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阿城(想必是从美国寄回的)的新作《结婚》，深感平易的妙处。一个不足两千字的极短篇，象是用削尖了的铅笔，极淡地勾出了几张极有生气的嘴脸。背景也是淡淡的，一个极普通极普通的废品收购站，淡得在纸上只留下一线印痕。两千字，老林的认真(或叫做“迂”)，老孙的老实，再加上大刘的调节，组织得生气盎然。在叙述上，用笔散淡却又精确，其中省略了许多实体经验，只留下句子的干净朴素。通篇有“眼”，这“眼”似乎就留在右派这个符号上。句子的干净朴素中又时不时通过转折转出一些俏皮。到结尾俏皮到一定程度，意境又颇幽远。短篇短篇，越短越难。如此之短又如此之不动声色，在不动声色之中又有些许妙趣，这在眼下一片浓妆艳抹的庸俗文风之中，不能不说是极难得的了。
阿城以前写过短小说，两三千字一篇，取名《遍地风流》，都讲究追求意境。记得有一篇写洗澡的汉子，另外一篇以《树桩》为名写一个歌王，都有极细致的层次剥离。功夫下在意境上，而意境又通过这种细致的层次剥离来取得。文字也讲究，诸如“两个肩胛耸起来”，远远天上鹰“移来移去”，溜索“一路小过去”等何立伟曾一再引用。但那些篇相比工匠气都较浓，虽精巧有味，但似巧匠所设盆景，缺少玄妙的化境。《结婚》与几年前的这《遍地风流》诸篇似乎有了距离。描写变得直白，不再咬文嚼字，表面效果基本移到了内里，在明白清晰之中倒有一种玄妙的精致。
想不到，移居繁华喧嚣的异国他乡，阿城的心却变得越来越静了，不知是否是天长日久留连于博物馆的功劳？
贾平凹新近作《太白山记》，十二则。外加金吐双作“阅读密码”一篇。这十二则，每则亦一、两千字，据说是在病室久居、崇尚气功，脑子里充塞怪异念头后所作。这十二则都是以太白山为背景的怪异之事。比如镜中能窥见幻影，砍下的脑袋不是头却是垢甲壳，香客的头若有若无可以游移，娃娃鱼和女人嬉戏可以使女人怀孕……构思都很讲究，一则一则互相独立，之间显然又有某些必然的联系。这些怪异之事组成着太白山的文化形态，我想是要通过这太白山来作一番艺术的概括。
这十二则一般都以怪异的故事作壳，绘声绘影，颇有怪趣。但这些故事仅仅是壳，蕴涵则在本文之中。通过复杂的语言层面，还有叙述者在隐秘处提供暗示。这暗示在故事与本文之间起交流的作用。暗示与故事与本文结合，造成一种迷宫效果。其中曲曲折折，使你走进不同的房间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这十二则中，曲折多一些的要数《寡妇》。
读这些异人怪事，确实令人想起《聊斋》。遗憾的是还难以达到《聊斋》那样的境地。这些笔记式的“太白山”往往在色浓处停留过多落笔过重，于是意境不能深远，品味不能提高，有些篇还显露出极直白的俗气。如《领导》一篇，就显得极俗。
这一组太白山，开始时语言实在有些唬人。如《寡妇》开篇，“一入冬就邪法儿地冷，石块都裂了，酥如糟糕。人不敢在屋外尿，出尿成冰棍儿撑在地上。太白山的男人耐不过女人，冬天里就死去许多。”不仅有味，而且内里包含许多，让人越嚼越想嚼。我起先以为贾平凹要通过这些短小的笔记体提供出一片丰富多彩的语言背景。可惜读着读着，就觉韵味越来越少，对故事的怪异的关注越来越重。太白山，在草色、苔痕之中似乎还应该有一种清澄的山间空气，神韵就在这清澄之中。贾平凹似乎写着写着就因对奇松怪石的贪恋而忘了这种清澄的重要。最终，山里空气多了好些杂质，就使人失却了许多期望。
其实贾平凹有很好的文字功底。他写过好些出色的散文，又崇尚气功，应该能炼出那种神韵。是否太拘泥于小说的故事框架抑或是过多受到拉美魔幻的干扰？用散淡的笔法冲淡一下故事框架，太白山的清澄空气可能就会凸现出来。
何立伟新近也陆续发表了几个新短篇，比如《天下的小事之一》五则，比如《对大师的访问》。何立伟这几年几乎一直在写短小说，成名之作《小城无故事》、《淘金记》，以及后来的《一夕三逝》、《牛皮》、《末岁》，篇幅都不长。何立伟原先写诗，由写诗转为写小说，起先似乎只求其中那种诗的韵味。《小城无故事》与《淘金记》都令人想起张岱、袁中郎的散文。这以后他写了《一夕三逝》，写了《末岁》，出国一趟回来又用钢笔作画成癖，朋友们纷纷收到他的漫画草书。《天下的小事》等近作，显然都是伴随这些钢笔画一起问世的。
这几年，看出何立伟一直在琢磨，琢磨把他的短小说写“大”。所谓“大”，就是对空间的开掘，他不愿把小说当成一种生活状态的展览，他想追求一种不能一眼看穿的诗的升华。他想从内心精神中抽出闪亮的银丝，让大千世界中任何的哪怕是游移的尘埃落在上面，都象弓一样发出鲜明的生命之声，甚至是宇宙之声。这种努力自然是有了成果。比如说《白色鸟》，比如说《末岁》。
今年何立伟新作的一个显著追求，则是总体意识再加强，力图突破传统体验的狭隘，借用超验的力量借一隅概括他的文化意图。对题意的追逐使他往往不得不借用象征与隐喻，于是表现越来越朝抽象化发展。比如一场音乐会与三个观众，三个观众显然是原始经验提炼成的极抽象的符号，这些符号本身对音乐会这个背景的反映，就构成了观众与音乐会、艺术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大师与我们，显然是提炼成的高与低、高贵与低贱、天才与凡人相对应的反差，这种反差也构成着关系。何立伟在这里是关注着两极之间关系的思考，这种思考颇具哲学性质，表现则完全由动机所支配。音乐会与观众、大师与我们，基本都是一个仰视效果，一个俯视效果，两者对比得出寓意。这些小说的概括性的加强，使之越来越象寓言。何立伟用一种俏皮的姿态来驾驭这种寓言，力图使俏皮式的冷调幽默成为这种寓言的情调。
这些作品在景深上显然是有了突破。但我隐隐又觉得何立伟过去作品中的那些缓缓流动的情调与氛围少了。叙述大概也因为追求叙述的密度与张力，少了许多清净。好小说开掘要深，要象弓那样具有张力，但又要空灵又要清澄，真好比走平衡木，看来走好了真是不容易。
(阿城：《结婚》，《收获》一九八九年第四期；贾平凹：《太白山记》，《上海文学》一九八九年第八期；何立伟：《天下的小事之一》，《钟山》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对大师的访问》，《小说家》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朱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