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曲解或误解基督宗教的精神质素，在此已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事。与这种习惯结伴而行的是另一种习惯：对基督宗教及其精神实质尚根本无甚了然，便妄加评判。例如，人们经常可以见到诸如此类的论断：心灵和肉体的紧张痛苦，是基督徒进入天国的代价，痛苦乃入圣超凡的解救之道，超越此世间的精神欢乐，必须通过基督徒此世间的个体身心的极度折磨和苦痛才能获得；基督教不过是人们营造的逃避现实的避难所；不离即世的日常伦理远比基督宗教更富人间性和人情味……
不难看出，在这些相当随意的论断背后，隐藏着源远流长的所谓“中国人的智慧”，“俗人的智慧”、世俗的清明常识。据说，这种智慧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会去歌颂痛苦，也不把爱看成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基督教歌颂痛苦和折磨吗？是的，它歌颂上帝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而非世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基督教营造避难所吗？是的，这避难乃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受难；基督教否弃现世吗？的确，上帝借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进入这个此世的世界，就是为了否弃现世中一切损害人的价值生命的东西，而非现世本身；基督教把爱看成了不起的东西吗？当然！但那是通过耶稣受难体现出来的遭世人羞辱、蔑视和弃绝的切实的爱，而非高扬于生活之上的爱的观念，更非“俗人”们在沼泽地里打滚的“爱”。
“中国人的智慧”究竟出于什么情怀对所谓“俗人的智慧”那么一往情深呢？难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此世受难的爱真的与中国人的现世生命格格不入？
加缪在纳粹占领期间，曾写下对此世冷漠寡情的《局外人》，这位“局外人”在声称永远无法漠视的死亡这一事实面前，向死亡顶礼膜拜，转而嘲笑这世界上可能有的一切珍贵的温情和希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德国纳粹集中营里，神学家、牧师朋霍费尔则写下了对此世充满深情和希望的《狱中书简》，面对同样是无法漠视的死亡，朋霍费尔从未认可死亡拥有绝对的力量。加缪的确比朋霍费尔更有清明的常识。
一九四三年的圣诞节，朋霍费尔在集中营的囚牢斗室里给父母写信，他担心因自己被囚而给父母的节日蒙上阴影。他在信中写道：
不用说，我非常盼望得到释放，与你们在一起。但是，这许多年来，你们已给我许多欢乐的圣诞节，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其光辉足以强烈地照亮这幽暗的圣诞节。在这种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继承了一种过去的精神遗产，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它的坚实丝毫不为现世的变故和不幸所动。……从这种回忆中得到的温柔的感受，属于人类更美好更高贵的东西。凡能坚持和维护这不可剥夺的价值的人是不会被压倒的。在囚牢里守候圣诞节，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并非特别艰难。我敢说，在监牢里守候圣诞节的人，比在别的许多地方、比那些有名无实的人，更有意义、更为真诚。悲惨，痛苦、困乏、孤单、无助以及过失，在上帝眼里与在人类眼中大不相同；上帝之所以降临在世人厌恶的地方，基督之所以生在马槽，对这些奥秘，一个囚犯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①
作为一个人，朋霍费尔是在歌颂痛苦吗？非也！他只是在参与上帝的痛苦。
二
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于一九O六年二月四日出生在德国布莱斯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这个充满基督教和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家庭里，朋霍费尔从小就受到基督教传统文化的滋育，深受良善、公正、同情和友爱的宗教情怀的感染，懂得珍视生活中最珍贵和最平凡的东西。和许许多多普通人一样，他有兄弟、姐妹，也有未婚妻。
早在被纳粹投入死囚之前，朋霍费尔就以其卓越的才华和温厚的品性在神学界享有声誉。十四岁时，朋霍费尔立志攻读神学，先后就读于图宾根大学、柏林大学，受教于著名教会史学家哈纳克，并深受先师赏识，但他更倾慕卡尔·巴特的神学思想。由于学识优异、才华横溢，年仅二十四岁的朋霍费尔就受聘担任柏林大学系统神学讲师。
朋霍费尔绝非游心于观念之域的神学家，而是一位有深切现实感的基督徒。纳粹刚上台不久，朋霍费尔就在电台中公然抨击纳粹主义，从此开始了积极的反纳粹活动。在短短的几年里，写下了大量著作：《宗徒团体——对教会社会学的教义学探讨》、《行动与存在》、《创造与堕落》、《跟随基督》、《试探》、《共同生活》，尤其《跟随基督》一书，使朋霍费尔获得了世界性声誉。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纳粹德国更加疯狂地推行专制暴政，许多文人学士流亡国外。此时身在美国的朋霍费尔婉言谢绝了朋友们让他留在国外的劝告，作出了只身返回德国的抉择。在离美回国前致尼布尔的信中，朋霍费尔写道：“假如我此时不分担我的同胞的苦难，我将无权参与战后德国基督徒生活的重建。”
朋霍费尔的确是主动接受痛苦和折磨，但绝非是借此寻求入圣超凡之道。
在人们象逃避瘟疫一样流亡的时刻，是什么精神促使朋霍费尔毅然返回被逐出的深渊——一九三六年，朋霍费尔被逐出柏林大学，是跟随基督的意愿，是一位普通基督徒的良心，是听从基督的召唤。
在作出这一抉择的两年前所写的《跟随基督》一书中，朋霍费尔曾阐明过自己对基督教的认识：做基督徒意味着分担主的受苦、遭弃绝和被钉十字架。朋霍费尔指出，上帝借基督赐予此世神圣的温爱，否弃此世的暴虐和不义，而此世却唾弃基督，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通过基督的降生和受难，上帝为了给此世带来幸福、安宁、温情和希望而遭受着极度的痛苦和折磨。上帝为了爱亲自到这个世界来受苦，不仅仅是受苦，而且是没有荣耀的受苦。“受苦与遭弃绝可以概括耶稣十字架受难的全部含义，十字架上的受死即意味着遭人蔑视和弃绝”。②基督之为基督，乃在于他的受苦和遭蔑视，基督徒之为基督徒乃在于参与基督的受苦和遭蔑视。
中国有这种对痛苦和折磨的“歌颂”吗？所谓“中国人的智慧”、“俗人的智慧”有什么资格贬低和嘲讽这种痛苦和折磨？那些得意于不为自己的行为找根据的智慧，当然可以很轻松地把基督的受苦和遭蔑视当作“抽象观念”来消解。
三
一九四三年八月，一直在国内从事地下反纳粹活动的朋霍费尔与他的妹妹和妹夫一同被关进了特别集中营。
被囚禁在死亡集中营里的朋霍费尔并没有因身陷囵囫而沮丧失意，也从未把被囚当作成圣或夸示的手段。他渴望生活、渴望出狱、渴望与亲人在一起。通观整部《狱中书简》，我们会感到人间性和人情味太浓了。
在狱中，朋霍费尔不仅服事病人，常与不堪忍受囚牢生活的同囚交谈，还仍然继续研读，思考神学问题。在被囚的近两年时间里，朋霍费尔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尤其是康德、狄尔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正是在狱中的那些困苦日子里，朋霍费尔集中思考了基督教在二十世纪的独特处境这一问题，提出了著名的“非宗教的基督教”构想，这一构想成为战后激进的“世俗基督教”(Secu1ar Christ－ianity)和“上帝已死神学”(Die Gott-is－tot-Theologie)的理论基础。
二十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现代以来日趋泛化的世俗化进程。“世俗化”与“宗教化”一词构成反义关系，所谓世俗化进程意指人类的各种活动逐渐脱离宗教形态的过程。现代世界中，人文科学的不断繁荣和扩展，以及科学和工业技术革命的不断更新，使整个世界图景逐渐非宗教化，如海德格尔所总括的，世界图景非基督化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行为规范、生活方式以及整个文化形态已基本完成世俗化的转形。
最早对现代世俗化进程作出理论反应的著名神学家是卡尔·巴特和布尔特曼。朋霍费尔对他们的见解都不尽赞同。朋霍费尔以为，布尔特曼的“非神话化”的构想对神学来说不是过份，而是不彻底；卡尔·巴特把上帝与宗教——甚至基督教本身区别开来，极富启发性，它表明，作为宗教，基督教也许最终会消失，但上帝永存。不过，在朋霍费尔看来，卡尔·巴特把上帝与世界过份分开则是错误的。
朋霍费尔指出，基督教的价值关怀绝非指向来世，而是现世：即关怀此世的救赎和更新、幸福和美好。上帝的超越世界的存在乃是为了此世的人生。基督教的复活希望与神秘主义的希望不可同日而语，从本质上讲，基督教的希望是以全新的方式把人重新送回世界去生活。
朋霍费尔大胆宣称：宗教的时代已经过去，世界正走向一个完全无宗教的时代，世界已经成龄(World come of age)，它日益走向自治的道路，无论道德、政治、科学，人都不需要上帝。人和世界均已成熟，不应把他们重新拉回童年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基督教还有什么作用呢？基督的真理还有效吗？在朋霍费尔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宗教性”观念本身。“宗教性”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景观，这种景观不管对圣经的福音还是现代人来说，都是不恰当的。但基督的真理本身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它关涉人和世界的生命中心问题。做基督徒并非必须宗教化，必须披上宗教的外衣，信仰乃是整个生命的行为，基督发出的召唤不是要人加入一种宗教，而是要人进入新的生命，因此，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不在于他恪守宗教形式，而是切实地做人，在今生此世的生活中积极参与上帝的痛苦。
朋霍费尔与布尔特曼不同，不是把基督的福音从神话中剥离出来，而是把基督精神从宗教中剥离出来。在他看来，非宗教的基督教是可能的，在世俗的世界中，人依然站在上帝面前，尽管现代人把上帝挤出了这个世界。
四
朋霍费尔的“现世基督教”的构想，以及“非宗教的基督教”的提法，是在被囚环境下所作的神学思考的初步结果，而且仅以致友人的书信形式表达出来。这当然很难说能代表他的成熟、系统、严谨的思考成果。神学家们认为，“非宗教的基督教”这一提法本身，是颇难成立的。
另一方面，朋霍费尔的狱中构想又确实极富启发性。朋霍费尔的狱中神学虽缺乏系统阐述，却当之无愧地是一种有特色、有创见的神学，这种神学被神学家们称之为“对世界负责的神学”。
人与上帝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基督教神学的中心。然而，人对上帝的形象经常产生曲解。即便在有基督教传统的世界中，这类情形亦所难免。我们中的许多人不也是在险境和不幸中就祈求上帝保佑，在安逸时就把上帝抛到九霄云外吗？
正是在狱中，朋霍费尔提出，人不应把上帝当作软弱无助时的救命神力，不应在遭受失败时或到了生存困境中才呼求上帝，不应只是是自己需求时才吁请上帝，上帝是生命的中心而非生命的边缘，是我们生命中的超越者。上帝在这个世界中是软弱无力的，否则，他的独生子不会惨死十字架上。人应在刚强而非软弱时接近上帝，应在生命的勃发和荣显而非痛苦和死亡中吁请上帝。
人也不应把上帝当作自己在知识能力不逮时用来搪塞漏洞的东西，上帝不是解答一切难题的万灵药方，不是人途穷技短时的天外救星，他并不替人解决人在现实中解决不了的问题。基督受难明确告诉人们，上帝并未以他的全能而是以他的软弱和痛苦来帮助我们。朋霍费尔明确申言：“基督教与其它宗教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的宗教意识使人在痛苦时才去仰赖世上有力的神，以神为救星。圣经则指引人去寻找一个无能为力和为此世经受着痛苦的上帝。唯有受苦的上帝才能帮助人。因此，所谓成龄的世界应是放弃了对上帝的错误观念、并准备为圣经中所显示的上帝而奋斗的时代。上帝以他的软弱去征服世界的强暴和不义，这必须是我们对圣经的‘属世’解释的出发点。”③
朋霍费尔的这些神学主张明显是在激励人们自觉主动地承担起对此世生活的责任。这与“中国人的智慧”所鼓吹的“世俗”并不相干。他明确指出，基督教的“现世”观，绝非安逸、随便、忙碌、事事无谓的流俗的属世主义，而是对生命负责、对世界负责，最终对上帝的痛苦负责的“现世”态度，它意味着，由于上帝的缺席，人的责任更为重大。朋霍费尔甚至认为，上帝允许人把他挤出世界，上帝告诉人，人作为人可以不靠赖他，而正是这位离开我们的上帝与我们同在，是我们永远得站在他面前的上帝。在如今这个无神的世界里，人应当接受参与上帝痛苦的挑战。
朋霍费尔的狱中神学在战后产生了广泛影响，开启了一大批新一代神学家，罗宾逊、汉密尔顿、柯克斯的世俗神学，阿尔蒂泽的辩证宗教以及维克的激进天主教神学，无不受其启发。战后兴起的，“上帝已死神学”正是承续了朋霍费尔的“对世界负责神学”的精神内涵，把人对世界和历史的责任作为一种系统的神学主张加以阐发。
朋霍费尔入狱后，一些朋友想营救他出狱。朋霍费尔坚决地制止这一行动。他不想出狱吗？非也！他只是不愿因自己而牵累他人的生命安全。
五
朋霍费尔的狱中神学，在一些观点看来，带有激进神学色彩。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偏离圣经中启示的真理，在狱中，他对旧约曾投入更多的研究。朋霍费尔与其他许多神学家不同，他关注的不是理论教义问题本身，而是神学的实践，这促使他坚持从时代的处境着眼来考虑神学问题。
在狱中神学里，朋霍费尔多次提到上帝的软弱和人要刚强，这并非是在给自己的狱中处境补强心剂。狱中神学与他早年的神学有明显的内在关联。分担上帝的重负，乃是朋霍费尔的一贯主张，追随基督的路，就是受苦和遭弃绝的十字架道路，乃是朋霍费尔对基督受苦论的一贯体认。在《追随基督》中，朋霍费尔反复说明，上帝是负重的上 帝，上帝之子降世背负十字架，担当此世的罪，使世人得救，跟随基督当然就意味着也要承担重负，与基督一同受苦。只是，在这种情形下，基督徒所负的重担、所承受的痛苦，已不是他个人的重负和痛苦，而是上帝的重负和痛苦。在《狱中书简》中，朋霍费尔的与上帝一同受苦论的进一步深化体现为：上帝的受苦在当今时代已成为被人挤出这个世界。上帝从来就是软弱的，所以与基督一道受苦和参与上帝的痛苦，从来就是基督教的标志，自古始然。基督受难之时，上帝被世人推上了十字架，如今，上帝被人逐出世界，无论何时，基督徒的使命都是在今世的生活中积极参与上帝的受苦。上帝之死是就世人的立场来说的，这表明上帝不为世人所容，但上帝永远活着，而且一直在为此世的不幸受苦，人参与上帝在基督中的受苦，就意味着人的悔改的完成。在当今世界之中，人负起生命的责任和艰难，成功与失败，就表明人已站在上帝面前，体认到上帝在此世的软弱，这也就是信仰。
朋霍费尔对上帝的信仰在反纳粹的行为中具体体现出来。他坚信，反抗暴政和此世的不义，不仅是基督徒的权利，更是对上帝的软弱尽其本分。所以，朋霍费尔的反纳粹活动具有非民族主义性质是毫不奇怪的：他的反纳粹活动旨在使纳粹德国彻底失败。对上帝的正义的忠诚，远远高于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诚。在朋霍费尔看来，民族主义乃是民族自大狂的温床。
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在盟军解放佛洛森堡集中营的前一天，朋霍费尔被纳粹处死。据幸存的同囚回忆册霍费尔赴义时非常从容。他知道，他的真实生命在上帝那里。他说过，苏格拉底是学会死的艺术，基督是战胜死亡，但人并不需要学会死的艺术，而是战胜死亡。
朋霍费尔的生与死乃是二十世纪的苦难历史中基督教精神的光辉见证，作为本世纪最杰出的基督教新教神学家之一，他的神学思想本身如何，属于神学探讨的问题，作为一位普通的基督徒，他的人生实践则得到各派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举世敬佩。我想说，无论“中国人的智慧”、“俗人的智慧”有多高明，却始终与这种精神品质不可比拟。
(《为上帝被囚》，〔德〕朋霍费尔著，高斯宁译，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朋霍费尔：《狱中书简》，中译本，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69年版，第30－31页。译文有改动。
②朋霍费尔：《跟随基督》，中译本，基督教文艺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38页。
③朋霍费尔：《狱中书简》，同前，第141页，译文有改动。
二十世纪西方基督教神学一瞥
默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