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季，我们为前往美国奥尔巴尼任教的家人送行时，在北京购得一本安妮·泰勒写的长篇小说《思家饭店的晚餐》。当时便读了一遍，很受了作者幽默而哀伤的情绪的感染，陪着落下了几行眼泪。
此后，家人的信便纷纷地从美国飞来。那些信中，除了倾诉中国知识分子侧身于“优等民族”之中特有的屈辱感之外，便是两点：对一个后现代主义文化社会的新奇喜悦之感和失落了家园之后的思家之情。
心中一动，便又想起了《思家饭店的晚餐》。捧起再读，又陪着落下了很多行眼泪。
原来，不管文化的差异多么大，人性总还是相通的。而且，我们发现美国，尤其是美国南方，竟有许多与当代中国相似的特点。安妮·泰勒生于明尼苏达州，但在北卡罗利纳州长大，所以她自称是南方人。她对美国南方女作家尤多拉·韦尔蒂有很深的感情和兴趣，因此，说她的作品有南方文学的味道，想来是不会错的。
美国南方曾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南北战争之后，农业文化在与北方商业文化的交锋中，同样吃了败仗，渐渐地衰落了。战败者的痛苦、耻辱和不屈精神、对昔日的荣耀的眷恋之情，强烈而特殊的历史感和家庭意识，几乎成了二、三十年代南方文学的共同的主题。由于时代错误而造成的新奇的南方，似乎是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它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给世界听。而身为中国读者的我们，听来会尤觉感慨万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南方文学渐渐失去了主题。六十年代的政治—文化革命浪潮之后，整个美国仿佛耗尽了政治热情，更可惊的是，它的敏锐的感情仿佛也被销磨得近于枯竭。于是七十年代的作家，便得了个“薄情派”的雅号，他们的文学主题，便是“人情的泯灭”。《思家饭店的晚餐》发表于一九八二年，但它表露的情绪，却是对七十年代社会生活的反思。安妮·泰勒，不愧是南方文学的后继者，她的作品中，仍有一种南方文学的余韵。她把失去的主题当作主题，在冷漠阴沉的“薄情文学”之后露出幽默而哀伤的笑容。也许正是由于这一丝笑容罢，她的《思家饭店的晚餐》赢得了美国读者们的心。不过，要赢得中国读者的心，可又不太容易了。不错，我们曾经说过，美国，尤其是美国南方，有许多与当代中国相似的特点：历史的十字路口啦、政治—文化革命浪潮啦、耗尽的政治热情啦等等。但也不是完全相同：当代中国真正走上历史的十字路口，应该说是在政治—文化革命浪潮及耗尽政治热情之后。因此，由于时代错误而造成的新奇感，目下似乎还很强烈、时髦而有诱惑力，这就部分地转移了人们对人情逐渐泯灭的注意力。思家病仿佛只表现在老、中年人的身上，青少年们依然是乐不思家的。
这里面就有了一个文化差别的问题。美国到了七八十年代，已经完全步入了后现代主义文化。中国呢，这十年尽管是三步并作一步走，拚命超前(钱？)，也还只是在某些方面刚扒住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半生不熟的一点边儿，还没品透这文化的滋味儿，自然没有餍足之感，不会回过头来再想吃自己家中刚刚告别的窝窝头。
后现代主义文化，我们也只是在书上看到而已，——知识分子属老九，八丐九儒，等要饭的尝到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滋味儿之后，就该轮到我们了。——不过在旅居美国的家人的来信中，倒还把品味后的感受说得比较详尽。她说，这文化让人感到兴奋和愉悦，因为当代美国人都信奉这样一句话：enjoy yourself，大意是做你自己喜欢的事，让你自己享受快乐。因此文化的作用呢，也就是尽量满足你的欲望和要求，使你乐而忘返。当然，要是细说起来，后现代主义文化有很多解释，不过如果想给它个形象的说明，我们觉得可以称之为“塞壬文化”。塞壬，是荷马史诗《奥德修纪》中的三位海上女妖。她们的歌声非常美妙动听，使过往航船上的水手听得入迷，以至于乐而忘返、失足跌入海中淹死。尤利西斯是预先让水手将自己绑在桅杆上，才听到了那歌声的，不然，他可就回不到家了。
据美国教授弗·杰姆逊先生说，塞壬文化是一种平面文化，它没有深度感。哲学的辩证法的深度、心理学的潜意识的深度，存在主义的存在本质的深度、语言学的语意能指的深度，以历史学的历史的深度，在这里已经消失了。也就是说，它就是它的“样子”，就是一眼望去的“形象”，后面再没有藏什么东西。同时，它的形象是美和愉悦的，你可以把你的全部生命活力耗尽在这个美而愉悦的形象之上，不用想昨天，不用想明天，很舒适地忘掉你自己，忘掉一切人生的烦恼。你的责任，当然也忘掉你的家，就此终了一生。
这东西听起来有点吓人。不过我们的家人在信中说：你只有实地亲身体验过，才能有真正的感受。我们想，她说得有道理。这道理，想想尤利西斯听塞壬的歌声的情形就明白了：没有听到塞壬歌声的人，才会感到歌声的可怕，听歌时的尤利西斯是只感到美和愉悦的。世上有几个尤利西斯式的聪明人，会预先想到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呢？！于是人的一生，便在塞壬美妙动听的歌声中愉快地度过了。这难道不是人生一大乐事吗？难怪我们的家人最后又加了一句评语：自由到了这一步，也就和醉生梦死差不多了。
无论是什么新奇的东西，玩得久了也会腻味，而腻味之后，才会发现玩时自己竟失落了些东西。我们说过，安妮·泰勒自称是南方人，所以她身上那种特殊的历史感和家庭意识就相对的强烈些。这东西相当于尤利西斯身上捆的绳子，使她在受到塞壬文化诱惑时不至于掉到海里淹死。再加上听得久了，有点适应力和承受力了，也就有点抵抗力了。因此她敏感地发现了人情的失落，也敏感地发现人们慢慢在滋生着一种抵抗力，或者说人们在悄悄地害着一种精神病——思家病。
诚如《思家饭店的晚餐》的译者前言所说，这种思家病，不是“游子思乡”意义上的“思家”，而是有家但因家不成其为家而“思家”。小说的整个主题，就围绕着这个失去了的主题而展开。波尔·塔尔的丈夫在他们的大孩子十来岁时离家出走了，给妻子丢下两男一女。这个家从此不完整、不健全了。硬气的波尔没有把这事立即告诉孩子们，而是一肩挑起了供养家庭的沉重担子。她又做工，又做家务，又做母亲，又做父亲，一个人扮演了好几个角色。波尔的丈夫为什么出走呢？据他自己说，波尔“耗尽了我的长处，耗尽了我所有的长处。”那么，塔尔先生最大的长处是什么？推销。推销商品，推销自己。因此，当他把自己推销给妻子波尔之后，当波尔熟悉了丈夫之后，塔尔先生就无可推销了，再也显不出他的长处来了。他叹道：“哦，熟悉毁人哪！千万别跟人太接近。”于是他离家出走了，向其他公司、顾主、女人推销自己。究竟是谁耗尽了他的长处呢？是他的长处——推销。一个推销员可以向同一个顾客推销两次以上，但对妻子，只能推销一次。谁让他不是把自己当做一个人奉献给妻子，却把自己当做一种商品形象推销给妻子呢？这推销中首先失落了一种最宝贵的东西：人情之爱。
因此他出走了。因此这个家不完整了。因此妻子在各种角色中摆不平了。母亲不再像母亲，她溺爱这个孩子，冷淡那个孩子，被溺爱的愈加无能，被冷淡的愈加捣蛋。结果孩子们都觉得这个家不像个家，纷纷跑出去找一个像母亲的母亲。被溺爱的艾兹拉找到了斯卡拉蒂太太，一个放手让他按自己意志干事的老太太。被冷淡的考迪则在想：若能有一个母亲，像别人的母亲一样，要他付出什么代价都行。他没有找到。他却找到了一块墓地，碑文应该是：“我想为我自己和(或)我的亲人备一不朽之家。”而珍妮呢？为了找到家庭生活的那种和谐的完整性，一次再一次的结婚、离婚，仍毁于爱情。
是啊，当丈夫不像丈夫，妻子不像妻子时，父亲就不再像父亲，母亲就不再像母亲，孩子也不再像孩子，兄弟也不再像兄弟，而家，也就不再像个家了。
弗·杰姆逊教授说，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个特征，叫做“零散化”。一点不错。波尔·塔尔的一家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塔尔先生的长处——推销。而推销的广告正是一个商品形象，一个美而愉悦的形象。广告就是广告，它是没有深度的，它的语言浅显明白，后面没有藏着任何更深的意义和价值。它的唯一目的就是把商品推销出去，就是成功。它是平面文化，是塞壬文化。艾兹拉要做一个成功的厨师，考迪要做一个成功的效率专家，珍妮要做一个成功的儿科大夫。可以说，他们基本上成功地推销了自己。然而，他们的内心世界却在一定程度上零散化了，这个家却在一定程度上零散化了。因此，家庭零散化的直接导因是塔尔先生，而根本原因，却是一种文化的作用，塞壬文化的作用。
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一家人都有enjoy yourself式的性格。考迪见木讷的弟弟埃兹拉竟比自己先找到了未婚妻，心中大不服气，他三弄两弄，就把埃兹拉的未婚妻拐走了，大有只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架势。埃兹拉开了个思家饭店，不是根据顾客的爱好和需要以及市场行情来定菜谱，而是根据他的兴趣喜好、他对顾客的感情而上菜，搞得饭店每况愈下。珍妮则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而生活，多次婚变反而使她更乐观了。她在耗尽青春和生命中得到一种满足，“好似家庭主妇正在费劲处理一瓶她不喜欢的东西；她不会再买它，自然又舍不得扔掉它。”
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我们在前文中不止一次地使用了这个词：耗尽。耗尽政治热情、耗尽生命活力、“耗尽了我的长处”，“耗损自己的美貌——正在耗尽它。”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到弗·杰姆逊教授的话：“从六十年代来人们遇到的似乎不再是这种以自我毁灭告终的‘神圣的疯狂’，而是另外一种形式，美国人称之为‘耗尽’……而在后现代主义的‘耗尽’里，或者用吸毒者的语言，‘幻游旅行’中，你体验的是一个变了形的外部世界，你并没有存在，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已经非中心化了的主体，”(《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是一个零散化的人。
耗尽也好，零散化也好，都是吸毒者的心理感受。他并不痛苦，并不焦虑，并不恐惧，他是快乐得散了架子，他是乐不知疲，乐而忘返。耗尽和零散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把人生的意义从崇高转化为优美，转化为美和愉悦，它失去了崇高所伴随的痛苦，也失去了崇高所依赖的道德。这是一种没有道德深度，失落了道德感情的文化。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性是不易耗尽的，人格是不易彻底零散化的。波尔·塔尔的一家在耗尽和零散化的过程中，同时患着一种思家病。他们竭力逃避的，是那个不成其为家的家，而内心深处又渴求得到一个和谐的完整的家。他们的思绪不断地被牵回到过去：“我们是一家人！过去一向那么亲密，我们出什么事了？”波尔一直留着丈夫塔尔的每一个新地址，希望他能来参加自己的葬礼。塔尔先生迟迟不肯同波尔离婚，直到波尔去世后才又结婚。考迪在梦中常梦见他的父亲，他在微笑着向别人说母亲的坏话时，“内心里却突然感到一阵剧痛。”他欺负弟弟，是出于一种忌妒，而忌妒，正是夺取母爱和情爱的一种表现。埃兹拉一次次地组织全家人参加思家饭店那不欢而散，难以终席的晚餐，经常用那支干裂的直笛吹起幼年时代的曲子，吹得考迪心烦意乱。那老音符似一串串潺潺流水，那老音符是一段令他伤心而美妙的往日生活的旋律。——埃兹拉甚至把这曲子教给了考迪的儿子路加。珍妮每次离开家，胸膛深处都有某种旧日的隐痛。她的第一个丈夫的慢慢吞吞、笨拙的脾气，正像从小爱护她的哥哥艾兹拉。是呵，不完整的家，毕竟也还是一个家。共同的生活、共同的习惯把不同性格的人塑造出来，又联系起来。他们曾互相伤害，也曾互相舔舐伤口。因此这个家一旦真正解体，真正零散化，他们就立刻意识到他们毕竟失落了最宝贵的东西，就像小路加离家出走时遇到的那个开汽车的女人：子女的伤害使她痛苦，咬牙切齿地诅咒：“我永远不回来了！”然后开着汽车在路上疯狂地无目的地乱窜。然而汽车远离家园后，她又减小马力，开始回忆幸福的家庭往事。一英里又一英里，终于平静下来，掉转车头，又回家了。她就这样一日复一日地在家和汽车上打发生活。路加的母亲告诉路加：“当你快要失去一个人的时候，过去的一切会清清楚楚地回到眼前！你知道，他有多么重要，他多么独特，没有人能替代他。”那么，什么又能替代一个快要失去的家呢？没有。什么人又能替代一个母亲呢？没有！
人们患思家病，就是因为家快要失落了。而它是独特的、重要的、不能被取代的。波尔在病危时对她的孩子们说了这样一句幽默的话：“你们早该为自己找个备用母亲，艾兹拉，你们目光太短浅”。这话真叫人鼻酸泣下！是的，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一切都可以复制：照片、录音带、录相带、艺术品、手稿……一切都有备用的：一双长统丝袜的包装里免费附有单只备用丝袜，也可以有备用的单只手套和皮鞋，电子表有备用电池、高压锅有备用保险阀……。于是波尔曾突发奇想：想多生两个备用孩子。然而她发现，唯独亲生骨肉，唯独对亲生骨肉的感情，是无法备用、无法复制的。一个母亲，失去了，就永远失去了，没有任何备用母亲可以取代。一个家，失去了就是失去了，即使埃兹拉的思家饭店也不能取代它。备用母亲！这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中一句大彻大悟的幽默！
已得到的，人们总不珍惜。失去了，人们才发现它的价值，可是为时已晚。波尔去世后，全家人才有了一次人数最多的晚餐，然而，那儿无形中空着一个座位——它属于波尔。永远。全家人意识到了她的重要。长期离家出走的塔尔对着孩子们说：“这些年来，我确实这么想，每当我做成功一件事，我爱想象如何向你母亲夸耀，让她眼红。看一看这个，波尔。我这么想。哦，如今她不在了，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的家庭不怎么完美，可是，它毕竟是实实在在的。”
“记忆回来了”。记忆开始于实存的失落，它总是开始得太迟，使人们无法再找回那实存。记忆就是实存的遗腹子，记忆就是失落的主题的主题，记忆就是那再也唤不回的历史的意义。“记忆就是一个梦游病患者，它会从另一个世界带着记忆的创伤回来，……一边喊着我们的名字，一边要记忆洒下正当的泪水。记忆决不会无动于衷的。……它就是为我们而活着。”(尤多拉·韦尔蒂：《乐观者的女儿》)记忆，是灵魂的创伤，只有碰破了伤口，它才会痛苦地流出血来；记忆，是人类感情的旧债，只有无法偿还时，才懂得它的价值！
我们无须惧怕后现代主义文化，我们无须谴责后现代主义文化。因为无论是惧怕还是谴责都无济于事。该来的，就一定要来，该去的，就一定要去。要紧的是，该有点尤利西斯的思家之情和智慧，应该有根把自己同航船紧紧联系起来的感情的纽带，有一定的适应力和承受力，有一定的抵抗力，使自己在听塞壬的歌声时不至失了本性，忘了家园，不至乐得散了架子，耗尽了青春和生命，失足落入大海。
家人的来信渐渐地少了，短了。我们的家人呵，你正陶醉于塞壬的歌声，你可曾同时记忆起母亲的面容，门前的小路，窄狭的居室，儿时的笑声？你能否再回到你的不完美却实实在在的旧家？！
一九八九、三、十七于西北大学
(《思家饭店的晚餐》，〔美〕安妮·泰勒著，周小英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版，2.00元)
赵晓丽/屈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