和紧迫感。竞争的压力，生存的危机同样是中国必须回答的挑战。对于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后现代化国家，发展是最紧迫的主题。增长率是我们时代的偶像，更多、更远、更快、更富是当今社会的座右铭。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从北京到巴西利亚，从曼谷到新德里，每天都在算计着财富的增长。
科尔内教授把“突进”作为这种令人激进的赶超进程的一种模式提出来，真可谓一针见血。科尔内教授认为，“突进”是与和谐相对立的一种“理想类型”(按马克斯·韦伯的术语来解释)的增长模式，它以牺牲、延期和忽视为代价，达到强制增长的目的。“突进”有它自己明显的特征：要求现在正在工作的这一代人作出巨大牺牲。但不仅是他们，它也给将来增加了负担。它延迟了消费方面的投资工作，在消费资本形成上造成欠帐。因此，很可能是，实行突进的强制增长的国家比人均产业相同但较少采取突进方式的国家，其消费资本要少得多。
在突进中，质量落后于数量。
正在突进的经济中，没有足够的储备，适应性变动不够灵活和迅速。在一些领域中，存在着原材料、能源、零配件、生产能力和劳动的短缺。短缺的状况导致强烈的紧张气氛(见本书第81—82页)。
在为突进造完像后，科尔内教授接着对突进的原因和动机作了十分精彩但却简练的分析。他指出：“对于贫困落后的国家，赶上发达国家不只是权迷心窍的政治家的口号，也是成千上万人真诚的愿望。”而伴随现代化进程的威胁感和危机感又为选择突进制造了新的契机。突进实际上是一种压力下的选择！它是人类对环境挑战作出的最直接最简单的回答。在苏联如此，在中国亦然。是的，谁能忘记苏联的工业化呢？谁又能忘记中国的“大跃进”呢？一部充满血与火的历史使斯大林懂得，和谐的增长将是对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生命的忽视。这位历史人物在突进与和谐的增长之间选择前者是基于现实的抉择。因为斯大林要保护的不只是主义，而且包括整个俄罗斯民族(作者无疑不想在此评述这位历史人物)！
同样，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落后就要挨打”也是用极其惨重的代价换回的极简单的经验。近代以来，摆脱一穷二白，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一直是中华民族先进分子梦寐以求的理想。民主革命胜利使集中全民族的意志来振兴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成为可能。伴随新生而来的无数不现实的梦幻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与那个极具自信心与成功意志的伟大的浪漫气质结合起来，开始了共和国建设狂热的凯歌行进时期。初步的成功使富强的期望急剧膨胀，理性在突进的隆隆声中被碾碎了。这个迷信神话的民族在“三十年赶上英国，五十年超过美国”的新世纪神话的引导下，就象一个醉鬼跌跌撞撞地走向未来。科学在神话面前苍白无力。为了圆满，人们竟然昧着良心制造谎言，开空头支票，说大话假话，放卫星，弄虚作假。正是出于发展和富强的愿望，我们曾经自己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可怖的深渊。
突进之所以成为现实的选择，一方面的原因是现实环境提供了选择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是因为突进本身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因为突进可以带来比和谐增长高很多的增长率。科尔内教授在比较突进与和谐时指出：“‘纯粹’突进方式同‘纯粹’和谐方式相比将会表明，前者的增长率比后者更高。”事实上，我们不能不看到，苏联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二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之路。一九五○年，苏联的社会总产值比一九一三年增加了十七点二倍，其中工业总产值增加了十二倍。工业中生产资料产值增加高达二十六倍，社会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七点八倍。我国即使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空前的劫难，也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建立了一个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不能不算是奇迹！
生活的逻辑：作为代价的牺牲、延期和忽视
必须注意到，“突进”这种增长模式需要付出特殊的代价——牺牲、延期和忽视。所谓“牺牲”、“延期”和“忽视”是科尔内教授提出的一组新的概念，都是为在近期内达到非常高的增长率可以采用的积累方法。“牺牲”指“现时较少的消费，代之以较多的投资”，也就是说，经济行为主体永远放弃一种不会积累的需求满足，如少吃黄油，将节余出口换汇，用于扩大再生产。“延期”则意味着经济行为主体暂时放弃应属于现在的消费形成，但决非彻底放弃，只是行为延迟，如建筑物消费资本的积累。“忽视”是三种积累方法中代价最大的一种，它主要与人类智力过程有关，指的是经济行为主体“以这样一种方式放弃现在的消费(流量)和现在消费资本的形成(存货形成)。这种方式不仅意味着未来的负担，而且导致直接损失”。比如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长期忽视教育事业和教师的培训，造成了内乱结束后人材奇缺的状况。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三者的关系：“并不是每一次牺牲都要求一定的延期和忽视，但几乎每一次延期和忽视都要求牺牲，即使牺牲正在作出。如果延期过分拖长，那么每一个延期迟早都会转化成忽视。”(第67页)实质上也就是说：“近期增长率的增加，不仅可以以现在的消费为代价(牺牲)，也可以以未来作为代价(延期、忽视)。”
这三种积累方式及其后果在苏联和中国都大量地存在。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长期剥夺农民强制积累，牺牲了农业，忽视轻工业，造成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农业、轻工业的落后阻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正常提高，以致在低收入的条件下，消费品仍然匮乏。苏联可以有许多足以摧毁世界的导弹，可以有载人宇宙飞船，先进的航空母舰，但苏联普通公民却没有彩电、冰箱、汽车，甚至连香烟、肥皂、鞋袜等生活必需品也供不应求。排队、抢购、配给是日常生活的三部曲。
在这方面我国比苏联也好不了多少。建国三十多年来，生产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但人民的工资可以一成不变，生活水平可以依然如故，卫星可以上天，原子弹可以爆炸(我并不反对中国发射卫星，制造原子弹)，但基础工业如交通运输、能源、材料等捉襟见肘，已成为国民经济成长的瓶颈产业。长期对教育工作的忽视和对知识及知识分子的歧视，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于是有令人顿足垂泪的《神圣忧思录》，呼之欲出的教育危机，令人心寒的知识和知识分子贬值，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里必须指出，照科尔内的逻辑，共和国过去几十年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从经验学上来讲几乎没有意义。表面上我们是在为一个宏伟、幸福的未来作牺牲，实质上不过是在为这个民族的历史付出代价，是为我们这个民族过去几千年中那腐烂发臭的封建独裁、专制的社会体制的封建意识付出的代价。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过去作出的牺牲确实不少，但真正科尔内教授阐述意义上的“牺牲”太少。传统文化中典型的论资排辈思想与“牺牲”相结合产生的是大量的延期和忽视，这就使我们今天面临更加巨大的挑战的压力。住房问题、职称问题、工资问题主要是被积累下来到今天来付账。不恭敬地说，“讨债心理”现在已成为整整两代人最真实的心态，它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遇分房子，评职称，加工资等涉及权与利的问题，那些过去因为“延期”和“忽视”作出牺牲的人都会振振有词，据“理”力争。“我是老干部了！”“我已经工作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们还年轻，好日子还在后头”，就成了绝大部分人最有力的挡箭牌。这样，论功行赏的功绩制在实践中扭曲而为论资排辈，平均主义。成本付出了，却没有任何刺激起来的收益，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些是理所当然，欠账还账嘛！
说句实在话，在民主革命胜利前中国还从没有为自己的发展付出过真正的代价。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等一系列的战争和内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为他人作嫁衣，是他国转嫁国内危机使然。现代化的代价是沉重的。每一个对资本主义发展稍具知识的人都知道，资本主义的繁荣正是通过巨大的民族牺牲特别是为数众多的普通百姓的牺牲为代价的。从最早的“三角航行”，“圈地运动”到童工剥削、装配线生产，几乎都可以看到皑皑白骨。更不用提资本主义国家转嫁国内危机，对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残酷压榨和盘剥了。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它的每个毛孔都充满血与泪。可以说，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每一个铜板中都有一个怨屈的幽灵。当此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国人都已不屑于作出牺牲，大家都在经商，大家都想赚钱，进而拚命享乐，从老年迪斯科到少年霹雳舞，中年青年气功热，到处<SPS=0817>漫着一种世纪末的情绪，大有路易十五所谓“我死以后，管它洪水滔天”之气概。这些与这个时代极不合拍。现在，已经有必要重温一下那位曾经困扰这个时代以至今天尚有余音的伟大哲人的话：“请你们扪心自问，建立每一种理想在地球上要付出多少代价？人们作过多少次诽谤并且多少次不承认现实？多少次践踏了良知？又需要让上帝作出多少次牺牲？要制造圣物，就需要消灭圣物，这就是规律。请向我指出这一规律有哪一回不起作用？”(尼采，转引自《权力学》第569页)
和谐：对增长的重新认识
与突进相比，和谐增长则强调促使经济在平衡和协调中发展。“和谐的灵魂对经济中的比例失调和不平衡感到忧虑和不安。”(第12页)科尔内教授认为，“和谐是经济增长的一种可能具有的特征，它是增长的各个局部过程之间的一种能动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满足了和谐的某种要求。”也就是说，“和谐”是与经济增长的内部要求和人类社会的消费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在指出和谐要求形成的原因之后，科尔内教授进而对和谐进行了系统的定性分析，简洁明了地阐述了和谐增长对经济运行的十二点要求，包括提高消费、有刺激力的和平等的收入分配、保险、自由施展才干的机会和流动性等。应该说，教授的定性分析还不完善，“相当粗糙”，但他对具体指标的阐述和分析却入木三分，发人深省。比如，他提出，“自由施展才干的机会”的要求，要求“在与社会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必须给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以发挥才干的机会。应该为他开拓所有的道路：家庭出身或遗产不应当成为一种特权或无法补救的不利条件，每一个人都应当从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第39页)在论及“流动性”的要求的，他指出，“只有当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毕生束缚于最新的职业和资格水平的时候，社会才是开放的。”(第40页)
但是，和谐“并不是一个离开经验判断的纯粹客观的范畴”，“不存在永久的，在任何时候和在每个国家都有效的和谐比例”。“和谐是一种动态的要求，它与各个部门，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的一成不变的固定比例是不相容的，而是需要根据确定的规则随时间变化的比例。”显而易见和谐增长为经济增长提出了一种新的模式。和谐并不意味静止和停顿，而是在运动和不断的变化，面对和谐增长的选择，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增长问题并不是一个速度最大化问题。增长的和谐与速度同等重要，不存在一个从属于另一个的问题。”(第56页)在这里我们
必须清除一个错误的认识，即把计划经济与速度简单联系起来，认为计划经济与和谐增长格格不入，似乎只有市场才能促进和谐增长，甚至因此提出抛弃计划经济，引入市场经济。这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站不住脚的。情况恰恰相反，计划经济与和谐增长是可以调谐的，真正科学的经济计划可以与和谐的灵魂协调。“真正和谐增长是由明智的计划推动的”。(第25页)“完全依赖市场的人希望只是事后向他自己的内在的经验学习。如果市场通过特定的信号系统指出相对价格和利润发生变动，这时(也只有这时)比例才变化。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呢？”(第126页)
发展：由突进向和谐转轨
如果我们把过去几十年(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同科尔内教授所提出的和谐要求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我们过去选择的发展道路是典型的突进增长模式。虽然和谐的增长是一种理想结构，“它的纯粹形式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实现”，但是，实践中我们还是能够把和谐增长与突进区分开来。可以说，目前我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由突进向和谐转轨所作出的大胆尝试，我们准备满足和谐对经济运行提出的要求。
由突进向和谐转轨是整个发展道路选择的重大改变。这种改变光有美好愿望还不行，还必须在实践中采取重大步骤，要有代价观念。科尔内教授在谈到转轨时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它(指一个国家)不仅要选择较慢的轨道，而且在转变时期，外加的刹车影响是不可避免的。”(第105页)“(经济)活动和资源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组合。”科尔内教授这里涉及的转轨与增长率的矛盾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改革与发展的辩证关系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决心以和谐增长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的话，那么在转轨时期就必须作出牺牲——降低改革时期经济增长的速度。用我们的话来说，也就是必须消除经济增长过热，为改革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应该说创造这样一种环境是可能的。紧运行无疑会加剧改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延缓改革的进程。那种所谓改革时期高速度比低速度好，有速度比没有速度好的论调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要知道，欲速则不达！实践中我们已经看到，正是因为处理不好改革与发展这一矛盾，我们的改革步伐显得有些胆怯和笨拙。在这里，我们不妨从科尔内教授的诤诤之言中吸取某种教益：“我们对转变应当有确定的观点。让我们作出逐渐但连贯地理顺经济进步前缘线的计划：让我们为自己规定一个完成转变的最后期限——即使这个日期很遥远。”(第109页)历史也告诫人们，在抉择的关头，除了睿智之外就是意志。如果目标已定，就当奋力以行。
(《突进与和谐的增长》，〔匈〕亚诺什·科尔内著，张晓光等译，经济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版，1.50元)
王正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