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前非常关心美国。除了评论南北战争，预言美国经济大发展，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达十年之久，他还在一八五0年前后认真考虑过移居那个“最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亲身考察并验证自己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提出的著名设想——那个国度里“朝气蓬勃而又狂热的物质生产运动必然将造就一个它自己特有的新世界”。
马克思未能成行及未留下系统的专论，这对众多敬重他的美国学者来说确是一桩历史大憾。而在他之后相继旅美并写出经典论著的德国思想家里，象韦伯和桑巴特(分别见《新教伦理》与《美国为何没有社会主义》)这样的一流大师又无意在这思想空气稀薄的国家定居。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希特勒排犹反智，才神差鬼使地给美国人送来了他们以往渴望而不可及的大批欧洲思想精英，以及伴随而来的真正有深度广度的现代美国文明研究。
这场改变欧美学术格局的“伟大知识移民浪潮”，非但让美国人一朝拥有了爱因斯坦、费米这样的科学家与原子弹，更重要的是教会这个年轻强壮的巨人民族均衡地使用它的左右两半大脑，了解和正视自己成长中的衰败，财富中的贫困，力量中的虚弱(见H·斯图尔特·休斯一九七五年版《跨洋过海：一九三0至六五年的社会思想迁移》)。
移民中堪称马克思隔代弟子的是一群来自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著名学者。其中如霍克海默、阿道诺、洛文塔尔、拉扎菲尔德、马尔库塞等人，因犹太血统(至少在党卫军眼里他们是雅利安人该清除的对象)及其对马克思学说的师承关系被迫流亡纽约。一九三六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校长庇护下，他们重建起一个享誉美国的社会研究所，该所后被人们用来对比爱因斯坦、奥本海默主持的普林斯顿高等科学研究院。
作为遭受纳粹迫害的难民学者，法兰克福学派从德国美因河畔经日内瓦、巴黎一路奔命，好容易在美国觅得最后一块落脚地。惊魂甫定，书案斜支之际，最紧迫而切身的课题自然就选中了法西斯极权研究；以此为基点，继而推广至对美国和全人类“物质与精神文化”的综合反省。他们的学院式研究虽含偏颇和悲观色彩，毕竟打破西方学术片面专门化造成的软弱局面，给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研究提供了强大刺激性动力。对此，有论者以为他们实质上做了一些马克思未竟的批判工作——设想马翁活到二次大战，目睹人间空前惨祸，孰知他老人家不会在弟子簇拥下出走美国，埋头著书，“把国会图书馆的地毯踩出又一条足迹磨光的小路？”(《新左派评论》编《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九七七)
霍克海默与阿道诺：《启蒙辩证法》
从一九三六年至大战结束，法兰克福学派旅美集团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启蒙辩证法》和《权威人格》这两部论文集里。当时他们离乡背土，受外国文化差异引起的震荡心理难以平服，多数人坚持以德文写作发表，这未免拘束了自己。据阿道诺回忆，他最初看到纽约人不听音乐会，却酷爱好莱坞大众电影和百老汇歌舞闹剧，痛感美国工业文明丰裕外表下的“野蛮俗鄙”，更担心自己所受的古典教养和日耳曼思辨习惯是否就此“断根绝迹”(见D·弗莱明编《欧美知识移民》，一九六九)。
研究所所长霍克海默博士为大局计，则要求部属加强对上层建筑与精神文化现象的研究，以期弥补恩格斯晚年承认的局限：“我们起初都把重点放在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上，从中探索政治、法权等思想观念以及受其制约的行动。当时的做法是必要的，但我们这样做时为内容忽略了形式，即这些观念是以何种方式形态产生的。”(恩格斯致梅林的信，《马恩通信集》第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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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社会研究学刊》六卷二期刊载了一篇名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纲领性论文。霍克海默在其中进一步明确学派的研究方向，即以人道主义为认识论基础，以独立思维和多向批判为原则。一面克服传统社会哲学强调科学性而忽略变化、价值分离的特征，一面努力匡正马克思主义并恢复其“批判本质”。
以此为指导，霍克海默与阿道诺一九四四年以德文出版的《启蒙辩证法》(下引一九七九年英文版Dialetic of Enlightenment)便率先审查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思想史上的灾祸性内因与自我逆变。其中一篇《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最受美国学专家重视，后被举为研究当代“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开山之作。该书问世时，爱因斯坦正遭受由广义相对论向统一场论推进的痛苦挫折(直至一九五五年去世前不久，这位科学魁星才宣告他以极简方程建立包罗万象整体论的探索光荣失败了)。而当时西方文学界的精神领袖T·S·艾略特也夹熬于荒原意识与传统眷念之间，在伦敦空袭警报声中记下他有关文明前景的执拗看法(见其一九四八年版《关于文化定义的札记》)。作为社会科学权威的法兰克福学派此刻会发布何种现代启示录呢？——仅此就足以让整个美国思想界屏息并敛声了。
《启蒙辩证法》限定的主题是对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传统施行再检验，并考察一个“天启式”的悖论：“启蒙总是致力于将人们从恐惧中拯救出来并建立他们自己的权威，然而经过启蒙的地球无处不散发着得意洋洋的灾难。”就是说，要弄清人类追求进步自由的理想何以变成一场现代噩梦。
以法国百科全书派和英国实证主义哲学为发端，霍克海默与阿道诺提出有关两种启蒙精神的比较：其一是致力于改变人类被奴役状态的人文理性，其二是用以度量并驯服自然的工具理性。早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同时要求天赋人权和科学进步。在他们那里，自由、理性、社会公正和自然秩序和谐一致，基本上是一码事。然而工业文明的发展打破了这种和谐统一。自由主义短暂的、相对平衡的统治不得不让位给一种以科技理性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它以定量定性、数学化、标准化、操作主义和整体控制的“科学态度”判断并榨取一切，扬言它能以精确有效的手段研究并处理人类一应事务，从个人生活，社会福利，国际争端到种族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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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启蒙意识形态”不顾一切地推进，“将其遇到的每一种精神抵抗都转化为自身的力量。”当它在资本主义经济与科技发展过程中赢得压倒性统治地位后，就造成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其中“技术统治及操纵它的社会群体便能以极大的优势去管理人口的其它部分。”
至此，作者对“弗兰肯斯坦博士”的分析令人觉得他们并未远离从罗斯金、卡莱尔那里延绵下来的对资本主义非人化倾向进行浪漫批判的传统。这一传统直到艾略特那里，仍表现为一种现代保守文化观，即认为整个西方文明正以资产阶级价值观为楷模，实现自己世俗而功利至上的“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在此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是否如一些论者所说，对人类进步持“前资本主义文化怀旧病者”的落后立场？(见F·杰姆森《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一九七一)
怀旧情绪的确存在。立场却相应现代化复杂化了，甚至影响到当今最先锋派的欧美思想家如贝尔、阿尔都塞、拉康、福柯。原因是，首先作者并不反对经济与科技发展，也承认它们为建立一个更公正自由的社会创造了宽阔远景。他们所极力争辩并要引起人们警觉的是这种启蒙精神内在的蒙骗与危险性质：即“人能将他从自然中学到的东西用来完全控制自然及其他人”；或者在启蒙过程中“将人的灵魂从愚昧中解脱出来却置于新的奴役之下”。
其次，依照对德国法西斯暴政的亲身历验(这历验是以往西方哲人所有乌托邦或反乌托邦想象都未曾达及的)，作者在现代背景下着重引伸延展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古至今地剖析工具理性的辩证发展规律，并从中诱发一项当代尖端研究课题——知识与权力整合说，这亦是浪漫批判家功力不到的地方。
据作者考证，古希腊神话中俄底修斯驾船回国，途经塞壬女仙居住的海岛，因担心水手们受仙女歌声的诱惑，他便以蜜蜡塞住所有部众的耳朵，并把自己用铁镣锁在船桅上——这正是工具理性最原始本能的蒙骗范例。
随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对机械技能日趋完善的掌握，导致了社会将一切归结为数量功利概念，以此摈除不能照章计算的思想，并将整个知识文化系统简缩至一个共同尺度的倾向。这样，启蒙由于其自身逻辑而走向它的反面：即不断以内在精神的丧失去换取外在物质的成就；以开明进步理由要求人们对秩序权威与日俱增的服从；甚至“打着解放的旗号完成暴政的建立”——在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高度发达的理性管理与技术效率被用来实现最大规模、最惨无人道的非理性目的。
至于向来自诩为民主自由典范的美国，法兰克福学派运用现代社会学统计技术与综合分析方法对其严加检查的结果也令众人大吃一惊。
大战结束前夕，阿道诺亲自率领一队伯克利加大的社会心理学家在西海岸进行了大型民意调查。被抽查询问的二千余人多为中产白种美国土生成年公民。按照九种层次递增的个性类别排列，属于“潜在的法西斯原型性格”或“权威人格”者竟然超过半数。所谓“权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最早由艾利希·弗洛姆在《权威与家族研究》一文中提出，意指“从俄底浦斯情结(痛恨父亲权威)转换而出”的一种偏好强权的“虐待与受虐综合症”。根据霍克海默的定义，此种人格“机械地向传统价值投降，盲目顺从权威，憎恶所有反对者和外人，反对自省，思想僵化，酷爱迷信并习惯于半说教、半讥讽地蔑视人类天性。”(见一九五0年版《权威人格》)
在另一篇题为《大众偶像的胜利》论文中，洛文塔尔追溯了美国畅销杂志封面人物的历史演变。他发现世纪初的公众崇拜对象——成功企业家——已让位给娱乐明星和体育健将，而以往的生产创业模范如今纷纷披上了消费广告的花哨外衣(这变化同经济领域内由私营竞争转向合资管理的趋势相吻合)。在作者看来，面目冷酷而无形的垄断资本已经意识到一种新式英雄崇拜的历史需要，因而竭力推行以“虚假个性”为特征的文化明星制度。结果“乍看起来无甚大害的消遣消费气氛，一经仔细观察，立即呈现出一种心理恐怖统治，在其掩护下，早已削弱的个人存在遭受到极端虚假个性的沉重打击。”
《文化工业》一文总结了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美国文化的批判观点。其中揭示的重点是大众传播在商业科技制导下所形成的极权文化现象，即通过政治与广告术语“创造和利用个人需求，日益取消私人与公共生活间的差异，并有效地支持资本主义制度。”这方面尤具代表性的分析对象是好莱坞电影工业。霍克海默与阿道诺指出，在极度个人主义和私营外表背后，美国最大的几家电影公司同电力工业、华尔街金融集团荣损相关地结为一体，并在生产推销全过程中贯穿利润原则与控制程序，以期在最大限度榨取收益的同时，针对大众要求(以颜色域和统计指数对观众趣味与经济能力详尽分级)实现对观众的“精神催眠”，并达到预先规划好的社会效果。
资本对电影及其它消闲事业的成功渗透和制约表明它已有能力把握并塑造大众社会的心理特征。在其调节操纵下，个性才华沦为商品，艺术实验蜕变成标定模式，假饰的平庸顶替了自然清越，反叛与抗议得以周密地驯良或收买。从卓别林天才的创新，嘉宝独特的风彩，黑人爵士乐骚动的颠覆本性直到奥森·威尔斯倔强的反传统导演思想，无不被消解融汇进一个巨大眩目的幻影世界。在那里，人们的欲望和梦想被巧妙地控制在“挑逗与压抑、渲泄与约束”水准之间；在那里，人们只需花上几角钱即可尽饮孟婆茶，饱食忘忧果。这种“文化与工业二者合一”的大众文化之于现代美国的意义，正好比荷马史诗之于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之举于意大利——实乃西方工业文明的登峰之举。
当然，法兰克福学派在此并非要提倡一种文化精英统治论。他们也反对那种导致艺术与物质需求相离异的文化禁欲主义。问题是美国大众文化并不真正为了大众利益，相反，它如不加批判地被社会接受，倒很有可能引来灾祸。
马尔库塞：《单面人》
战后，法兰克福旅美学者除霍克海默、阿道诺重返故园，创办新所之外，多数人在美国高校科研机构中留住定居下来。顺着传统的混杂同化规律，他们同熊彼得、哈耶克、索洛金、阿伦特、艾瑞克森等大批欧裔社会学家一起，给美国学术思想打上了永久性国际印记。关于阿道诺等人的前驱性研究，美国学界虽指出一些偏激误差(如忽略美德两国政治经济结构差异，过分认定自由国家向极权过渡的规律，引入心理分析学扩大批判基础时稍嫌武断等)，基本上持恭敬求教态度。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科学界也诚恳反省，强调自律——似乎很少有人怪罪他们的警钟刺耳吓人，也并没有因敲钟的不是马克思本人就干脆堵耳朵。这样，尽管深奥难懂，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仍透过多重媒介促动了美国五十年代民主与法西斯交叉对应研究，有助于激进自由主义和民权运动的兴起。而民众的警觉意识，说来好笑，一部分是随《怪爱博士》这类大众化恐怖幻想电影得以提高的。如是说来，拿到绿卡的德国学究也该对留居国存些情面，少拆烂污了。
情况并非如此。定居者中被誉为学派美国支系代表的赫伯特·马尔库塞战后脱颖而出，锲而不舍地坚持系统批判。直到一九七九年他赴西德讲学并会见哈贝马斯(学派德国支系第二代领袖)时不幸逝世，马尔库塞已著书等身，名扬天下，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研究领域无可争议的左派理论巨擘。《单面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该书中译本省掉了副标题，再版时建议补上)即为他有关思想的集中表述。
《单面人》一九六四年在波士顿出版之际，正值欧美工业社会理论和现代派文艺哲学朝着后工业化、后现代主义方向迅猛重组并竭力调整应变预见能力的关键时期。马尔库塞再度以学派特有的敏锐目光转移重心，抢夺主动，搏击时代大潮。结果他一面应运变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派、结构主义等方面的精神向导；一面又不可避免地拉开他与东方马克思学者的差距——这差距被人比作东西方文明和发达程度造成的天然壕堑。值得点明的是，马尔库塞置身发达工业国内部所作的批判，同列宁早年预测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条件背景大不相同——而他得以跨越历史地理壕堑的摆渡舟，恰是马克思一八五七至五八年经济学手稿。
《单面人》开篇便频频引证马克思早年的重要思想：“随着大工业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劳动量，……相反却取决于一般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就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尺度，……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形式。”(《马恩全集》第46卷下，217—218页)
以此为基点，马尔库塞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现状(以美国为典型)，提出一系列大有影响与争议的著名理论概念。
一、生存缓和与历史替代：马克思百年前展望“劳动废除”后的人类解放美景时曾设想过一种“生存缓和”(pacification of existence)的准备阶段。这在马尔库塞看来已经部分地实现于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和丰裕社会中了。由于科技经济惊人的进步，劳动数量强度降低，那些人们如得不到便会导致抗议的生存需求趋于基本满足，而古典式工资奴役所造成的活生生阶级对立也随之化为一种“舒适体面、悦目赏心”的新剥削关系。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依赖科技管理，成功地组织并开发工业文明大力夸耀的先进生产力，以其成就保全了自己，进而证明现状的合法性。这样，传统资本主义的异化冲突特征相应被克服，并促成一种新文明的历史飞跃。
当工业社会发展到“能以技术而非恐怖征服社会离心力，并把机器变成组织社会最有效的政治工具”这样一个特定阶段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实在含义便导致历史替代的新需求——因为其发展已使传统批判理论和超越方式相应沦为神话或虚无。那些自十九世纪初诞生并适应当时低生产力状况的批判观念和替代理论(如自由平等博爱)，就象“被吸尘器抽空了内涵”，或随时代进步被制度化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从而被取消了存在前提，剥夺了替代功能。对于这番决定性的变化(其具体指标与程度可随意争辩，但趋势难以否认)，马尔库塞诙谐地补充说，这不是因为传统替代“变得无意义了，而是因为它们太有意义了”——换言之，是说资本主义靠着科技催化剂已把要命的枪刺当作滋补品吃下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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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包容与单面社会：发达工业社会的基本结构改变给马尔库塞这样自视为马克思传人的理论家提出了全新的批判任务与目标。本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原则，他继续揭示矛盾，弘扬人道精神，声言“技术创造出的缓和条件愈多，人的精神肉体就愈受严格控制”；“统治以富足与自由名义扩展到全部个人与社会生存领域，将所有对立面整合为一，造成对离心力流水般的包容前景”。具体举例：蓝白领同化和职业科层制度意味着对立政治力量衰落。不同阶层生活方式与余暇活动混合导致了虚假意识盛行。压力集团和舆论监督被导入平等宽容气氛中的清谈。学术研究日益呈现与国家契约利益前定的和谐。社会因此在稳定进步的动态外表下强化了它静止不动的控制调节系统。
资产阶级将权柄托付给专家管理这一更有效合理的力量之后，传统技术中介概念已不复存在。围绕这一中介形成的新权力体系得以迅速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融为一体，技术理性也因而变为政治理性，并通过其巨大潜力膨胀为兼并一切思想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当代的“美好生活方式”抗拒质变，吸收革命，同化异己——结果将造就一个完全丧失批判想象和否定能力的单面社会。
三、传统文化与语言的物质化崩解：与众多自由派思想家不同，马尔库塞针对发达工业社会技术与权力整合趋势，坚持强调其单面性、肯定性与摈除“不幸意识”的总体思想特征，并据此悲观地认定，该社会非但没有非意识形态化，反而比前身“更加意识形态化”了。这种认识后来导致他著名的造反哲学和新左派“大拒绝”运动，后果令人侧目。然而他有关当代西方文化“物质化崩解”或“理想沉沦”(desublimation)的解释仍为学术界重视。在他看来，当代(或后现代主义)文化已背叛遗弃了大量保存于传统文化中的希望与真理。社会变迁使得植根于前技术社会的高级文化——从道德伦理、美学意识、语言逻辑、价值标准到现代派文艺——纷纷归于无效，并失却它们以往同社会对应的异己与超越力量。长期为少数精英垄断的高级文化一面因时过境迁而变得低级，一面又被迫溶解搀和为售货术和畅销商品式的大众文化。于是乎，这个社会在面临理想现实化的同时，将它的缪斯女神们从圣殿转移到超级市场或计算机实验室，并以技术术语重新标名分工。这种物质化崩解使得传统哲学、逻辑、语言和艺术在科技主宰下逆变为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前景着实昏暗无光，令一切思想家担扰。
马尔库塞功过一时尚难予评说。有趣的是他直到去世前不久，在接受英国电视采访时仍表示他不会抛弃马克思主义和他自己有缺陷的理论——除非他谴责抨击的问题能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获得解决，亦或技术进步能真正造福人类自由的那一天到来。
记得在哈佛从D·弗莱明教授学习欧美思想史时，一年课程拨出两个月专读马克思与法兰克福学派。苦读稍歇，发现班上同学轻快圆润的美国英语都多少染上了德文涩重的语调，因此照例做一小段思想平衡操。我向同学讲了中国五·四运动请德赛二先生的一些逸闻，却有人惊奇发问：为何将“德摩柯勒西”称作先生(西方语言多定为阴性)，为何又只邀男士，不顾太太小姐(譬如自由人道诸女士)？是否中国人接待程序向来如此“单面”……大有要整合我思想的势头。一时又说不清五·四先驱为何犯了这个颇有讲究的错误，只好以夷治夷，举出马尔库塞有关不发达国家在达到生存缓和前必定经历一个“整体管制阶段”的理论；又声明中国人同西方列强打交道得出了经验：先得有他妈的原子弹和核潜艇，其次方能考虑属于女权范畴的问题。如此一翻才自觉平衡了些。
(《单面人》，〔美〕马尔库塞著，左晓斯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五月第一版，2.25元)
哈佛读书札记
赵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