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我正在读一本文摘。有一篇《短文之最》，令我拍案叫绝。妙极了，试抄两段于下：
“一九八六年四月，美国《明星晚报》就约翰逊竞选总统失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约翰逊认输》，全文只一个‘妙’字，真耐人寻味。”
“美国影片《戴斯蒙医生的第十三个牺牲者》在奥地利上映后，那里的《快报》发表过一篇评论，曰：‘我是第十四个’。虽然只有六个字，却一针见血地抨击了该片的低劣。”
读罢《短文之最》，我抬头轻轻舒了一口气，同时想：这样的社论和影评，要是出自我们的作者之手，送到我们刊物的编辑部去，能发表吗？十之八九会枪毙的。太短了嘛，能说明什么问题！
可见，作品长而空，责任不仅在作者，而且在编者。
然而，单怪作者和编者也不行，还有衡文制度问题要解决。
苏联大数学家庞特里亚金在做了些出版工作后说：“你写书越是精心，那书也就越薄，但你付出的劳动也越多。心血多花一倍，书可以变薄一半，但得到的稿酬也将减少一半。”原来，我们的稿酬制度并不怎么按质论价。它依字计酬，不鼓励精益求精，遂使作品越写越长。
还有，我们评奖、评职称，作品也是以长为佳。一篇三千字的论文，如果渗进水分，用五千字发表出来，人们对它的评价也将随之提高。何以呢？长嘛，长才象论文。
我真不明白，开会、听报告，大家都讨厌空乏的“马拉松”，为什么衡文就那么看重一个“长”字。
读者中来
王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