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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述往事，思来者”
《懒寻旧梦录》是夏衍同志的近著，一位革命家兼艺术家历尽沧桑的自讼。读罢掩卷，不由得想起卢骚的《忏悔录》，司马迁的《史记》。
卢骚的《民约论》在近代文明史上第一次揭橥自由平等的学说，他的小说《爱弥儿》触怒了法庭和教会，给他招来了焚毁作品、咒骂、迫害和通缉令。在亡命异域、颠沛流离中，他送出了混和着酸辛、忿怒的抗辩书《忏悔录》，它的坦率真诚震惊了世界。
司马迁在血泪斑斑的《报任安书》中，为《史记》的著述作了如下的概括：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SPS=1821>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夏衍的《懒寻旧梦录》不是《忏悔录》《史记》，而为发愤之作则一，“述往事，思来者”的精神则一。
二 活着的历史见证人
夏衍诞生于一九○○年，那就是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庚子年，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面临帝国主义瓜分的悲惨命运。这种命运是必须改变的。这个生辰八字就注定了他将在悠悠的岁月中，迎接无休无歇的风浪。
歌德享年八十三岁，他在晚年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拿破仑的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因此我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和看法，是凡是现在出生的人都不可能得到的。他们只能从书本上学习上述那些世界大事，而那些书又是他们无法懂得的。(见朱光潜译《歌德对话录》)
夏衍今年八十七岁，比歌德寿长。他的阅历也超过歌德的阅历，而且震幅更广大，影响更深远。他生活的时代比歌德的时代更伟大。时代孕育了他，考验了他，他把自己无保留地献给了时代。他不仅是健在的历史见证人，而且是历史的参与者。这使他拥有旁观者和后来人都不可能得到的“经验教训和看法”。
只要谁真正关心祖国命运、人类前途、思想领域的发展变化，他就会用特别亲切或特别新鲜的感受来读《懒寻旧梦录》。
三 向现代文明寻求机会
一个人出生的时间空间，由不得自己挑选；走什么道路，却可以有一半自决权。——另一半不得不受制于客观条件，成功失败，各占一半。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用无可辩驳的事例证明，人类文明的发展，“机会”占很大的力量。(见吕叔湘译《文明与野蛮》)
但“机会”可以丧失，也可以寻求的。
夏衍降生于一个暗淡无光的年代，国家、民族、他所属的社会和门第，都衰落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童年就经历辛亥革命，看到“亚洲第一顶皇冠落地”。穷愁潦倒伴随着他的惨绿年华。品学兼优的特点帮助他摆脱困境，幸运地踏进了工业学校的大门，获得富家子弟才能享受的教育权利。又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攻读电机工业。他年轻而富有活力的生命，就像一条涓涓的溪流，冲过乱石嶙峋的山谷，投入宽广的大河。
现成的“机会”给他提供了一种顺理成章的出路，那就是当一名优秀的电机工程师，沉浸于“实业救国”的美梦，并建立个人较为平坦和优裕的生活境界。但他毫不顾惜地放弃了，作了另一种选择。他在中学时代就卷进“五四运动的狂涛”；东渡以后，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阶段，风云际会，由孙中山先生直接汲引，投身于国民党左派的政治活动。回国以后，又在中国革命存亡绝续之秋，迎着汹涌的逆流，成为忠诚的共产党人。——那时共产主义运动正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成败之数，是谁也无法预见的。
歌德认定“自然派给他的工作”就是写诗，当拿破仑入侵德国的时候，他声称对法国“恨不起来”，连反对侵略的诗也不愿写。而革命家的夏衍和艺术家的夏衍，却是浑然的一体。——也许更确切地说，首先是革命家，其次才是艺术家。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锲而不舍地寻求献身的“机会”，是中国士大夫阶级到新式知识分子主流中一脉相承的民族特点。在中国近代政治史和文化史上，就有过龚自珍、魏源、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邹容、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钊、杨杏佛、闻一多、李公朴这样光辉的姓名。但他们有的不幸牺牲了，有的半路走了岔道，有的不能善始善终。他们始终是在暗中摸索，也都来不及看到祖国的黎明。夏衍却在现代革命的马拉松赛跑中，一直沿着跑道坚持，不但参加旧中国的破坏，也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不但经受旧世界的灾难，也亲历新世界的风雨。
中华民族和她的优秀儿女，向现代文明寻求“机会”的故事，是可歌可泣的。
四 两个惊涛骇浪的十年
三十年代是血与火的年代，天灾与人祸，内忧与外患，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汇成一股卷天席地的风涛，摇撼着这个古老民族的生存堤坝。当代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对这一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激烈变化，概括为这样的两句话：
就是莎士比亚复生，也写不出这样的情节来。这出戏剧至今还没有结束，也许永远不会结束。
在本世纪的世界大事年表中，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最打动人心的事件之一。在事件发生整整五十年后，索尔兹伯里经过长期周密的准备，两次来到中国，并沿着红军长征的草鞋印踏勘了一次，重新叙述了这“伟大的人间英雄史诗”，这本书中文译本的书名是《长征新记》。(另一中文译本的书名是《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夏衍称之为“惊涛骇浪的左翼十年”，就发生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紧急关头，在两个战场上进行殊死的战斗，主战场在江西革命根据地，那是真刀真枪的武装革命；第二战场在上海的租界里，那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著名的左翼文化运动，囊括文学、戏剧、电影、美术、社会科学等各种各样的联盟和活动。这不仅仅是武装革命的必要配合，而且是革命运动的直接产物，革命运动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所谓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这场文化斗争，和武装斗争同样激烈，同样的充满血与火，许多徒手的作家和艺术家，用自己的生命作了神圣的殉献。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都是极端重要的历史现象，不管你对它是肯定否定，是颂扬贬抑，是无条件的赞美或有保留的分析。它的产生有国内因素，有国际因素；它的影响也不局限于一个时代，一个国家。
到六十年代，中国又爆发了一个“惊涛骇浪的十年”，但和前一个“惊涛骇浪的十年”，性质刚好相反。这是一场难以想像的、疯狂的历史颠倒：曾经参加长征的革命元老都成了罪人，蒙受人世罕见的磨难；当年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都被打成了“黑帮”。夏衍是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以九死一生的机会摆脱了被镇压的命运，却终于逃不出“文化大革命”的罗网，<SPS=1775>铛入狱，被折腾到双腿折一，两目近盲。
《懒寻旧梦录》用大量的篇幅，总结了左翼文化运动的荣枯得失，以及环绕在它上下左右、内外纵横、纷繁错杂的矛盾冲突，由此清楚地展示出一幅哑铃形的历史图案：在两个“十年”之间，存在一个极左思潮。
夏衍承认，他也曾经以“左”为荣，以“左”为正确，而不尊重辩证法，就必然招致严峻的惩罚。个人如此，党和国家也是如此。
五四运动杰出的意义，在于“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事实的演变使这个经典性的结论发生跛脚现象，因为封建主义的幽灵依然在空中游荡，随处有借尸还魂的迹象。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不仅仅是中国的革命，按照斯大林的理论，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完全不懂中国的共产国际实行着遥控指挥，这就使教条主义有了最适宜的温床。(这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思想正好相反。)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残余和僵硬死板的“左”倾教条一结合，加上错误的形势估计，旧式的权术崇拜，新式的政治斗争，宗教式的个人迷信，牵丝攀藤，盘根错节，这就是十年浩劫扑朔迷离的背景。在这样艰巨的革命工程中，从幼稚到逐渐成熟，失误和过火行动是难于避免的，因为有各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乃至国际因素在起作用，人的因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清醒的头脑，诚恳的态度，善于远避复辙的智慧与果断。
五 历史潮流不可逆转
“历史潮流不可逆转”，这是夏衍经常说的一句话。但历史在前进中打趔趄，兜圈子，履进履退，是常见现象，有时还会出现惊人的巧合和类似。
我们试列一张时间表，检阅一下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脚印。孙中山一八九四年在美国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花了十七年。国民党一九二七年当政，在南京建都，到一九四九年仓皇辞庙，退踞台湾，在位仅二十二年。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在上海诞生，到一九四九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花了二十八年。以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后紧接着的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到目前为止，已经三十八年了。这个进度表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比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艰巨得多。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为什么辛亥革命那么轻易地一举推翻了绵延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当然，在兴中会以前，从太平天国算起，已经有无数先行者慷慨捐躯，不能忘记前贤的功绩；但更重要的，是封建制度已经走到了末路，“朽木不可雕也”，满清皇朝的极端腐败又帮了孙中山的忙，替自己撞响了丧钟。国民党的金陵春梦为什么那么短促？——蒋介石手里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雄厚的经济力量，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背后还有帝国主义撑腰，在三十年代，他完全可能把红军消灭在穷山恶水的长征路上；抗日战争胜利声中，他的政治威望一度从最低点升到最高点，但在掀起内战后立刻一落千丈，他的倒行逆施和刚愎自用给共产党取得政权帮了大忙。清王朝和国民党的致命伤是一样的：那就是丧失民心，遭到了人民的反对。他们都把自己命脉攸关的东西送给了对手。政治的成败得失，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历史上多少次起伏变迁，都是这出戏的反复重演。
人心向背的关键，在于能不能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中国大地在封建制度下沉睡得太久了，从来不知民主为何物。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并没有给这老大民族带来光明。鲁迅曾把这种令人失望的现实比作无法打开的铁屋子。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表明了时代的觉醒。但这一线灿烂的阳光，长期没有冲破弥天的浓雾。人民革命的胜利创立起新中国，完全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实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历史转折，人民终于当家作了主人。令人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民主不给，小民主不给，小小民主也不给！”这样斩钉截铁，“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式口号，自然也就顺理成章，通行无阻，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开始了新的长征，民主的呼声才得透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夏衍百劫归来，面壁思过，闭门读书之后，终于送出了如下的独白：
我又想起了五四时期就提过的“科学与民主”这个口号。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还会遭遇到比法西斯更野蛮、更残暴的浩劫，为什么这场内战会持续十年之久？我从痛苦中得到了回答：科学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这种思想没有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扎根。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思想阻碍了民主革命的深入。解放后十七年，先是笼统地反对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进步的东西也要反掉，六十年代又提出了“兴无灭资”“斗私批修”这样不科学的口号。十七年中没有认真地批判过封建主义，我们也认为封建这座大山早已被推倒了，其结果呢，封建宗法势力，却“我自巍然不动”！一九五七年以后，人权、人格、人性、人道都成了忌讳的、资产阶级的专有名词，于是，“无法无天”，戴高帽游行，罚站罚跪，私设公堂，搞逼供信，都成了“革命行动”。反思是痛苦的，我们这些受过“五四”洗礼的人，竟随波逐流，逐渐成了“驯服的工具”，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
十年一觉，从恶梦中醒来，已经是烈士暮年，他感到了“今是而昨非”，却并没有挫伤锐气，改变初衷，“这是因为我对祖国，对人民，对全人类的解放抱着坚定的信心。”
历史潮流不可逆转，但冤枉路末免走得太多了。
六 幸存者
革命的胜利是以牺牲为代价的。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文版自序中说：
那些从未阅读过红军壮丽史诗的人们，现在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开始了解那些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质。他们将从这里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他们仅仅从统计数字中就开始明白红军所作出的牺牲有多么重大——一九三四年十月，八万六千名男女从江西出发，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的这支第一方面军抵达陕北时只剩下大约六千人。
这个统计只是一个小小的数据，它不仅限于一个方面军的范围，部队在艰险的长征路上，还应有不断缺员不断补充的过程。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从一九二一年七月算起，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为止，整个革命阵营遭受的牺牲，加上百年来前仆后继的志士仁人，那将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天文数字！
献身精神是一切高贵情操中最高贵的，是人类进化的脊梁，世界文明的动力，历史运行的轮轴，殉献者的生命，如“日月炳煌，山川流峙”，永远活在后人心里。但也有另一种完全不应有的反常的牺牲，造成多少令人痛心的悲剧。在革命胜利后的各种“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不可数计的蒙冤受难者，就是典型的反面例子。
夏衍是幸存者。他历经白色恐怖、战争烽火的严峻考验，他在百年难遇的开国气象中欢欣鼓舞，也经受过多次“运动”的磨练。他当年并肩作战的伙伴，先后凋谢，健在的已经寥若晨星。
在夏衍大量的著作中，除了一篇《旧家的火葬》，从没有怀旧忆往之作，因为他主张写文章尽可能少谈自己。劫后余生，“从前心事都休”，却终于提起笔来，从头细数旧梦。但他写的也不完全是自己，他感念祖国的多灾多难多舛多病，回顾革命道路的漫长曲折艰难险阻，特别是缅怀风雨同舟的战友，其中有许多显赫芳香的姓氏，更多的却是事迹感人、近于传奇而不见经传的人物。他检讨了对同路人和中间作家的狭隘和偏执，为受误解的朋友释嫌辨诬，说公道话，肯定他们的爱国主义，感谢他们对左翼的同情和支援，提到的名字有郁达夫、穆木天、曹聚仁、朱穗巨、姚苏凤、胡秋原等等。他记录了史沫特莱、尾崎秀实、山上正义、鹿地亘、池田幸子慷慨无私的事迹，诚挚地呼吁：在谈到“左联”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这几位外国同志”。
劫波度尽，曙色初开，往者不谏，来者可追，这里展现的，正是幸存者梦回酒醒后的心画心声。
七 时代的实录
《懒寻旧梦录》是新“录鬼簿”，左翼文化运动亲历记。它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许多新的材料，新的论据，新的观点。
班彪父子论赞司马迁的《史记》，说“……自处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夏衍写回忆录，有他自律的原则，那就是章学诚说的：“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他一贯主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歌哭春秋逝去了的贤者”，而力避损及私德和政治品质。自然他也替自己辨白，也可能有某些属于个人的私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辨白的权利，这是应当受到尊重的。私见不背于公心，人是感情的动物，私见也是难于避免的吧。记忆失误的地方也有。——例如抗战中上海沦为“孤岛”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却误作十一月二十一日。但从总体看来，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中国伟大革命年代的实录。
英国补锅匠出身的作家班扬，写过一部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寓言《天路历程》，描绘一个基督徒如何离开故乡“毁灭的城市”，备尝艰辛，历经“绝望泥潭”、“名利场”、“困难山”、“安逸平原”，来到“死亡河”畔，而“天国城市”还在黑浪滔天的河流隔岸。这部书是班扬在狱中完成的，体现了一个清教徒坚贞不拔的精神。(班扬《天路历程》第二部，叙述基督徒的妻子带着四个孩子前往“天国城市”的经历。)革命家建设地上天堂的工程，比宗教徒寻找幻想的天国更困难，因为面对的是无情的现实。——包括纵的负荷，横的干扰。毛泽东同志说过，全国解放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三十八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正确。《懒寻旧梦录》只写到建国初期，我们期望能看到旧梦以后的新梦。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日写毕
柯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