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都在经济学中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反映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成就与发展趋势。因此，回顾一下这些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情况有助于我们对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进展的了解。这也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出版的意义。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
一九六八年，当P·艾斯伯林和当时瑞典中央银行顾问、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伦德堡和林德伯克等人向诺贝尔基金会和瑞典皇家科学院提出了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建议后，曾引起了一场争论。一部分自然科学家反对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理由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的，具有强烈的规范性，它不可能象物理学、化学那样成为一门具有客观标准的“硬科学”。我们暂且不去评论这种见解的正确与否，先来看看经济学是否可以摆脱价值判断而成为一门实证科学。
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问题的。资源配置是指如何把稀缺的资源恰当地分配到各种用途上，资源利用是指如何使稀缺的资源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利用。在研究这些问题时，必然涉及到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和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应该承认，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和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并不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如果经济学研究这些问题，而且所得出的结论能被客观事实所验证，那么，它也就能成为一门实证的科学。因此，要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使经济学实证化。
从古代西方到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一定的价值判断是经济学的基础。十九世纪以后，经济学家开始有意识地摆脱价值判断，使经济学实证化。实事求是地说，经济学的实证化使经济学得以研究并解决了许多重要的经济问题，发现了商品经济中的许多基本规律。从这种意义上看，经济学的实证化确实使经济学在向科学化的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正因为如此，实证经济学仍然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也基本都是从事实证经济学的研究，并在这方面有所贡献的。
应该承认，经济学中尽管有着数量关系，但它所研究毕竟是社会经济问题，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有重大的差别。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进行的，经济问题涉及到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人们的利益。因此，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实际上是无法摆脱价值判断问题的。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承认，经济学应该既是实证的，又是规范的。只有以正确的价值判断为基础，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才能有所突破，对于解决更高层次的经济问题才能作出重要而正确的指导。例如，解决经济发展战略这样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就要在一定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对所涉及的许多内容进行实证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奖原则也承认了这一点。这一评奖原则强调要把该奖金授给那些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交界处”以及“经济学和社会学交界处”作出贡献的人，以鼓励经济学的多元化与跨学科化。正是根据这一原则，一九七四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瑞典经济学家、制度主义者缪尔达尔，和奥地利经济学家、自由主义者哈耶克。缪尔达尔的经济学强调社会平等为中心的伦理观，哈耶克的经济学强调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伦理观。他们的经济理论具有浓厚的规范性。对价值判断问题的重新重视标志着经济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济学确实有了惊人的进步，对人类社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这说明经济学应该称得上是一门科学了。但是，经济学对许多重大的问题还缺乏系统而深刻的研究，实证与规范的结合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每当经济中出现各种问题时都会听到人们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抱怨。因此，经济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科学，它在科学化的道路上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总之，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只是一门不成熟的科学。
数学化是经济学的方向吗？
经过慎重而又慎重地评选的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在经济计量学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挪威经济学家弗瑞希和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以后获奖的经济学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在经济学数学化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这说明经济学的数学化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趋势。但是，经济学的数学化应该是经济学的方向吗？对这一问题，国内外都有激烈的争论。
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当资本主义的曙光刚刚在欧洲大陆上出现，经济学处于初创时期时，就有一批经济学家以数学公式来表示经济中的数量关系。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是这批人的杰出代表，他的名著《政治算术》就是用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随着边际革命的发生，数学在经济学中更加重要了，英国著名的边际学派经济学家杰文斯甚至说
“经济学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在经济学数学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运用数学方法来表述、研究与论证经济现象及其相互依存关系的数理经济学。数理经济学以许多现代数学的分支(如博奕论、概率论、组合论、拓扑学等)为工具来准确、简明地表述经济概念，论证并发展经济理论，对经济理论水平的提高和分析手段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先后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阿罗、迪布鲁，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法国经济学家阿莱等都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经济学数学化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经济计量学的建立。经济计量学是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的结合。它的建立对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起了重大的作用。例如，一九七三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运用经济计量学方法提出了投入—产出分析法。这种方法可以反映国民经济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消费、投资、产量、就业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技术变化对生产的影响，外贸对生产的影响，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结构等问题。这一分析对经济预测和政策制定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已被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采用。一九七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苏联经济学家康托罗维奇和美国经济学家库普曼运用线性规划革新、推广并发展了资源最优利用的理论与方法。这种方法对企业管理和经济中资源的最优配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致力于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建立。他主持建立的几个大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在分析各种宏观经济总量和进行经济预测中都获得了成功。所以，近年来经济计量学得到迅速发展并不奇怪。
应该承认，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它要研究经济中的数量关系。这就为经济学的数学化提供了可能。数学的运用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和实际经济问题的解决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数学化不能是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因为经济的运行总是在一定的制度之下，离开了对具体生产关系的定性分析，数学化的定量分析意义并不大。而且，经济中的问题也决不仅仅是数量关系，任何复杂的数学模型都无法完全准确地反映出错综复杂而又千变万化的经济现象。一味强调经济学的数学化会使经济学走入歧途。当前经济学日益数学化的趋势已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里昂惕夫就曾在《科学》杂志上撰文批评这种经济学数学化趋势。他把“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经济理论家不停地建立大量的数学模型”，以及“经济计量学家把大体上相同的一套一套的数据和具有一切可能形式的代数函数相拟合”称为“一场沉闷的演出”，并对此提出批评。这种批评出自一个对经济学数学化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之口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肯定了经济学数学化的成就，但也强调了经济学的“多元化”。这种作法是相当恰当的。
自由放任是当代经济学的主流吗？
自从重商主义以来，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始终是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交替地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最早的经济学重商主义代表了国家干预思潮。十八世纪以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作为自由放任思潮曾在近二百年中主导了经济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则标志着国家干预思潮取代自由放任而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七十年代之后，自由放任思潮再度复兴，成为一种不可抵拒的趋势。这种两种思潮交替兴衰的情况也反映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上。
凯恩斯主义的产生以及国家干预思潮在战后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的。三十年代的危机暴露了市场机制的致命弱点，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本身需要国家从全社会的范围内来加以干预。二战结束后，由战时经济转变为和平时期经济，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则会出现萧条。因此，各国都把战后经济繁荣的希望寄托在国家干预上。英国政府一九四四年发表的《就业政策白皮书》和美国政府一九四六年通过的《就业法》都反映了这种思想。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大显身手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在美国，这些经济学家称为新古典综合派或凯恩斯主流派。他们或从事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发展，或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出谋划策，这就成为经济学上一段有声有色的历史。一九七○年获奖的萨缪尔森是新古典综合派的首领。他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已发行了十二版，几百万册，为普及宣传凯恩斯主义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他从各方面对凯恩斯主义的发展被认为“几乎涉及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在提高经济理论的科学分析水平方面，比当代其他经济学家作出了更多的贡献。”他和其他经济学家提出的在繁荣时期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萧条时期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张在五十年代成为美国经济政策的基调。一九八O年获奖的克莱因以解释凯恩斯思想的《凯恩斯的革命》一书而成名，以后又运用这种思想建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成为美国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一九八一年获奖的托宾不仅在发展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参与了六十年代经济政策的制定，他和其他经济学家提出的以充分就业为目的的新经济学，使美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一九八五年获奖的莫迪利亚尼则在消费函数理论与企业金融理论方面完善了凯恩斯的理论。一九八七年获奖的索洛以研究经济增长理论著称。他的理论特别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对当代经济理论和政策都有深远的影响。这么多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足以说明战后的确是名符其实的“凯恩斯时代”了。
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对战后美国和西方经济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以美国为例，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七九年，按一九七二年美元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百分之二百零六，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六。在被称为“增长的黄金时代”的六十年代，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四点一，失业率为百分之四点八，通货膨胀率为百分之二点三。然而，正当人们沉醉在凯恩斯主义的胜利之时，七十年代初美国经济中出现了高通货膨胀率与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现象。这一情况的出现使得许多经济学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国家干预到底是有用还是有害？他们逐渐认识到，国家干预主要是通过对总需求的刺激来促进经济增长。对于总需求不足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说，这种刺激总需求的政策无疑是有用的，但是，刺激总需求的同时也必然刺激总供给，这又为生产能力的扩大和总需求的不足埋下了祸根。而且，对总需求的刺激是通过扩大政府开支的财政政策和增加货币发行量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的。这就引起了财政赤字的严重和通货膨胀的加剧。随着国家干预的加强，这些副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出现滞胀等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了。国家干预所引起的这些问题使许多经济学家力图回到自由放任，寄希望于经济政策的自由化。这正是七十年代自由放任思潮再度复兴和七十年代后期各国减少政府干预，使经济政策自由化的根源。
这种自由放任思潮复兴的情况也反映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上。一九七四年，当代自由放任思潮的鼻祖、奥地利经济学家冯·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二战后他由于坚持自由放任而被冷落，将近三十年后他的获奖则不言而喻地肯定了他的主张。一九七六年，货币主义的领袖、另一位以坚持自由放任而著称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获奖。以后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迪布鲁、布坎南和法国经济学家阿莱在思想倾向上都是属于自由放任思潮的。这些经济学家所涉及的领域并不相同，但他们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分析国家干预政策失败的必然性；二是论述市场机制的完善性。自由放任在当代又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那么，自由放任思潮是不是又代替国家干预思潮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了呢？一种思潮能否成为主流取决于现实的需求。从当前资本主义的现实看仍然处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现阶段资本主义的要求，因为只有国家才能在全社会的范围里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保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不会倒退到自由竞争时代，自由放任思潮也就难以重温以前主导经济学发展方向的旧梦。以前国家干预得太多，也有许多干预错误之处，在某一个时期内减少国家干预，或改变干预的方式是需要的，但国家干预的总趋势是无法改变的。自由放任思潮在批评国家干预的错误，主张减少干预，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方面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这是它得以复兴的原因。但主张完全由市场调节取消国家干预的作法却是无法实现的。历史毕竟是难以重演的。从这种意义上看，自由放任还不能成为主流。在自由放任思潮复兴了十几年后，许多经济学家也认识到，自由放任还是不能代替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的。问题在于时代需要出现一个新的凯恩斯，并把国家干预的理论与政策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可惜目前还没有这样一位凯恩斯出现。也许这正是自由放任思潮仍然方兴未艾，而国家干预思潮又难以重整旗鼓一统经济学的原因。
理论是灰色的吗？
经济学在希腊文中原意是指家务管理。在中国“经济”一词则由“经邦济世”、“经国济民”发展而来，可见经济学本来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然而，在经济学的发展中有些学者也曾误入“象牙之塔”，醉心于体系的建立与推理，忘却了它的实用性。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就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竟有人会想到雇佣一位经济学家来经营啤酒厂吗？”好象经济学家去管理啤酒厂就是不务正业了。这样“象牙之塔”的理论的确是灰色的。正如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所说，这种理论“好象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只能满足人们的幻想，却不能有助于居住问题的解决。”然而回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的成就，就可以看出：理论只要来自于实际，并为解决实际问题服务，就会是充满活力的常青树。
在什么是有价值的科学贡献的问题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特别注重研究成果的独创性、实践性，以及对科学工作和社会(如政府政策)的影响。这就是说，只有那些对解决实际问题作出重要贡献的理论才能获奖。也正因为这一原因，获奖经济学家的成就大多是在五十年代，甚至更早作出，并经过了长期验证的。
从获奖者的成就来看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他们提出的理论抽象性很高，近乎于纯理论推导，但这种纯理论又具有实际意义。另一种是把一般理论运用于具体问题的分析，并在运用中创立了新的理论。第三种是从实际出发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例如，一九六九年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与舒尔茨都是在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他们的理论的。刘易斯曾任加纳、尼日利亚、牙买加等国政府经济顾问，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由此可见，理论并不一定是灰色的。只要以实践为土壤，理论之树就可以常青。如果说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经历和成就对我们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莫过于此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作丛书》第一批：迪布鲁：《价值理论》、西蒙：《管理行为》、布坎南、瓦格纳：《赤字中的民主》、刘易斯，《发展计划》、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中译本均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梁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