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了一下记事本，我是在一九八二年秋天见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那是在十一月十六日与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晚上，都是在诗歌朗诵会上。她在台上，我在台下。第一次是在多伦多港口前沿(Harbour－front)一个俱乐部的小礼堂里。那天人不舒服，一边听一边身上发冷，都没有搭理身边那位缠头巾的印度诗歌爱好者的主动攀谈。第二次是在多伦多大学“哈特楼”的教职员饭厅里。那天细雨<SPS=0711><SPS=0711>，秋意很浓。大家从寒雨中来到灯光下诗的氛围里，都有一种温馨的感觉。阿特伍德在丹尼斯·李之后朗诵了自己的诗歌，语调很平，甚至有些冷淡与疲惫。声音也稍稍带点沙哑。很有点“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味道。她天庭宽阔，嘴巴较大，面如朗月，看得出是一个聪慧的、很有主张的女子。我想起了加拿大作家山姆·索莱基告诉我的一件轶事：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早几年去加拿大访问时，曾举行诗歌朗诵会，由阿特伍德主持。会后，叶诗人为了表示感谢，更多的也许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激动，扑上去要与阿特伍德拥抱。但是在格兰姆·吉布森(也就是阿特伍德的丈夫)的敌意眼光下与阿特伍德的冷淡反应下，这次拥抱成了一幅表现过程的“定格摄影”。叶诗人讪讪地垂下双臂，用英语喊了一声“Snow Queen！”(雪女王)
叶诗人还是有急智，这个脱口而出的外号起得真贴切。在场的加拿大人都玩味起这两个词来，谁也没有注意诗人方才的窘态。
那次朗诵会我站在离舞台较近的地方。也许是因为我想到了什么，脸上出现异样的表情，记得阿特伍德看了我好几眼。也许她在嘀咕：一个亚洲人不去摆弄电脑，不去读管理的书，来听什么诗歌朗诵！
两次朗诵会上她念了什么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但是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在某种情况下用冷淡的口气表现激情往往更为有效。后来我也试着用这种方法译了一些她的诗歌。再后来——那是在一九八八年夏天了，在纪念诗人穆旦(查良铮)的会上，一位青年女诗人长长地喷了一口烟后，对我说：“阿特伍德的诗也是不错的。”
我不知道她指的是哪一首。我没有与她细谈——我好像永远也学不会与别人倾心交谈。也许是《赛壬之歌》？在那首诗里，海妖揭示了一个永恒的秘密。也许是《“睡”的变奏》？我想不出有别的一首现代诗歌，如此动人心魄地写出了一个女子对爱人的似海深情。在诗里她说：“我愿意与你一起入睡，进入／你的梦境，当它那柔滑的黑波／卷过我的头顶。”第二、三、四节也相继说“我愿意”如何如何，直到“愿做那口空气／在你身体里作片刻的逗留／我多愿自己也是那样的／不受注意，那样的须臾不可分离。”我不禁想起了我们的《折杨柳歌辞》：“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座郎膝边。”当然，那是游牧民族的更为粗犷的感情表露，不像阿特伍德的这样细腻，这样缱绻。《变奏》倒像一次次进逼的涨潮，每次不尽相同，完全是肖邦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浪漫曲)里的情怀。我都不能相信这首诗是出于一个有名的女权主义者之手，她曾经说男女之间的关系是“强权政治”。不过，事物是复杂的。外国评论家也说：“阿特伍德可以不带任何冷嘲地写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爱。”诗人自己说过她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男女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快乐的关系”。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九三九)是那种既有才情又知道怎样用功读书的人。她是一个昆虫学家的女儿，家里好几个人都是科学家。她得到过多种学位。有名的原型批评派理论家诺思洛普·弗赖曾是她的老师(她叫他“诺列”)。她在多所大学里任过教，当过编辑，也主持过加拿大作家协会(一九八二——八三)。她在大学念书时就出版诗集，现在已发表了十本诗集。她也写文学批评，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幸存》是按照弗赖的“要塞命题”思想研究加拿大文学作品的主题的。除此之外，她还写了七部长篇小说与其他作品。我这里要提到的《侍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是她于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第六部长篇小说。《侍女的故事》与阿特伍德别的小说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本政治幻想小说，或者如西方评论家所称的那样，是一本“反乌托邦”(dystopi－an)小说。这类小说，比较有名的是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奥·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与叶·伊·扎米亚京的《我们》。这类小说都是表现人类社会可能要面临的灾祸。写这类作品总要面临两个难题。一、作者设想的灾祸是否确有可能性与现实性。如果没有，那就会被斥为无稽之谈，出版几天后就被遗忘。二、对恐怖的描写要恰如其份，适可而止。夸张过度反而会超过临界点，成为滑稽戏。我们可以拿这两个标准来检验《侍女的故事》。
《侍女的故事》写美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生了一次政变，原来的民主制被推翻，建立起了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分子统治的“基列政权”①。这个政权推行一夫多妻制。阿特伍德显然是从《圣经·旧约》里得到启发的。小说的前面引了
《创世纪》里这样一段记载：
“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她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作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使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三十章一一三节)
这个故事反映了古代以色列人以妾代妻生子的习俗。顺便提一句，这样的习俗在今天的以色列还没有完全消失。据今年(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一日的《华盛顿邮报》报道，以色列的妇女仍然受到沿用了两千年的犹太法的束缚。根据犹太法，同妻子分开的丈夫可以同另一个妇女同居，甚至还可以生孩子，在某种情况下，他还可以重婚。纳妾的陋习当然不止盛行在古代的以色列。阿特伍德是个游踪很广的旅行家，她到过伊朗和阿富汗。她不会不注意到这两个国家的状况，她也在作品或访谈录里提到过。阿特伍德如果对旧时的中国有所了解，就很容易把犹太的“侍女”与中国的“侍妾”联系起来。纳妾在中国，更远更早的我说不清楚，至少从《孟子》里“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这句话，也可推断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与当今“阿特伍德协会”主席、美国北科罗拉多大学教授沙隆·R·威尔逊女士在魁北克的拉伐尔大学里有过一次有趣的交谈。
要把小说的脉络理清在这儿复述一下是比较费事的，因为那里的叙述是梦游人式的，没有逻辑、也不按时间顺序。但是我想出一个讨巧的办法。在小说里，关于“基列问题第十二次国际研讨会”的报道是在结尾处。我想颠倒一下次序，先把这次会议向读者作一个简要的介绍。阿特伍德在题名为《关于<侍女的故事>的历史札记》这一节中说：公元二一九五年，在努纽特市迪尼大学举行了一次基列问题研讨会。这次会议的主席是该校高加索人类学系主任玛丽安·纽蒙(新月)教授。主要发言人则是英国剑桥大学的“二十——二十一世纪档案馆”主任詹姆士·达西·毕埃旭托。据前面提到的威尔逊教授寄给我的一篇她的论文里说，这些人名与地名都是起得饶有深意的，这个问题她与阿特伍德当面交谈过。叫新月的多半是印第安人，一个印第安族妇女如今当上了系主任。迪尼大学的校名“迪尼”则是加拿大北方一个土著对自己民族的称呼。“努纽特”声音与“因纽特”相近，因纽特人亦即爱斯基摩人。毕埃旭托是一个葡萄牙名字，这位剑桥教授的原籍说不定是巴西。另一发言人则来自“得克萨斯共和国”，看来这个早有独立之心的“孤星州”终于脱离了美利坚帝国的藩篱。总之，二十一世纪已成为一个多元种族的、母权制占优势的世界。高加索大男子主义咄咄逼人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主要发言人毕埃旭托教授在会上作了一个关于发现与确认《侍女的故事》录音带的报告。顺便说一句，这份报告是一篇小小的杰作，它既交代清了应该交代的一切，本身又是一篇模拟戏作——它温和地挖苦了西方现时流行的学究气十足又故作风趣的学术报告。参加过国外的学术讨论会的人读这篇“报告”时准会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
报告人说，《侍女的故事》是他与一个同事在过去叫缅因州的地方一个城市里发掘到的，而缅因是基列时代“妇女逃亡地下铁路”的一个中转站。他们发现一只铁箱子，里面装了三十卷录音盒带。由于发现了激光唱片，这种盒带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不很流行了。为了把录音译写成文字，他们不得不请一位仿古物品制作专家特地重新做了一架旧式的放音机。录音带头上都有音乐、歌曲作伪装，如曼托瓦尼的弦乐曲，后面则都是同一个女子的声音。从内容可以断定，这是基列政权用来繁衍人口的“生育机器”中的一个，这些带子估计是她逃亡时躲在“中转站”的什么阁楼里(从《安妮·弗兰克日记》里得到启发？)录下的。不知为什么没有能带到加拿大然后又带到英国去。也许她重新被人抓住了。
报告人接着说，众所周知，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节制生育、性病、艾滋病等原因，也因为环境污染，高加索人种人口锐减。基列政权遂宣布一些婚姻为非法(如：没有在官方教堂举行婚礼的)，从而把男的迫害致死，把孩子夺走，把妇女们集中起来，经过整训，分配给没有子裔的高级官员作“侍女”。每次期限为三个月，如果三个月后仍未怀孕，就转移到另外一个“岗位”去。如果轮了三次仍无结果，便要送到殖民地去清理核垃圾。
报告人说，“生育服务”在基列政权之前便已存在，如人工授精、不育治疗、借腹怀胎等等。基列政权认为第三种方式见诸《圣经》，合乎宗教原则，便加以推广。其实，基列政权只是把旧时代美国的做法朝前推进了一步而已。美国盛行不断换妻子与情妇的“先后多妻制”，基列把它变成了“同时多妻制”。这说明，历史上的任何新制度莫不从旧制度脱胎而来，新事物绝不可能凭空产生。
报告人接着又试图考证录音带里所提到的人物和真实姓名与身份。女主人公被称为“Offred”，也就是“属于弗列德”的意思。(读到这里，中国人会发出苦笑，因为我们过去正是把妇女称为“王张氏”、“赖大家的”，等等的。)据查，基列政权中有两个高级官员个人名为弗列德，其中一个姓渥特福特是“温和派”的领袖之一，情况与录音带里的“大教长”有点相似。至于女主人公，由于是个小人物，便湮不可考了。从录音带里可以推测，她是在与人串连即将被发现时由“大教长”的司机救走的。这个司机估计是一个双重间谍，即既是政府的眼线又是地下组织的成员。至于女主人公后来究竟出逃了还是重新被捕，给送到殖民地还是进了妓院，这些都无法考查了。本来嘛，历史就是一大团充满了各种回音的黑暗。
报告人在掌声中结束了他的发言。掌声平息后，教授问：“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
读了这节《历史札记》之后，再回过来看正文，脉络就很清楚了。幻想小说原来基本上都是一种概念的产物，作家在有了思想骨架之后再设计出人物与情节使之有血有肉。当然，赋予概念以血与肉也各有巧妙不同。《侍女的故事》作为一个故事还是很引人入胜的，这里也有悬念、暗示、联想等等。但是小说之所以引人入胜，恐怕还是因为女主人公及其同类的苦难在今天的世界中确有现实的基础。威尔逊教授寄来的论文《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侍女的故事>中的童话、圣经与神话交叉来源》里说，小说中写的不是人类堕落前的伊甸园，而是巴比仑，是“妇女的地狱”。笔者自己的感受是读时心神压抑，仿佛又在跟随但丁与维吉尔漫游地府。在“基列共和国”里，妇女被剥去一切化妆，赤裸裸地成为“会走路的子宫”。她们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传种接代，而且即使生了女儿也还不能脱离苦海。一切伪装都被撕下，只剩下难以逼视的真实。而这幅图景虽有所夸大，却不是虚造的，你不能安慰自己说这仅仅是一场恶梦，醒来后生活还会是那样美好。书中所写的妇女状况不仅在一些国家里与一些宗教力量下是现实，即使在西方，也仅仅被“先后多妻制”的纱幕优雅地遮盖起来而已。侍女的故事》对中国人来说又岂止是一部纸上的“警世通言”。
① 基列(Gilead)是《旧约》里提到的古代巴勒斯坦的一个地方，亦即下面提到的雅各与其岳父拉班就如何处理他的两个妻子达成协议之处。
李文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