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刘禹锡入蜀，听“里中八联歌《竹枝》”，以其“虽伦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便决意效法屈原的作《九歌》改造湘地民间鄙陋的迎神词，“亦作《竹枝词》九篇”，使“后之聆巴<SPS=0600>，知变风之自焉”(《竹枝词·序》)。刘禹锡攀比屈原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后代诗人果然不负所望，此歌遂传唱不绝。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哪种民歌形式像《竹枝词》那样曾经拥有过如此之多的作者和作品。刘禹锡也有未言中之处，他的新作一唱开，“竹枝词”便不再囿限于四川一地，不再仅属于“巴<SPS=0600>”，而是风行南北，传遍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具有本地特色的“竹枝词”。远的不必说，单只清代的北京、上海、天津，便都有大规模的“竹枝词”创作。现已结集出版的《清代北京竹枝词》、《上海掌故丛书》、《梓里联珠集》等虽搜罗未备，却都借“竹枝词”形式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些大都市的生活风貌。
“竹枝词”以其短小灵便与浓郁的地方色彩，也获得了近代诗家的青睐。久居其地、挚爱故土的人，有“竹枝词”之作；乍履他乡、观感一新的人，也有“竹枝词”之吟。丘逢甲的《台湾竹枝词》四十首即属于前者，梁启超的《台湾竹枝词》十首则属于后者。大变动时代产生的文人大流动，使近代知识分子(非指一般读书人)不必也不可能再皓首穷经、终老一乡。无论是旅行区域之广，还是出游次数之多，古代文人都瞠乎其后，无法与之比肩。见闻既多，诗作亦多。幸运的诗人也把好运带给了“竹枝词”。尽管未能作精确的统计，但肯定晚清“竹枝词”的数量超轶前代、一时称盛，总不会有错。
晚清“开通民智”的启蒙意识深入人心，刘禹锡采集土风、仿制新词的作法 也甚为流行。诗人们更自觉地把目光转向民间，从歌咏当地风物及男女爱情中，得到极大的乐趣。你说这是以俗为雅也好，是翻旧为新也好，不过总得承认，他们与前代文人的观点不同。认识到“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梁启超《小说丛话》)的晚清文人，不再企图把俗文学拔高到雅文学的地位，而已能从俗文学本身发现其价值所在。这样来读梁启超“为遗黎写哀”的《台湾竹枝词》，才不致错会其意。
台湾自甲午战败割给日本，到梁启超一九一一年游台，已沦为殖民地十六年。深重的遗民哀感使其地流传的民歌，尽管仍不脱男女相.思之词，却是欢愉之音少，而“恻恻然若不胜《谷风》、《小弁》之怨者”(梁启超《台湾竹枝词·序》)满耳皆是。梁启超亲聆其音，感慨良多，因而写下《台湾竹枝词》一组。其中不少诗句直接借用原歌词，第八首更是“全首皆用原文，点窜数字”而成。诗云：
教郎早来郎恰晚，教郎大步郎宽宽。
满拟待郎十年好，五年未满愁心肝。
这种哀怨已极、痛彻心脾的相思，出现在客居日本的梁启超笔下，未始没有思念故国之意。
此类“竹枝词”的近代气息要靠诗人的提示及历史背景的映衬才可感觉到，用梁启超的诗来说，就是“<SPS=1335>中甘苦郎细尝”(《台湾竹枝词》其六)。品不出，错当成传统情歌来读，也情有可原。因为近代“竹枝词”的特色不在此，而表现在那些与世推移、另出新意的作品上。新“竹枝词”以反映近代社会特有的种种奇形怪状见长，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与封建主义顽习的矛盾及奇异混合，在这些诗中真切、敏锐地展现出来。
丘逢甲写《台湾竹枝词》时，虽然才十四岁，但从诗语到思考都已相当成熟。关于这组诗还有一段逸闻：当年，丘逢甲应童子试，获全台第一。因其“年最幼，送卷最早，丁中丞(即福建巡抚丁日昌)特命作《全台竹枝词》百首。日未晚，已成，惊为才子，甚期许，赠‘东宁才子’印一方”(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遗憾的是，这组《台湾竹枝词》因战乱散失，现仅存四十首。即便如此，残留诸篇所描述的一些社会问题，在近代仍具有普遍性。如：
门阑惨绿蜃楼新，道左耶稣最诱民。
七十七堂宣跪拜，痴顽齐礼泰西人。
写的是基督教传教士在台湾建教堂、广收教徒的情况。教会在晚清社会生活中是一股极为特殊的势力。除传教外，洋教士们还在中国出版书刊、开办学校，宣传西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变迁关系极为密切。而对于下层人民来说，入教最实际的好处和最大的吸引力是，可以借洋人的力量对抗官府的压迫，保护自己。于是产生了所谓“吃洋教”的教民。丘逢甲诗中所说的“痴顽”，显然指一般百姓，教会对下层社会的影响之大，在这首诗中也得到证明。
鸦片烟是晚清社会又一个久不愈合的疮口。划分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之界的鸦片战争，最直接的起因便是英国的维护鸦片贸易与清政府的禁烟国策尖锐冲突。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进口合法化，烟害遂流毒全国。丘逢甲在《台湾竹枝词》中也痛心地写到：
罂粟花开别样鲜，阿芙蓉毒满台天。
可怜驵侩皆诗格，耸起一双山字肩。
在毒烟满天的雾瘴与大烟鬼的可怜形象中，诗人令人触目惊心地揭示出鸦片烟弱国弱民的危害之深。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近代有识之士才不断用各种方式疾呼禁烟、戒烟，斥之为“至毒毒药”，视之为中华民族的大敌。
鸦片烟的不能禁绝，实际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深入中国的一种表现。而以治外法权的丧失为题材，则有狄葆贤的《沪滨感事诗》六章。狄氏自述作诗缘起云：“沪上租界繁盛，为海内冠；然国权不张，外人持柄，亦莫此为甚。”因“仿巴渝‘竹枝’之讴”，“综其故实，言皆可征，少写余怀焉尔”(《平等阁诗话》)。像鸦片一样，租界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病态产物。中国人对作亡国奴的意识，在此地感受格外痛切。狄葆贤久居上海，言之凿凿，语虽委婉，心实愤慨。所写外滩公园，可称为最典型的一例：
路别仙凡逝不回，更谁花外一徘徊。
银河杏渺风帆渡，那许萧郎入梦来！
注云：“上海黄浦滩旁有公园，严禁华人入内游览。”其他如黄浦滩边草地原为中国官地，亦禁华人涉足，租界中华人马车不得越过西人之前，泥城桥外各国人竞马赛球的跑马场，也不准华人入内，在狄葆贤的诗中都留下记录。狄葆贤与改良派政治家康有为、梁启超等有深交，论诗也受其影响，以为“起衰振俗，要赖乎是”(《平等阁诗话》)。他的诗中有相当明确的政治意识，正十分自然。
包天笑则不同。同居上海，包氏到底是通俗小说作家，出于职业习惯，他对上海的人情物态更为留意。一九一六年出版的《南社丛刻》第十九集，收有包天笑的《上海竹枝词》四首，专写上海女子服饰、嗜好的最新潮流。如第二首：
半臂轻裁蝉翼纱，襟儿一字画盘花；
如何密作同心扣，扣住侬心不忆家？
诗后也有注：“一字襟坎肩，向惟男子服之，京朝士夫，行之已久，今则流行于女界中。蝉翼纱古有是名，惟黑色尚焉。迩来又新翻花样，各色均有。”本来女子服装就多变、速变，其变化不单反映了“女为悦己者容”及自我欣赏的求新欲望，而且显示出社会风气的变动趋向。大抵女子而普遍喜着男装，这个社会总是处在禁锢放松、相对自由的氛围中。否则，在讲究“夫为妻纲”的传统中国，“易服色”岂不是乱了纲目？这就像当代女子的竞穿牛仔裤，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一次时装革命，而更是一场思想革命。
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相当特殊，风气开通居全国之首，故足以领导各地风气。汉代已有民谣说：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这“城中”，在近代倒是可以确指为上海。上海女子的时髦装束流行开来，自称为“守旧”、“述旧”之“旧人”的林纾，在京中也不幸亲眼目睹此况，不禁痛心疾首，大加抨击：
辛亥之前，自南而北，男女之礼防已撤，其服饰梳掠，渐渐怪异。女子不裙而裤，裤尤附股，急如束湿。忽而高鬟，忽而蜷发，忽而结辫，忽而作解散髻，忽而为抛家髻，忽而为古妆，终极至于断发而止。(《<SPS=1931>云》)
尽管林纾的语调不能令我们满意，但此话还是搔到了痒处。这股从上海传到北京的女子服饰革新，正是封建礼教观念开始崩溃的表现。潮流总不可阻挡，林纾大动肝火也是徒然。而且，焉知辛亥革命的原动力不就孕育在这冲决封建礼防的大潮中？还是包天笑心平气和的记述做法明智些。
谈到近代社会的种种“奇观”，自然不能遗漏掉商品经济的畸形繁荣，何况千家万户的生计，都与之有大关联。一九一○年，从偏僻的山城乐山初到成都就学的郭沫若，即受其刺激，写下了《商业场竹枝词》三首，用四川本乡本土的传统民歌形式，描画成都商业场内外使人眼光缭乱的繁华景象。第一首诗咏商业场中花枝招展的游女如云：
蝉鬓疏松刻意修，商业场中结队游。
无怪蜂狂蝶更浪，牡丹开到美人头。
第二首诗咏商业场楼前马路上车水马龙，交通繁忙：
楼前梭线路难通，龙马高车走不穷。
铁笛一声飞过了，大家争看电灯红。
在轻松风趣的笔调中，仍透露出诗人对都市新的经济生活那种又惊又喜的心情。
近代“竹枝词”在状写近代中国的种种奇特现象上颇为成功，其价值不限于文学，更受重视的反倒是它们提供了生动可信的史料、掌故。说诗人们“无心栽柳柳成荫”也罢，说他们本来有心补史阙也罢，研究晚清文学史、风俗史的后人，总不能忽略了这批“竹枝词”的存在。
夏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