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诸子百家”中，东欧学者地位独特。除了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一般而外，他们的特殊地位(这种特殊之一表现为，若干东欧国际愈益强调自己的“中欧”属性，就象他们的地理位置一样)使其经济理论比较具有“居中”、“混合”的性质(中欧性质？)，并在混合与交融中形成经济学的一种潮流。
在东欧经济理论界影响较大的经济学家有：波兰的奥·兰格、米·卡莱茨基、弗·布鲁斯，捷克的奥·锡克，南斯拉夫的爱·卡德尔，匈牙利的亚·科尔奈等。对他们的著作的评论文章已经很多，这里，我们的兴趣主要在于他们的著作所体现出的东欧经济学的趋势。
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是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的先驱者之一。兰格首先在理论上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生产高效率上的合理性在三十年代进行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争论就是以此为背景的。以米塞斯、哈耶克、罗宾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合理性提出诘难，他们或者根本否认社会主义存在着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或者虽承认理论上的可能，但完全否认其现实性。在支持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中，兰格最为著名。此时，兰格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书中，他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独特见解。指出，在(1)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使边际成本等于计委确定的价格，(2)企业把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直到每一美元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相等的条件下，则通过计委这只看得见的手对价格的调整，就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同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达到的状态一样。虽然兰格模式在经济信息收集、传输，企业活动的动力与刺激问题等方面不无疏漏，从而使该模式具有很强的理想化色彩，但他致力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开拓性贡献却是意义巨大的。四、五十年代以后，兰格先后完成了《经济计量学导论》、《最优决策》、《整体与局部——系统行为通论》、《经济控制论导论》等著作，全面探讨了一般经济理论对于解决社会主义经济资源配置、经济控制与经济计划问题的作用，在“社会组织和制度对稀缺资源的管理方式和方法的影响”这一总标题下，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兰格理论。
兰格的理论之所以著名，除了其理论价值之外，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一，由于波兰革命前所受的正统西方经济学教育，加之久居西方，兰格对于西方经济学造诣颇深，这使他掌握了一种有用的和有力的分析工具。由于广泛运用了这套成熟的方法和工具，兰格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便获得了一种“西方化”的形式。形式固然是从属于一定内容的，但一旦失却了某种最为恰当的形式，其内容也会丧失贻尽。正因为这种形式，兰格理论才与西方的讨论者有了共同的交流基础，从而也比“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率就是比资本主义高”之类的看似气壮如牛却不知所云的空喊有力得多。二，兰格理论的价值，还与其内容密切相联，即，在兰格的著作中，经济运行与资源配置等实用性理论始终是他关注的中心。三十年代，他在美国大学任教期间所关注的是关于资源有效配置的一般经济理论(这期间，他写了《利息率和最优消费倾向》、《价格弹性与就业》等有影响的论文)。四十年代回到波兰以后，他仍未改变自己经济研究的方向，在专注于现代经济理论引入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这时候他写了《计量经济学导论》、《最优决策》、《经济控制论导论》等著作)，兰格还通过三卷本的《政治经济学》致力于“把标准的经济推论同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发展的理解这种宽广的结构加以融合”的尝试。兰格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的探索贯穿于始终。在逝世前几年写的《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的展望》一文中，他写道：“这类有助于解决重要实践问题的工作在目前被认为是特别重要和需要的……恰好要在科学研究工作与经济的指挥和管理的实践之间的接触中，寻求我们经济科学目前面临的任务的答案。”
兰格的经历和著作强烈地表明了他作为谙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领域的“两栖经济学家”的地位。使他同卡莱茨基一起在“融东西方于一炉”的工作上共领风骚。从这个意义上说，奥斯卡·兰格是真该荣获经济学的“奥斯卡奖”的。
与兰格同一时代的经济学家弗·布鲁斯则以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向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吹进了一阵清风。
一九六一年初版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虽然篇幅不大，看上去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在以市场化为方向的经济改革在各国尚未正式开始的五十、六十年代之交，在大多数经济学家还在热衷于商品货币关系存在与否的时候，这本小书确开了风气之先。
布鲁斯所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是否有运行理论的地位以及应有什么样的地位。在布鲁斯看来，由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没有系统的运行理论，在关于运行问题上存在着种种误解，特别是经济改革对于运行理论这一“低层次”科学的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运行理论是当务之急。他写道：“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并没有涉及这些问题，它不是资本主义下合理的经济运行的科学。然而，在社会主义下，经济学必须处理这些问题。”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这种认识，他才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经济运行理论的研究上来。
从理论本身的内容来讲，布鲁斯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特别是“分权模式”精辟见解。他的观点为以后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匈牙利模式”，提供了理论范例。然而，从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来看，即使没有分权模式，布鲁斯的贡献仍然是巨大的，因为正是布鲁斯的“一石”，激起了经济运行研究的“千层浪”。他的书很快被译成近十种文字广为发行。到今天，连最刻板的经济学教科书也不得不弄一章“运行理论”来装点门面了，这其中当然有布鲁斯的贡献。虽然他并未完成使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学从“进化论”向“运行论”的转变，但却朝此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南斯拉夫理论家爱德华·卡德尔是以《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确立了他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地位的。
书中，卡德尔用了大部分篇幅证明传统的国家所有制的弊病，阐发自己的所有制理论。然而他恰恰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来批判传统。他指出，传统的以国家政权为中介的公有制形式违背了其设计者的初衷，无助于实现马克思的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据此，提出了摆脱国家政权中介，让劳动者直接掌握生产资料，使“劳动与社会资本一体化”的社会所有制理论，并依据这种理论建立了工人自治生产方式。
这种工人自治生产方式的确立是以复归马克思的理想为初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并没有超出某种“框框”。卡德尔的经济理论，从其背离斯大林理论来讲是最“异端”的，但他所信奉的“回到马克思”的观念和整个经济理论构架，却又是最“正统”的。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工人自治一出现，就蕴含了失败的因素。
南斯拉夫自治制度下特殊的经济运行机制与行为方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理论上也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工人同经理(劳动与资本)合而为一的情况下工资对利润的侵害、人均收入最大化目标下企业对非劳动投入的偏爱和劳动力的闲置、企业的非最大化生产行为等等，以至于一些“不安分”的西方经济学家，根据南斯拉夫的经验，创立了精细得多的工人自治体制的经济学(如本·沃德的《伊里利亚的企业：市场工团主义》、雅·范尼克的《工人管理的市场经济概论》等)。至于南斯拉夫经济学界，当它完成匡谬误、正视听的工作后，当这种体制在实践中显得不那么美妙的时候，南斯拉夫人终于开始从运行细节、从企业、从微观角度进行研究了。从自治理论的不成功的实践来看，关于任何一种体制的理论，都少不了微观分析与运行分析这一篇。
最近几年在中国最为走红的东欧经济学家(也许是最为走红的外国经济学家)要算是匈牙利的亚诺什·科尔奈和他的《短缺经济学》。现在再谈科尔奈并非是我想在此“炒冷饭”，而是既然是谈东欧经济学，就不能不谈科尔奈。
以短缺理论为中心的科尔奈经济理论，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斯大林模式)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其角度的新颖与分析的深入，恐怕是前无古人的。他在这方面的功绩值得大书特书。不过，平心静气地想来，短缺理论要旨何在？它不过是对过去的一种既成状态的说明和解释。同许多试图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想模型的经济学家来比，科尔奈的工作算不上多么恢宏的伟业。然而，科尔奈的工作之所以没有因“向后看”而黯然失色，反而比各种各样的理想模式更有价值，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分析方法本身。
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东欧)的经济学著作长于描述，疏于分析，甚至说不上有严格意义的经济分析。按照熊彼特对“经济分析”所下的经典定义中的三要素法，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既无“理论”，也无“统计”，只有一些被歪曲了的所谓“历史”，没有分析，只有描述，对传统体制的批评采用的也是传统方法。所以，尽管批判传统体制的文章作了很多，但对传统体制的分析却很少，对于传统体制究竟是怎样运转的，经济主体的决策、动力，信息结构如何，宏观经济问题的微观基础等等，都未完全明晰。科尔奈研究的特点在于，他恰恰是在一种成熟的“理论”框架(微观经济理论)内，结合匈牙利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运用数学等“统计”工具，“分析”了传统体制的细微之处，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上述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学中的分析少，实证分析更少，经济研究中多有类似于“主题先行”的倾向，先确定某一论点，再从马列原著和经济实际中寻找证据。而在科尔奈的著作中，其分析方法的实证色彩却是十分鲜明的。他并不急于下结论、出对策，而是从实际情况入手，以弄清问题“是怎样”为目的本身。这对于那些希望能尽快用理论指导实践的研究者来说可能不够“功利”，但从不真的弄清旧体制就无法设计新体制的意义上讲，对社会则“功利”得多。正象科尔奈本人在为《短缺经济学》中译本写的序言中说的：“如果对究竟需要改变的是什么没有深刻的理解，那就不可能坚定不移地使经济转向保证计划与市场更好结合的体制。”“本书试图对现有的体制进行分析，而不是提供理想的、还不存在的体制的蓝图。但是，理解现实总是准备变革的第一步。”
的确，科尔奈提给他自己的任务是对旧体制进行实证分析，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同时，他还完成了更有意义的、开社会主义经济学实证分析之风的任务。近几年国内实证经济研究的中兴，应该说，至少部分地得益于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
一旦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分析取代了说教式的空泛议论，那么在研究者面前马上就会出现疏于运行分析、实证分析、微观分析的问题，而这些，恰恰是兰格、布鲁斯、科尔奈等人的特点。
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表明，新学科、新观念、新思想的产生，往往在各门科学的“结合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如此。那么，在经济学内部，东西方两大体系的交融，当会为经济科学拓展出新领域，产生出新的分析方法、新的思维方式。而这，无疑需要一大批象兰格、卡莱茨基、布鲁斯、科尔奈式的两栖经济学家。东欧提供了先例。
东欧经济学实现了经济分析从规范向实证的转变。这以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为代表。规范研究从价值判断出发，注重研究“应该是怎样”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应该具有什么优越性，经济体制应该如何，经济发展应该具有什么特点等等；而实证研究则从经济运行的实际入手，研究它“是怎样”，而不涉及这种状态的好坏优劣问题。就整个体系而言，西方的宏微观经济学却是实证的。在经济学中，实证方法的发展远比规范方法成熟。以规范研究的典型“福利经济学”为例，由于它过多地涉及“是”与“非”的价值标准问题，由于它的任何判断都是以作者的某种价值观为假设前提的，因而从中推出的结论，在另外的价值判断下就会面目全非。正是由于价值判断的难题，福利经济学领域虽然聚集着许多当今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大家(如肯·阿罗，保·萨缪尔森、阿·伯格森等)，其发展却一直不如人意。
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从研究方法上分，应属于规范之列。它所阐述的理论，诸如各种规律、原则，都只能被认为是“应该如此”的理想。正因为这种规范的理论同现实的“两张皮”，因而中看不中用，便免不了被现实弃之一隅的命运。要想使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能“中看又中用”，它首先要能对经济现实到底如何、何以如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这就需要大大强化实证分析。以科尔奈短缺理论的风行为标志，几年来，实证分析之风渐渐吹进了我国，终于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以企业行为分析为中心的，“经济行为实证研究”的热潮和诸如《国民经济成长新阶段与农村发展》这样的实证研究的力作。
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作为经济分析的两种方法，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经济层次。一般而言，规范的方法更适用于宏观研究，而实证方法则以微观分析见长。所以，伴随着实证方法的是微观研究的潮流。这是我们从上面几位东欧学者的研究中感到的经济学发展的又一趋向。
以规范分析为特点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实际上仅涉及宏观经济层次的问题，整个微观部分——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都在“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同整个社会利益协调一致”的假设下被一笔带过，然而，实践证明，这些假设并不都是成立的。企业和个人的微观行为(生产行为、消费行为等)不仅最终决定着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而且往往左右着宏观经济政策的提出。仅以中国当前的情况来说明。价格改革和经济总供求的调整是一项宏观政策。但消费者自有他的预期：三千多亿的银行存款总是在你最不希望它出笼的时候出笼，使价格改革畏首畏尾，举足不前。同样，企业的所谓“下有对策”，只要不违法，就是合理的预期行为。一项宏观的政策由于企业的对策而失效，并不能归咎于企业的不合作，而只能说明决策者的无知与无能。可见，不研究消费者的行为和预期行为不行，不研究企业的行为和预期行为更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尔奈对于企业行为的研究，布鲁斯对三级决策，特别是企业决策与家庭决策的研究，锡克对于企业和个人经济活动以及宏微观协调的研究，南斯拉夫理论界对于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及其运行方式的探索，开创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代新风。
我以为，上述东欧经济理论发展所显现出的“实证性”、“微观化”和“综合性”趋势，代表了今日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主潮。
几年前，我和几个同事曾经就经济学家的“科学家性质”和“技术专家性质”进行过一次讨论。其意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应该成为生产新思想、创造新理论的科学家，还是长于解决具体的经济运行问题、长于“操作”的技术专家。彼时彼地的理论氛围使前者占了压倒优势。现在想来，未必尽然。理论家当然需要，“实践经济学家”同样需要，出于矫枉过正的考虑，可能更需要。实践经济学家并不创造新的理论和思想，但却可以熟练地运用已有的理论，根据实际情况，准确地判断形势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保证经济的良性运转。须知，由于有人活动于其间，经济生活中的规律并不那么严格、一贯，很多时候要凭经验和感觉，这种控制经济运转的经济学家因而也是“经济艺术家”。日本经济的发展在战后可谓首屈一指，然而日本并没有产生过多少世界级的大经济学家，就象日本虽然技术发达，但并没有多少贡献于理论发现的大科学家一样。这种情况在科学上被叫做应用科学对理论科学的优先，相应地，是否也应该有应用或实用经济学优先发展的潮流？
至少今天，在我们这里已经可以感到经济学研究“实证化”、“微观化”、“实用化”之风了，虽然还微弱。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波］奥·兰格著，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三月第一版，0.75元；《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波］布鲁斯著，周亮勋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七月第一版，0.79元；《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南］爱·卡德尔著，王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0年二月版，0.44元；《短缺经济学》，［匈］亚·科尔奈著，李振宁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四月第一版，(上、下册)4.60元。)
王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