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同了。大概至少从“五口通商”(即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的成果)以来，现代城市勃兴，高楼林立，越过越高，越多，把天都遮住了。而且地上灯火辉煌，天上一片黑暗。因此，古人所熟悉的常识，我们生疏了。于是古书更难读了。那个古代语言文字世界里几乎无处不在的“天”，古时人人心中记着，我们忘了。我们到“广阔天地”的农村里，没有高楼挡住天了，可是我们埋头种地，低头“反思”，很少抬头望天。古人古书的老朋友是今人的陌生人了。
《尚书·尧典》虽然不是最古的书，却是了解上古的书的一把钥匙。《史记·天官书》大概是失传的甘氏和石氏《星经》的遗留，错漏难免，却是秦皇、汉武时期一般天文常识的专家表述，又是了解古人古书说的“天”的另一把钥匙。这以后天文越过越专门，观测“天”成为专职官吏和民间专家的事。一般人的，包括读书人的，“天”的常识一直停留在战国、秦、汉的这个基本点上，没有随着天文学和历法学的发展而发展。古人不是照现代天文学那么思想的。
《楚辞·天问》问的是历史的“天”。《荀子·天论》论的是自然的“天”。《苟子》讲的“天”是“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这几句是接下去说的一些话以至全篇的思想基础，可以说是那时古人的常识。所谓“上知天文”指的是人对具体的天象的系统化了解，包含后来所谓历法、气象以至人事安排(社会结构)，直到现代哲学所谓宇宙观、本体论，即对于整个宇宙或说全体自然和人的总的概括理解和表述。照《荀子》所说，这就是：星→日、月→四季→阴、阳→风、雨→万物……
那时人心目中的天，也就是当时古书中说的天，是什么？是日、月、星，是最大的全体。在空旷地方，躺下望天，这就是人能够见到的最大的东西。没有更大的。所以《说文解字》说“天”字是“一大”。在人能上天以前，无论登多高的山也看不到天那样大的一片空间。(当然“坐井观天”除外。)即使到海上，一片汪洋，够大了，可是一眼望去只能看到一面，不能同时看到四面八方，而且还是水天各占一半。唯有天，卧地仰望，一眼可见全部各方。这全体就是天。天不是天空，不是指那个常常变换颜色的一片(《庄子》：“天之苍苍其正色耶？”)，也不是日月星活动于其中的空，而是包括所有这些的全体，和地相对的全体。地的全体不可见(人不能上天)，靠天来对照。抽象的空间概念是在具体的实的空间的认识之后的。实的空，如同可以装实物的空罐子，到处可见。抽象的空是推论出来的，所以认识在后。古人由天而知地的全体，又由地而知天是实的，都和今天的人的看法不同。
古人抬头看天，不仅是好奇，更重要的是用来帮助生活。日出日没算一天，叫一“日”，是具体的一个时间单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月的圆缺循环差不多三十日，算一个“月”，是较“日”更大的时间单位。为了采集、狩猎、耕种、畜牧，要知道植物动物生长的季节，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北温带要知道气候变换，分出寒暑四季。这用日月的变换不够了。这只有靠星。先分出五颗行星和恒星，再发现日、月、行星在列星中的方位变化。在一定时间(昏、晓)定向观测一定的星才能用来定四季。这星的周天一循环就是一年(由节气计算的太阳年或恒星年)。最早的历应当是星历。不一定是一颗星，可以是几颗明星。例如《尧典》：“日永(夏至)星火”，“日短(冬至)星昴”。又如古埃及用天狼星的出现时间方向定尼罗河涨水的时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由此可知，在古中国，“定”的概念很重要，很普遍。《尧典》：“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孟子》：“天下乌乎定？”《易·系辞》：“乾坤定矣。”
天罩在地上，要知道地上的方向位置也得靠天。但是仰看天和俯看地的东西南北和左右前后总有相反的一面。跟照镜子一样。天上有个北极，星辰绕着它转，由此定向为北。日出为东。日没为西。这样便可以制定日晷，看日影方位及长短定时间及季节。但要确定，还得测定日、月、行星在天上的位置和运行路线，这只有依靠星辰分布作背景才能察觉出来。由此看来，无论时、空， 都是由具体的日、月、星来定的。东南西北配合春夏秋冬(见《尧典》)。地和天是对立的，又是密切有关连的。
天是地的一面镜子。这在古时是人人知道不需要说出来的常识。仰观天文就可以俯知人事。这是古人无论上等下等人读书不读书都知道的。因为离了天就不知道春夏秋冬和东南西北，算不出日、月、季、年。北极应当是天的中心，却斜挂在北半天的中间，愈往南走它越低，愈往北走它越高。可以分明看出天是倾斜的，所以天是塌下去的，是缺了又补过的。天倾西北是人人知道的。(地陷东南大概是因为江河东流。)天昼夜旋转也是人所共知的。这些和地相应又不相应。后来的占卜用“式”，天盘旋转于地盘之上，就是模仿这个。十干和十二支的符号也是这样：十干旋转于十二支之上，从甲子起，六十次一循环。这些在古代并不希奇，因为和人的生活都有关系。
古人将人间投射到天上(《汉书·天文志》：“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但同时也是将天上投射到人间。不仅是日蚀、彗星等灾变，天人相应，如《汉书·五行志》的大量记载。由天象也可以想到人间。看到天象想到人间也该照样。例如天中轴在北(北极)，想到尊者应当居北朝南，人君要“南面”，而不随太阳居南朝北，反倒是群臣北面而朝。将天象系统化，将星辰排列组合加以名称和意义，例如说天上有斗，有客星，有宫，是用人间译解天上。观察结果，用人解天。有的说出来，记在书中，多是灾异、祥瑞。有的不说出来，藏于心中成为思想，例如紫微垣中心无明星，一等明星散在四方，掌枢衡者实为北斗。这不能说出，只能推知。这就是奥妙所在。还有些“客星犯帝座”之类编造也是。司天文的官员和知天文的专家又受帝王及贵人的重视，又受歧视和怀疑，原因就在于其中有奥妙不能明说。往往说天就是说人，说人又是说天。
《史记·天官书》可以不当作天文学而当作古人的“天学”书看。“天学”和现代天文学可以说几乎是两回事。从现代的天体测量学、天体力学、天体物理学的观点看，古书只是历史资料。但是若作为“天学”，那就是了解古人思想和古书的重要钥匙。《诗》、《书》中的“天”是虚的，星才是实的。
《天官书》若不仅读其天文而着重读其中思想，我看就像一部小说。读古书要知道古人想法。《史记》的这篇文章就是古人观天想法的一个系统总结。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讲课大概都要讲到《史记》，可是讲《天官书》的我只知道一九三九年在搬到湘西辰<SPS=1631>县龙头脑村的湖南大学中文系有曾星笠(运乾)先生讲过。曾先生对我说，他讲《史记》只讲“八书”，首先是《天官书》。据他的学生说，曾先生讲的多是考据订正，听不出奥妙。这是老辈学者照传统讲书的一派做法：只指出并拣开拦路石，让你会读，至于书的内容则要你自己去想。另一派传统讲书法是只发挥对书中内容的自己见解，至于书怎么读，要你自己去背诵，去查考。这两派都是把学生当作和先生水平差不多，不去“发蒙”，因而会把准备不足的学生带进五里雾中，名师的学生也是主要靠自己钻研。会一步步引导入门的名师不多，所以名师往往少有高徒。《天官书》本身就是古代的名师。开列了药方，至于什么药性，治什么病，只有读者自己去学，那就可以“见仁、见智”，各取所需了。中国古书大多如此，可决不是出谜语。
《天官书》若要讲解词句，我不会，只会对照着天上人间和古今人思想自己去看。这样硬看，倒也可以悠然自得。这也许需要一点星象常识，但更需要亲自夜观天象，作“索隐”，不然便索然无味了。
《天官书》先分天为五宫：中宫和东、南、西、北四宫。中宫是北极所在，无疑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大可玩味。)，所以首先举出“天极星”。一颗明亮的星是“太—常居”之星。这一带是后来所谓“紫微垣”，即帝王所在之处。“太一”旁边的星是“三公”，后面是“后宫”。这大致相当于欧洲的包括北极星的小熊星座的方位。中国古人认为帝王的，欧洲古人只看作平常的熊娃子，对“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的“北辰”毫无尊敬之感。更有意思的是，向天一望，什么“紫微”，什么熊，全都不是那么一回事。小熊不像熊，倒像一个小北斗。两个北斗，一大一小，一正一反。可是中国古人不这么看。北斗只能有一个。欧洲人才看成两头熊。天极星怎么不是最明？这不能说。再看文中讲中宫的部分主要讲的是北斗星。一观天象就知道，居中而尊者的作用不见得比围绕着他的大，可是没有这个居中者让全天星辰围着他转又不行。若要团团转，就非有个轴心不可。《天官书》开宗明义第一段便表明了中国古人的这个思想。这是说不出而又人人知道的。这岂不是《春秋》尊王的根本思想？为什么“五霸”要“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什么王莽一定要篡位而曹操不肯也不必篡位？陆机《文赋》本文第一句是“伫中区以玄览”。“中区”本指地，又指天，又指人。为什么读书作文要先伫立“中区”？从古人所说的天象可不可以结合人事搜索古人的思想？欧洲古人就不这样想。他们以地为中心。
五宫之后列五颗行星及其解说，从木星开始。大概不是只因为它最明亮(金星最亮但只见于昏晓)，是因为它十二年一周天，是年的标志，所以名为“岁星”。接着是火星、土星、金星、水星，配上五行。这以后是日、月、以及彗星、流星等等，直到“云气”。天文学渐少而占星术更多了。
《天官书》以天人感应为基本思想不足为奇，有趣的是看讲的感应是什么。一读即知，贯串其中的主要方面是政治，特别是军事。和欧洲的神话星座不同，我们的星象所显示的不是幻想，不是生活，不是生产，而是战争。观天象的重要作用是知人间的刀兵。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人思想中的贯彻始终的一“维”。几乎是不论什么书，从经书到小说，不论什么事，从考试做官上朝到吃饭睡觉，无不从天象联系到战争，常常用上天文及军事语言。这只怕是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人思想的一大特点吧？好像是中国以外哪一种文化都没有这样的。斯巴达、日耳曼，武有余而文不足。中国是经文纬武，文武双全，武在文中，文不离武，好像是武化的文化，也便是人间的天象。说到这一点，《天官书》不过是显示出一点征象罢了。
书城独白
金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