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譬如对光速的研究，不论是法国、巴西，还是中国，结论都应是一样的。同理，相同的病症，诊断的结果也应是差不多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作者把四个国家中常见的医学诊断做了比较。这四个国家的死亡率大体相同，但在医学诊断上却颇有差异，由此可见，医疗并非是决定死亡率的重要因素。
在这四个国家中，医生开处的药量会有十至二十倍的差别。美国的人均外科手术率是英国的两倍，乳房切除术的比例是英国的三倍，冠状动脉手术是英国的六倍。美国的高血压到了英国则是正常的。美国人喜欢偏低的血压，而在德国这则算病状。欧洲使用的抗生素量远远小于美国。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举出许多。
贝厄女士认为，这种差异是由于文化的差异造成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对生殖器官疾病的处理方法。法国的出生率低，人们对生育十分重视，所以医生很不愿意做子宫切除手术，宁可与癌瘤或不正常的失血和平共处。只有百分之二点四的法国女人做过子宫切除，而在美国，每年都有百分之二的三十五至四十四岁的女人切除子宫。英国医生是最为保守的，他们开处的药量比美、德、法的医生都小。英国人开刀时总是尽量缩小手术范围，而且很少用X光导仪器进行诊断。
最有意思的是欧美对“抵抗力”的分歧。人们一直认为，病状至少可以由三个方面引起：遗传、感染、人体对外部感染的抵抗。欧洲人认为，出现病状标志着人体抵抗力下降，因此要设法增强抵抗力，诸如采用水疗法。而美国人则认为，人体本身是健康的，如果出现病状，必是有外部病因，因此要马上采取措施，尽快予以消灭。美国人使用的抗生素是很惊人的，常为一点小病而大量使用抗生素。美国人剖腹产的比例也很高，达百分之二十。
美国人的生死观也对医疗具有影响。通常的医学决断都是为了延长患者的生命，不管疾病是否可能治愈或治愈后对身体有什么影响，而美国人则常常重视生命的质量，而不是长度。哈佛医学院做过一次调查，征求喉癌患者的意见。如果动手术，将失去声带，但百分之六十的人能活三年以上；如果只做化疗，则可以保存声带，但只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人能活到三年。调查结果是，百分之二十的人认为生命的质量比长度更为重要，他们选择了化疗。美国人喜欢把身体当做一台机器：如果出了毛病，就得修理，然后万事大吉。“我们能把人送上月球，为什么治不了癌症？”
贝厄女士的结论是，应该建立一种医学诊断和处理的统一标准。由于缺乏统一的客观标准，医生们对同一种症况的决定会五花八门，这虽然没有给死亡率带来什么影响，但对于患者来说则是一种冒验。而且，医生不要摆出权威的架子，而应该像老师一样，耐心向患者解释各种可能性，由患者自己选择。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各界的重视，认为“它也值得医学界以外的人一读”。从文化的角度来对医学进行分析，这无疑为我们展开了新的角度。
MEDICINE ＆CULTURE：VARIE－TIES OF TREATMENT IN THEUNITED STATES，ENGLAND，WEST GERMANY AND FRANCE，by Lynn Payer，Henry Holt ＆Company，pp240.
海外书讯
欣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