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BB89105901>
一
中国、世界、我们自己——在读《远行人》时，我脑海中逐渐明确和坚定起来的就是这三个词。它们象三个坐标、三个支点，圈出了一个范围，一切的人物就都在这之间活动，一切的事件就都在这之间展开，还有各种复杂微妙的感情在其中运行。这三个词是每一个都可以在其后打上惊叹号、打上问号的，在这部作品中，它们不仅传递给我们各种复杂的情感，它们也对我们发出以它们为对象进行思考的吁请。想说点什么，而我当然也知道：世界是一个光怪陆离的话题，自我是一个困惑难解的话题，而中国，永远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至少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
二
中国——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到处都发现中国。尽管这些小说的背景是海外，中国并没有因这些远行人——这些留学海外的漂泊者到了国外而失去它的笼罩性影响，相反，它反而更强烈地攫住了他们的心灵，“海国漂流，难道不是每一个游子提起那两个字眼，就要凝然屏息、颔首低回，热耳酸心以至捶胸顿足的吗！”这就是《墓园》中方祖恒的感觉。
台湾诗人余光中写道：“你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意义，直到有一天你已经不在中国。”是谁说过：“我多想离开这个国家，可一上飞机，就翻起思念的苦味。”也有人告诉我，“我们到了国外都一下子成为爱国主义者了。”当然，这里的爱国主义可能更多地还是指一种乡愁的滋味，对亲人的眷念和往事的回忆，正如作者所剖白的：当说到“祖国”时，“我的念头竟是与海南岛山里的茅草屋、萝卜干、台风后的洪水泥泞、割胶服上污脏的胶斑、或是与某一本尘封的旧书，某一个儿时淘气的‘敌手’，某几位年龄学识相距甚遥的长者，以至某几件血泪淋漓的往事——联系在一起的。”祖国——就等于我过去全部的生活，也许还更多，还要加上我的身躯、我的血液所继承的。如果我不想完全否定过去，否定自己，那么又怎么否定得了这个字眼一一祖国？
我们都是俗人，我们很难脱俗。
我们生在这里，长到了这么大——我是指许多与我同龄或略大一些的朋友，故而我们知道，我们就准备老死于斯了，即使我们出去了，我们也还会回来，因为我们和它已经有了一种割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但我们的感情还没有强烈到如许地步，就象一位诗人若干年前写到的那样：如果让他有一千次选择出生的机会，他还是要选择这个地方，而对于我辈来说，一次，就够了。
三
作者善于通过谈话场景和意识流动描写人物，他笔下的海外游子众生相颇为传神。圆滑善变的汤姆·郎以及他那顶用途多端的贝蕾帽，使我想起最近听到的一句话：“中国中常才能的人在美国有最上等的机会。”农村姑娘春儿是懵里懵懂地到了美国，她的遭遇令人同情，而柳胖兄弟的心计、季小樱赴美后的变化则让人寒心得不敢相信。《老夫当年勇》是一场很热闹的戏，在这场戏中我们可以瞥到海外生活的艰辛，几个性格经历迥异的人物也活灵活现地凸现在你的面前。然而，我觉得，最牵动我思绪的还是下面两种人，尤其是后一种。
第一种人如《杨·弗兰克》中的年青大学生郭琛平，《柏华利山庄之夜》中的幸运儿苏菲，他们大都二十来岁，年纪轻轻，“似乎纤尘未碰，肩头那么轻轻一晃，便已顺顺利利修完大学课程，又顺顺利利飞渡重洋”，马上就进入了大洋彼岸一些拔尖的高等学府。他们虽然也会遇到各种麻烦，也依然有母邦的文化因素在他们的血管里流动，但毕竟没有那沉重的过去的纠缠，于是很可能比较快和顺当地融入新的生活，不管他们以后的路途伸向何方，他们真正走向社会的历史实际上可以说从那时才开始。
而第二种人则如在文革中有一段惨痛经历的杨·弗兰克和《柏华利山庄之夜》中未出场的主角，前插队知青后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回国的刘长子；《背影》中有妻女隔海相望的“他”，以及《墓园》中的亡者吕大智和悼亡者方祖恒等。他们都已经颇有一番阅历，饱尝过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因而总是受到过去生活的反复纠缠。他们大都人近或是人到中年，他们的年龄、他们的体验的优势本可以使他们在思想和创造的领域大有可为，然而他们却不得不把他们的精力和智力用于牙牙学语。因为他们得用异国的语言与那些操母语的人们竞争，这本身就含有一种沉重的屈辱。他们可能有更多的使命感、更多的理想主义、更多的民族意识和忧患意识，他们感到自己的根似正在被拔出来，因而他们就可能有更多的惶惑，更多的踌躇，更多的痛苦，好在他们也更坚韧、更顽强些。正是在他们那里，中国与世界的疏离、母邦与异邦的对照，旧我与新我的冲突才更为鲜明和强烈地展示出来。而着重抒写他们这一代人到大洋彼岸后的生活和感情经历，正是《远行人》的一个突出意义。
四
也正是从上面所说的第二种人那里，我们一次次地听到伴随着强烈感情迸发出来的“中国”两个字眼：曾在“文革”中揭发丈夫，后又抛弃孩子的杨·弗兰克，在努力想接近和帮助留美的年青学子，却遭到来自同胞的非议和抵制之后，哭泣着喊道：“我是中国人——谁敢不承认我是中国人？！烧成灰了我还是一个中国人！”而曾经在北大荒插队十年，自嘲为是最后一个离开“知青上山下乡这艘沉船的船长”的吕大智，则在愤激地批评美国的文化教育之后，又冷冷地说道“……你别跟我谈论中国！我——讨厌中国！我讨厌你跟我谈中国！”他最后是自杀的，他甚至不愿让人在他死后把遗体运回祖国——自然，在这强烈的拒斥后面，实际上仍隐藏着一种更强烈的执着。这是一种复杂的爱恨参半、爱恨有加的感情，在这种激烈的情感反应后面，我们看到了什么吗？
看到了一个沉重的中国。
这种对故国的沉重感，当然首先是来自外在经济和物质生活方面的对比：《柏华利山庄之夜》把一群留学生回忆旧时知青生活的夜话安排在世界首富区的豪华山庄就别有一番意味。在国外似乎遍地涌流的金钱面前，拳头里只攥着一把指甲的人的心情之复杂不难想见。打个比方，从物质生活水平来看，它们的差异就象这样两个蓄水池，一个在山坡上，一个在山脚下，山上蓄水池池底的水平也比山下蓄水池的顶面要高。于是，出国淘金就意味着利用这位差，利用别国几百年来的发展。于是，就有“中央芭蕾舞团的小天鹅，现在在‘三元宫’卖饺子，上海医院的主刀医生，现在在街头摆果摊”。面对这种事情我们怎能不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尊感所受到的重大伤害。从这里，我们不难体会到《沉沦》主人公在本世纪初叶所体会到的那种辛酸苦涩和强烈渴望。而且，这些由日常生活的强烈反差所带来的困惑和痛苦，不是要伸入到更深的层次——文化、精神的层次，而首先是自我意识的层次吗？
五
世界有种种涵义，一位前辈作家说让我们肩了这黑暗的闸门，让幼者到世界上去，他的世界是指一个好的社会。过去穷乡僻壤中的人们出来闯世界，实际上是闯中国，现在我们说，中国本来就在世界上，我们处在世界中——这指的是一个地理事实。而当我们区分中国与世界，就象中国不在世界上一样而提到面向世界、走向世界时，则首先指的是一种心理事实。我们从长久的封闭中走来，不能不产生中国归中国，世界归世界的感觉。确实，我很怀疑，我们中国人可曾有强烈的世界意识。处在当代的我们，可曾普遍强烈地关注过地球生态、空间污染、非洲饥民、星球大战、挽救濒死动物和中子弹等问题？按新近一家要推出“热门话题丛书”的出版社的预告，中国人现在谈论的热点是倒爷、职称、房子、物价和出国。确实，我们也曾有过“放眼世界”的时候，那是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的“放眼”和“关心”。大概，关切也像需要一样是有层次的吧，大概它是一种向外发散的、由此及彼、由近至远的感情。但按这种说法，我们首先关切的就当是自己，而我们又似乎不是这样，我们真的很关心本真的自己吗？真的很关心自己的尊严、人格、独立和平等权利吗？我们所关心的自己是否只是一个外铄的自己，他人心目中的自己，我们关心的是否只是按别人的愿望塑造自己，使自己去取得别人眼中的成功？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关心自己，那最远的和最近的，终极的和当下的关切就可能相接，就可能浑然合为一体。
六
读《远行人》，常使我沉浸在一种忧郁、沉重甚至悼亡的情绪之中，那在首篇和末篇都出现过的“废弃的轮椅”；那“绿衣人”执拗的追求和失魂落魄的爱；那萧索和静寂的墓园，以及扬扬洒洒、迷迷离离的雪花，都似乎隐喻着什么，暗示着什么。是不是有什么把我们抓得紧紧的东西正在脱落、正在消失？
我们出生伊始，就要遇到各种各样的概括和归类。我是某个阶级或阶层或行业的人——这是相对于其它阶级、阶层或行业的人而言；我是一个中国人——这是相对于其它民族国家的人而言；我是一个地球人——这是相对于其它外星“人”而言，我是一个人——这是相对于其它动物或自然物而言。人是很会归置自己的，而就在这各种各样的归置中他感到了可靠和安全。这些概括有各种各样的外延，中国大致是处在中间的一个。而通过对这些概括的不同强调，人们也就建立起各种强弱不等的合符于这些概括的意识——如民族意识、世界意识、人的意识。这些概括有的非常庄严、诱人，甚至使我们会忘记其它所有的概括。有时我们会感到剧烈的痛苦，感到有什么东西死去了，而那死去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概括。那么，在这些概括中，或者说，在相应于这些概括的意识中，我们应当最看重什么呢？这自然常常是依时代、依我们的生活条件和价值目标而定。但是否我们应该有一个可以依凭的东西呢，有一个只要我们活着就任何时候都坚实的东西呢？这个可依凭的东西实际上就正是我们的活着，我们自己的活着，我们自己的生命。然后还有：你的感觉就是你的感觉，你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你的欲望就是你的欲望，如果你连自己都不能信任，你还能信任谁呢？如果你甚至不能从自身中汲取力量、你还能从哪里吸取力量呢？没有个人的自信自立自强，何来民族的自信自立自强？一切清醒最后都要归结到个人的清醒，一切努力最后都要归结到个人的努力，独奏能力是合奏成功的一个前提，且不谈，生命中某种最宝贵的东西也许就在于独奏呢。
七
绿衣人是一个象征。小说中的绿衣人——年近七旬的“密斯”宋一直在苦苦地思念和追求她年青时代的恋人，这种追求几成为她全部的生活，成为她生命的支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都是绿衣人，也不能不是。我们都“撇不下伊”。
但也许我们总还要另外守住一点什么。不管我们属于什么血统、什么民族，不管我们身处何方、心往何去，我们应当首先是我们自己。
但我们真的有自己吗？我们的自己可能还隐藏在家庭、亲人、某个团体，或者国家的后面不出来，作为个体的我们可能还淹没在集体之中而看不分明。《远行人》中深刻地触及到这种“自我的迷失”，新的生活环境把原先掩盖“自我”的东西剥去了，把原先支撑“自我”的东西抽去了，于是那原先习惯于躲藏和依赖的，实际上是虚幻的“自我”就感到一种极大的惶惑和痛苦，它再也无可掩盖，无可依凭了，它必须鼓起存在的勇气，试着自己承担起自己选择和行动的责任，于是可望有新的、真实的自我诞生。当然，这种转变的契机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就像那真实的自我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一样。
所以，这厮守又是一个过程。我想换一种说法，说让我们成为自己，我们过去实在是太相像了——未经充分发展、猥琐的相像；我们习惯于在集体行动、集体决策的名下不做出主动行动，不作出积极抉择。那么，现在让我们学会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让我们对自己的尊严和独立人格保持高度的敏感。让我们信任自己——因为自我是需要自己去塑造的。我们当然会有合作，但这种合作将真正是独立自主的个人之间的合作。我们也会有共识，但这种共识将主要是对社会正义观念的共识，而不是对个人幸福观念的共识。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听到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么，为何自己不成为一张皮呢，一张结结实实的皮，一张并不附着于别的什么东西的皮。独立意识不是应该先于参与意识吗？让我们先成为自己吧，而在今天，这就意味着守住自己的寂寞，既无谄上之心，也无媚俗之意。只要你做的事是你真心想做的事，是你觉得值得做的事，你就做吧。看得见的收获可能要等几百年以后，而看不见的收获现在就在你的心里。
据说，一个人出发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去他走的前半截路上，他一般还是想着他刚离开过的地方，想着他将别离的亲朋故旧，想着他所熟悉的山川草木；而在他走的后半截路上，一般来说，他就要转而想他将要到达的地方了。他会幻想新的生活和新的事业，考虑自己将怎样开始。这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两期心态。
那么，借用前喻，我们不妨说，《远行人》的总的思绪和情感还处在前半截路上，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深刻地展现远行者的第一期心态。这些人痛切地感受到过去的纠缠，他们的身后有一个沉重的中国，他们那个旧的自我正处在一个痛苦的蜕变过程中。而他们究竟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呢？我们尚不得而知。未来在此还是个未知数。而未知数就预许着各种可能性，也许予了人的主体创造的广阔空间。他们会成为永远的异乡人，成为两头无着、无根可依的漂泊者吗？他们会找到自己的新的可靠而坚实的大地和家园吗？他们会成为一种崭新的有着鲜明的个性色彩和独立品格的人、会成为为古老的母邦文化带来活水，又为世界带去发自故国的独特声音的人吗？我们不知道这些远行人的足迹将伸向何方，但我们的思绪和情感已为他们所牵动，我们清楚地听到了隐藏在这部作品中的一个深深的吁请一一请与我同行。
(《远行人》，苏炜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3.95元)
何怀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