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文章一途，嬗变甚多。文章讲究经营，讲究名目、标识，大约并非历来如是。譬如我们去读上古诗文——“风、雅、颂”，“论”、“孟”、“庄”、“韩”，“左传”、“史记”，会发现它们本来未必拟有题目，所见题目总以后人整理钩稽为多。渐渐地也就成了一种习惯，以至现在写一篇文章，事先事后，非有个题目而不办。
选题、命题或与谋篇立意、卒章显志有关。以小说而言，如果只是发陈故事、敷衍离合，无深意焉，所择题目，不过就寻个标志而已。若有所寄托，多少会在题目上有所系意。于是，立何题目、标识，似与现代所谓题材的处理、主题的表达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了。据闻，雨果的著名小说《悲惨世界》，若从原文直译过来，标题应作《可怜的人》，把意译和直译暗加比较，似觉前者的“信而不泥”更好一些。它给人整部小说格局始大、慨寄遥深的一点深刻印象。不过凡事不必一概而论，也不妨有小说就取个老实的题目，比如斯陀夫人的“那本小书”《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文曾译作《黑奴吁天录》，虽醒目得多，又嫌不够含蓄、凝重。此外，亦有不少把拟题视同商家招徕顾客的幌子一般的，如俄国作家库普林所著《亚玛》，若干年前好像有巴金先生的译本，就取了此题，恐怕太不招眼，现在一旦改作《俄国妓女辛酸史》，印数马上看涨。这类选择和功夫与人们皆能理解的“生意经”有关，已是大为流行，不胜枚举。
闲话至此，想起数月前曾去读一篇小说叫作《伏羲伏羲》。乍一看题，摸不着头脑，不得不把个莫名其妙的疑惑放在一旁，去读故事。这故事能让人读得“上劲儿”不算容易，想到刘恒这一回在“酿造六十度的烧酒”，故事讲得恣肆而又老辣，读小说的人倒也乐意做一回“酒徒”的。“性爱”题材之于小说，现在已不能算“禁区”，但仍有把握上的得失利弊。这篇小说把个侄婶之间一段非伦非理的私情，曲折进退，信笔写来，足够让人唏<SPS=0601>或皱眉了。只是这里面总还有个有份量或没份量、有寄托或无寄托的区别、是否打动人是否有深度的区别。或者这意味着小说在“内在于故事而又超越于故事”上能做些什么。这样，读罢小说，不免想到《伏羲伏羲》这个标题与其所叙内容的讽刺性差异——似乎离得挺远，也许只隐约有一种意指暗示，提醒着诸位看官别光看热闹，也许本身又意味着对叙述内容的疑问。我们在看一场“戏剧”，“演出”已随着人物性生活的诸般表现以及最终向死的退却而过眼逝去，即或被性爱所纠缠的俗世生命本来微不足道，却毕竟留下存在的痕迹。人们面对这种殊相的存在，或观赏或认知或怃叹，又很难不在理解和评价上留下困惑。也许，小说的寄托倒不在明说了什么，而是在“说”里包涵了难以言说的疑问。刘恒在宣叙着故事，当宣叙终止时，油然而生“它何以如此”的疑问。这疑问小说好像没法把它解决掉。
把“讲故事”与“寓意寄托”联络起来，小说与小说常常在这里见出巨大的区别，尤其对于写实小说的封闭与开放而言。
试换一题目来称述这篇小说——《洪水峪大光棍和爱情英雄杨天青风流传奇》，也许更切近其本事，但似乎敏于“指事”而拙于“类情”了。传说画出阴阳八卦的祖先伏羲，小说里当然没有他的出场，但却又似乎与洪水峪一场性爱纠葛有着难以言喻的关系，让人猜不透。我曾翻阅过一本讲《易经》的书，见它诲人不倦地讲阴阳八卦如何解释宇宙万物一切变化现象的属性、规律，如何追溯以往卜测未来，森罗万象尽在其中。觉得由男女不同的性别及其对立、交感来推衍“阴阳”思想和逻辑，阐说固然有其道理，恐怕又不免牵强附会。比如“性命”二字，历史上各种学说都在探讨，但正因其为本源性的存在(像“自我”这个词也是这样)，就自有其解释不清的神秘。简单、笼统地解说尘缘性命，免不了还要受到“性命”的种种现象、关系形态的质疑。小说的万象在伏羲所画的“乾坤”里，同时也在向乾坤发问，看起来就像是在具体的历史生活里探访神秘。其实这探访虽然无尽，却未必空灵，庄子也曾问道于器：“奚为奚据：奚避奚处？奚就奚去？奚乐奚恶？”在世界另一边，高更的画题咏叹着：“我们来自何方？我们是什么？我们向何方？”尽管光棍汉杨天青与他年轻的婶子只是沉浮于“偷情”的具体境况，不曾思谋这一类问题的底蕴，他们的故事却又无可奈何地注定了这种疑问的存在。
刘恒笔下的种种“生与死”，大约因此一潜在的疑问难获解答，变得清浊难辨，因果披离。“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自然，刘恒的小说远非“出世”的，如果说他是借生死众相设问于茫茫，视点却始终追摹着具体的苍生。大约对人们探讨无法离开历史而飘然远引，“远致”也只能是于叙事中酝酿而又导向事外的“远致”。于是一场不无卑琐沆瀣的“性爱”纠葛，成了设问的一份“白皮书”。
回头看，《伏羲伏羲》的探访从哪里开始？
民国三十三年寒露和霜降之间，那个落雨的秋日，一头小草驴为洪水峪驮来了一位美貌的年轻妇人。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都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日本人正在周围的山地全面退却；老八团派出的工作队渗透过来开展减租减息；小地主杨金山因为用三十亩地里的二十亩换来一个小娘们儿，从而摆脱了负担，开始全心全意地制造它的后代。至于杨天青么，这日子意味了他的觉醒，他仓促持久地维护了自己的情欲。他爱上了他的婶子……
以后的瓜葛有顺有逆、有扬有抑，只是难以预料了。
如同一粒古老的种子，被嵌入贫瘠的土壤，苏醒后的生长令人想起北国山地寥落着的丛生灌木，疏野，却并不美丽，非如此不可却又“如此”得艰难。诸般亘古以之的生命纠葛在一番番生理和心理的躁动下，开始它偶然而又必然的行程。倏乎而来，仿佛乾坤世界、吉凶祸福是在一头小草驴的驴背上载来的。然后造化便安排下一场把戏。这种把戏开头先给个中人一种欲望以及去践履欲望的机会与可能，然而另外的可能也会渐渐被引诱出来，给欲望以折磨、报复、戏谑。这就是把戏的规则，是历史剧场的契约。将进美酒，一旦甘美沾唇，陶然而不思苦涩，这时人与朝火焰扑去的飞蛾，与在泥沼上舞蹈的动物相去并不远。
庸琐而缺少动荡的岁月，并不是消除了生活的不稳定因素，而是使“不稳定”变得内在、疲沓。有如持久的“低烧”在三个角色间阴燃：一个“专制者”、一个抵抗的怨妇、一个同谋的旷夫，他们相为对立又依存于这近于“陷阱”的结构。说是陷阱，自因角色们各自尚未及意识到处境的危险，又仍执着于自身的欲望，然而现实与欲望之间有“裂缝”在张开，岁月将驱使他们陷落其中，身不由己。“落雨的秋日，一头小草驴”，王菊豆落入杨金山谋划的陷阱，从那时起年轻的婶子又使杨天青走火入魔；当然，杨金山亦不曾料到，身边的怨女旷夫也在给他设下陷阱。一幕幕戏剧从一开始就带有阴谋的气味。阴谋一旦被各种欲望发动起来，便朝着它的归宿奔去，把编织它的人一并踩在脚下。于是人卷入了尴尬。那以后的剧情渐进，高潮也好，曲折也好，奔逸也好，锢闭也好，都不免要在这阴谋——命运的缠绕里发生颤抖了。人在关闭的世界中寻找出口，到头来这个世界没有出口。陷落感或者说危机感，使一个确定的故事也变得基础不稳，生活像被从内里翻出，被疑问所追迫着，抖落出“不堪”。我感到小说不仅在情节的经营上，而且在叙述的效果上克制了可能滥施的温情与幻想。即使描写男女第一次结合的场面，本易导向“煽情”的想像也被一个句子改造过了——“那是一个竖纪念碑的时刻，也是个挖掘坟墓的时刻。”尽管仿佛一阵疾风暴雨从嗡嗡不定的乐声中升起，掠过山花初绽的山岗， 混合着原始的诗意与孤掷的热情，最终还是无可把握的“被抛入”：“太阳在他眼里猛烈地晃动起来。手和身子闪电般地接受了一种指引，跳成了忙碌的舞蹈。仰下来见的是金子铸的天空，万条光芒穿透了硬的和软的一切。俯过去见的是漫山青草，水一样载着所有冷的和热的起伏飘游。不相干的因子快速的触击达成牢固的衔接，就像山脉和天空因为相压相就而融汇出无边的一体。显得惊慌失措同时更显得有条不紊的杨天青头一次感到了自由呼吸的困难，天塌下来埋住了他……”
不大容易分清这里面哪些是人物自身的感觉，哪些是小说叙述的组构，这种内含矛盾、差异的语言形象，粗放地扭曲、瓦解了一般模仿的风格，好像有压抑的内在意识，在寻找变形的方式，表达对存在境况的勘探。疑问仍然在徘徊着，通过描述与评价“二重交汇”的言语方式给既成的世界以质疑、讽刺。
曾有种种小说涉笔于“性爱”领域，有人在“刺激”的意义上去体会，有人寓道德教训于其中，有人则在批判或歌颂的意义上处理它。《伏羲伏羲》虽作得泼实近俗，却也难归入哪个档次里。与其说它在赞叹一种原始生命力的生机溢泻、升腾，不如说是在展示那印上“红晕”的情爱如何在困境中陷落与溃灭。随着戏剧高潮的过去，漫长的挣扎过程不由得不涉及一个残酷的疑问：在一个外界的规定性变得过于沉重从而使人的内在动力已无济于事的世界里，人的可能性是什么？其实，这种不具合法名分的情爱，终究又无可选择。尽管他们动用浑身的智慧、意志来掩盖，躲藏，尽管常有天意保佑，还是逃不脱无形的恐惧和监视。终究不能把灵与肉托付在天地间。怕是没有根的人生，总如陷阱里的虚空之蹈，使生命无可把握自我，茫茫而坠，沉沦在渐老的岁月里。它把一切都吞噬进去——渴望、热情、计谋、耻辱、悔恨，任凭“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酸酸楚楚无人怨”。
某一天，当杨天青发现儿子已经长大，而儿子并非他的“儿子”而是他的“兄弟”时，尴尬已变得无从解释，来自这一方面的监视与惩罚更为致命——他自己造就了惩罚自己的“掘墓人”，上苍并不需要假他人之手，给予他嘲讽戏弄。只有“死”是回答生之疑惑的痛快办法，了结了性命，性命还是让人思谋不透，只是看到它如何徒然给人世一个放纵而又卑微的反抗。人的历史，他的境遇、心性、行动、归宿似乎在伏羲所画出的劫数里，而劫数又是无从把握的。一个人自以为实现了某种与世界对抗的伟绩，而在别人看来不过是一块“破抹布”，历史只消轻轻一掩，便毫无意义。“他想用菜窖的木头盖子把自己和女人隔离于上面阳光明媚的世界，却没有想到压迫他的力量无孔不入……他无法理解。他因为无法理解而发出丑陋的无声的惊呼。”人物性格和生活的悲剧，凡此种种被叙述出来，都带有对历史的某种揭发性质，但细想实在也没有揭发什么醒世的教训，好像只是叫你看了一本糊涂帐。杨天青的赴死，不过是想把真相澄清出来的绝望所致，他的儿子不承认他，周围的人也不肯相信竟会有什么“真相”，正如历史的秘密常常不被人们所了解一样。看到结尾，你越发会感觉到，悲剧的“演出”最终还是遭到了嘲弄，想做人今世却只能做鬼，这悲剧并不真像是悲剧，好像在不知悲剧为何物的语境里谈论悲剧的毫无意义，在历史理解的悖论中寻求明确结论的徒然。
但正像米兰·昆德拉指出的，在勘探中“小说不能超越它自己可能的限度，揭示这些限度已是一个巨大的发现”。刘恒的小说触及了人生勘探的某种限度，并意识到限度的必要，限度带来了既贴近而又保持距离的叙事态度，带来了故事的不确定风格以及“存在勘探”的疑问式主题。他不妨在“性爱”故事领域开拓主题意义表达的限度，同时把限度当作“理解”结构开放的津梁。
说回来，这小说乍一看让人摸不着头脑，读完了又知其然而不解其所以然，倒也自有缘故：写实小说也需要为理解真实留出余地。而理解便常有赖于故事的整体象征(传达难以言喻的情怀、思绪)和主题的寄托。写实或者讲故事也面临变化着的“期待视野”，刘恒的写法实在，近于传统的“说书”方式，却能让人觉到变化，味道不同，大概与“能入”和“能出”二途有关。王国维曾言及：“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人间词话》)“有两手”与“有一手”可能不一样。说来也是意思仿佛，有心者或可读解而申言之广论之。总之，写实、近俗未尝不有修砺“高致”的潜力，潜力不一定在求空灵，尤在含容观察与体验的内驱力，是内在于故事又超越了故事的。亦如王国维所见：“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
前贤论诗品题，引道人语：“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汝暂举心，尘劳先起。说者曰：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黄庭坚：《题意可诗后》)拙与放、俗与真的这一层关系如何把握，现代作小说的人也可琢磨一番。
一九八八年岁末，北京，槐树庄
(《伏羲伏羲》刊于《北京文学》一九八八第三期)
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