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雅士小说，刻划的是那么个时代里那么一种典型的雅士风骨，从小把玩到行文遣句，处处追求雅风、雅趣。想起李<SPS=0096>有关小说语言学的宏论，此作可谓精品，涓涓流水般清丽的语言陈述与匠心独运妙趣横生的转换，都充满了雅味韵味。但在象嚼橄榄一样嚼过品过以后，却又觉得少了些应该期待的东西。细想，是这么位雅士在我眼前太清晰的缘故，清晰地能感知到那么一种类型。相比岫云(《枣树的故事》)和她的身前身后为什么品味无穷，又恰恰在不类型。《追月楼》所有重心都放在技巧上，是一种技巧型的作品，《枣树的故事》的重心却放在发掘与构置岫云这么一个磁场。
年初与兆言深谈，他曾得意于《状元镜》。《状元镜》与《追月楼》属一路，我却实在觉得《枣树的故事》要好得多。因为壳营造得再好毕竟只是壳。
张陵曾说《枣树的故事》好就好在无：读时丰富无比，回味无穷，回味到最后是无；故事只是故事，后面不追求任何哲学或者思想。他这是针对那些多维结构哲学渗透的作品而言。我觉得丰富性的魅力在于它融化在我们的感知、体验与自身的生活存储中，难分难解难以辨出一种形态与意义。这并非是无。《枣树的故事》是兆言的一次超常发挥，人物、故事、结构、叙述都有一种清雅的朦胧、朦胧的丰富。《追月楼》却又走回到了《状元镜》。
当然，袁宏道自有袁宏道的魅力。但小说若光有袁宏道的文字魅力，不免会显得小气。
吕新的文字功夫，自然是算不上什么。
三年前就在山西听说有这么个小伙子，以后注意他的作品，多半是些半成品。听说他在寻觅自己的路数，一直都在期待。近日读到《瓦楞上的青草》，不觉眼前一跳。
这是一篇不足万字的作品。我在阅读中试着把它分为两块。一块是一张极精致的农村风俗画：云姑出嫁后回村，给爹洗手，给弟弟扫土；弟弟问吃啥，爹说吃<SPS=1895><SPS=1895>；云姑就拉风箱，看见黑暗的炕上坐着爹和弟弟，黑黑的像两截木头。写得极琐碎，表层看什么意义都没有，邪门的是越琐碎却越出味儿。另一块似是这幅画的背景，包括狗，云姑的丈夫，云姑的弟弟，李四毛一家等等，散落在这一幅画周围，成为它的映衬。这些小故事不再是写实，其中多少有一些像是象征又不像是象征的蕴涵。两块放在一起组合，结尾落到冬天又圆又白的月亮和天地间一片青色对照下房顶下墙头下的黑暗，也是似有意义似又无意义。
这篇作品看出也来自吕梁山的孕育。比起李锐的吕梁山系列，它似乎也多了一层半遮半掩的东西，像是吕梁山里的阳光，一会儿这个山头是亮的那个山头是暗的，转眼间就移到这个山头是暗的那个山头是亮的。把要说的东西藏在这亮的和暗的里面，目的是让你去品这山里的阳光。
比起山西今年新冒出的曹乃谦，它缺少那么一种精致。曹乃谦在追求短篇小说在形式提纯后单纯中蕴涵的丰富，它在形式上显然不如曹乃谦。但少了精致，却自有质朴的来自生活的毛茸茸的清新。白描的那幅画比起它的背景，其实更有魅力。能看到极平常生活中的魅力且能用文字不经意地重新表现出这种魅力，不能不说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才能。写作《瓦楞上的青草》吕新多少会悟到，在他创作中所要寻找的魅力其实就在他自己身边。
从《瓦楞上的青草》，不由得就令我想起多多的《最后一曲》。我和一位朋友曾探究过小说中的意义，认为这意义的含义很难界定。这位朋友问我，《瓦楞上的青草》与《最后一曲》哪一个得分多，我实在觉得难以作出评判。从通常所指意义的角度，《最后一曲》的覆盖面自然要宽一些，但《瓦楞上的青草》就意义窄吗？再说，《最后一曲》的意义我觉得也不是用简单的概念所能复述的。
《瓦楞上的青草》在阅读中，似乎还缺少一种冲击力。《最后一曲》是有冲击力的。在那么一种诗人与画家在热哄哄流着臭汗的聚会中，我能清楚地找到多多。在那么一种所谓高雅的聚会中，我能清楚感受到多多被压抑的喘息，这在作品中有机地组成了一种张力。《最后一曲》完全不用任何创作上的转换，完全掏出多多自己，是多多敞开自己的心扉面对着读者，于是就会有那么一种张力。
《最后一曲》的目的似乎都在于要完成那么一个结尾，它把一切蕴涵、一切力都凝聚在那么一个结尾里。从写作这个作品的第一笔起，就为了引爆这个结尾，所有场景连接都成为一根点燃的导火索，最后那一下，好比在浪漫的最后一曲映衬下极度压抑的痛快淋漓的“射精”。真是一种真正生命压抑的渲泄，而不是舶来的呻吟。没有深刻的压抑和蓬勃的生命冲击力，就不会有这么酣畅的这么一曲。这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中最出色的一个结尾。一切都赤裸裸地面对着你，完全是那种用刀斧凿出来的有棱有角的线条的感觉，这种力度吕新自然还不具备。
而《最后一曲》的毛病，又恰恰是通向意义的途径太直一些，缺少一点曲径通幽。
作品与作品之间，角度与角度之间，其实是很难比较的。要是真的比较起来，我更喜欢《丛林下的冰河》。
查建英的名字去年开始从《小说界》冒出来，但作品不忍卒读。今年第4期《上海文学》推出一篇《新闻人物》，用了一种极平静极客观的叙述调子，并没有太引起我注意。也许是太轻视她的底气的缘故，一读《丛林下的冰河》，我却真产生一种吃一惊的感觉。
这是一个从心底里震撼我，的作品，它先使我感动，从感动中感到一种冲击，感到一种力度。
《丛林下的冰河》和《最后一曲》，同样在叙述一种生存状态，两者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精神寻找。多多的思考是面对包围我的那么种状态的反思与反抗，查建英却是面对自身的状态。多多在那么种混沌的状态中是一个清醒者，查建英却像混沌中无着无落的一只断线风筝。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是两种不同的讲述方法。
出国去想要寻找什么却寻找不到什么，回国后想要寻找什么也寻找不到什么；西方文化隔了那么一层，被拒之门外，传统文化却又死死地挣脱了出来，关在门外不再能回去。寻找目的是荒谬的，而对目的的寻找本身又是价值。应该说这里更多的是启示意义。
这启示意义用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展示出来，这生命体验由一连串实实在在的生活中的感觉组成，一颗敏感的女孩子的心把这一个个五光十色的感觉感应成一颗颗晶莹闪亮的珍珠。这些感觉又完全浸透了女孩子细腻的感情，所以阅读便首先面临女孩子情感的冲击，然后是细节感觉的回味，在这两次冲击之后，才是启示意义的豁然展现。
这是一个完全写实、完全用传统手法写成的作品。去美国多年不曾学到一点技巧上的花花草草，还不如在山沟里土生土长的会涂流行色，这倒也是怪事。意义也好，情感也好，细部感觉也好，我觉得这个作品对我最大的冲击是它的真：它讲述的完全是属于她自已的生命的故事。真的生存状态，真的生存环境，真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环境的矛盾与冲突，真的内心情感，真的对生存境界的一种执着追求。没有比这真更为珍贵、更为动人的了。
马原曾跟我说，小说的好坏还是要看故事，因为小说就是讲故事的，最后能留下来的也只有故事。我同意他这个说法。但他认为大仲马的故事就是十九世纪杰出的小说我却不能苟同。因为大仲马的小说并不是在讲述属于他自己生命的故事。
谈来谈去，只觉得比较的困难。
星期天，偶然经过钓鱼台，也不知围墙下种的什么树，满地落叶，在阳光下遍地金黄。细看树上挂着的每一片树叶并不是那么黄，相互比较似乎意思也不大，但落到地上，铺到地上却又是那么一种诱人的黄。不由得想到，今年冒出的余华也好，刘恒也好，叶兆言也好，多多也好，包括查建英，从一个具体看，不见得就那么十分地超越前两年最红的作家那样的出色，但他们似乎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寻觅新的努力，努力使小说回到小说本身，努力求本身的丰富和诱人，就群体而言又显然产生了一种超越，就像那阳光下整体满地灿烂的金黄。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追月楼》，《钟山》一九八八年五期《枣树的故事》，《收获》一九八八年三期《瓦楞上的青草》，《上海文学》一九八八年九期
《最后一曲》，《北京文学》一九八八年七期《丛林下的冰河》，《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十一期
朱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