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堡座落在著名的黑森林的边缘，景色秀丽，气候宜人，是一座相当漂亮的城市。西德大部分地方天气都不太好，经常是阴天，而弗莱堡据说是西德日照最多的地方，灿烂的阳光是弗莱堡人的骄傲。郁郁苍苍的施瓦本群山环抱着这座古城，山上森林密布，城里城外到处是鲜花和草坪。教堂的钟声和着鸟鸣随风飘荡，给这座城市增添了几分幽雅和宁静。城内许多街道两旁都有潺潺流水，这是由中世纪的灌溉渠改造的水渠，它使这座城市更加迷人。城内绝少现代的高层建筑，为了保持这座城市原来的风貌，弗莱堡市政府曾把一些古老街道已铺上的水泥路面拆毁，重新按照过去的样子铺上鹅卵石。这固然有德国人迂腐死板的成份，但不尽如此。这也决非老年人的怀旧情绪使然。弗莱堡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却是一个年轻的城市。说它年轻，是指它十七万居民中年轻人占很大的比例，不像有些德国城市，几乎成了老年人的天下。正因为如此，弗莱堡是敏感的，它要保持过去的风貌，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未来，未来在规定着过去。西德的城市一般不是由基督教民主联盟执政，就是由社会民主党或自由民主党执政，而弗莱堡人却让绿党来掌管市政。绿党和那些由职业政客组成，有着垄断财团背景的政党不同，它的主要政纲就是保护环境，保卫和平。弗莱堡到处都有保护环境的宣传品，有时你的信箱里也会给人塞进一份这种东西。在市中心的卡尔广场，四周都是漂亮的建筑和花木。可一根乌黑难看的枯树干被一个冷酷丑陋的水泥四方形死死地固定在广场中央。最初我以为这又是什么现代派的“杰作”，但它和周围环境的强烈反差马上使我醒悟过来。设计者是用这么一个不协调的形象来提醒人们：不要破坏事物本身。
弗莱堡的这一切，自然会使一个研究哲学的人想起胡塞尔“到事物本身”的著名口号。这个口号其实最初是在上个世纪由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全书》的导言中提出的。只是当时人们沉醉于科学和理性的胜利，没有去思索它的含义。胡塞尔在本世纪重新提出这个口号，自然不是重复黑格尔，而是有他自己的意思在内，但我仿佛觉得，人们可以设想，是否在更深的意义上他们有着相近的意向。“到事物本身”这个口号从字面上看非常明了简单，但其内涵远非如此。从表面上看，胡塞尔只是为了要人们把对于事物的一切成见和定见悬置起来，在原初意向中直接感受把握事物。这当然并不错；但仅仅理解到这一步恐怕还不够，还必须从本体论上去理解。在这里，胡塞尔本人的意向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不从本体论立场去理解的话“到事物本身”就不能成为现象学的一个基本立场和路标。现象学对于未来哲学的最大贡献也是在这一点上突破了传统哲学的束缚，而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有人认为胡塞尔晚年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多少是同海德格尔与他的分歧有关，但我觉得如果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到事物本身”这个口号的话，那么“生活世界”是现象学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胡塞尔一生著作等身。他提出过许多费解的概念，作过无数细致复杂的论证，但其最终目的，难道不是要“到事物本身”？当然，在对“事物本身”的理解上人们完全可以和胡塞尔不一致，甚至可以和他有根本的分歧，但“到事物本身”这个口号在本世纪的提出，毕竟是代表了一种新的哲学倾向。
正因为现象学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到事物本身”这个口号体现的，所以对“事物本身”的理解就成了问题的关键。“事物本身”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更不是任何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基本质料和本原。事物本身只是一个无穷大的意义源泉，这样一个无穷大时时反衬出人的有限性，时时提醒人们勿把有限当无限，囿于一己之见，而忘了事物本身具有与时消长的无穷意义。“事物本身”从整体上看就是希腊哲人说的physis，或老子说的“自然”。这个“自然”不是事物的“本性”，而是事物的“本然”。“本性”是固定的东西，因而是有限的；而“本然”在永恒生成，因而是无限的。正因为它是无限，所以才会“知无涯”。“生有涯”的人一定要说自己最终找到了事物的本性，那他就把自己限制住了，他再也看不到任何新的东西。
正如当代哲学人类学的大师阿诺德·盖伦(ArnoldGehlen)说的，人天生是一个文化的生物。文化规定了人的世界及人在此世界中的地位。但文化必然以某种确定的模式出现。这样，人们往往把某一文化模式或某一文化时代的定见误以为是事物的本然，而把自己封闭在自己造成的偏见之中。从这点上来看，一定的文化或思维模式就像希腊神话中可怕的美杜莎的头一样，看一眼就会使人凝固僵化。但人类天性中又有不安于现状的一面，人类中特别敏感的那些人总会在自己的文化中看到极为可怕的东西。而既然未来尚难逆料，为了突破目前的文化定势，人类一直在喊“回到……”去。但所有这些呼喊都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想着将来。但是，“到事物本身”的口号还完全不同于卢梭的“回到自然去”的口号，只是一种感伤的文化乡愁，而是要从根本上突破近代思维的固定模式，从而看到从前看不到的许多东西。
当然，弗莱堡人力图在他们的生活中使自然更其自然，而不是破坏自然，未必是因为有了“到事物本身”的口号，两者也决不能划等号，但也决非是象卢梭那样要“回到自然去”。他们是要让自己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让自然的生命成为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们把大块石头搬进商场，咖啡座旁往往就是不绝的流水，每堵墙上都挂着长青藤，每个窗户都摆满了鲜花，人的行为总是反映着一定的文化意向。弗莱堡人的行为，难道不是在体现一种正在悄悄进入西方文化的新的因素吗？在西方世界到处展开的“绿色和平”运动不只是一种社会活动，而且也是一种新的文化征兆。卢梭也好，华滋华斯，夏多勃里昂或梭罗也好，他们凭着诗人的敏感直觉到了某种东西，但在他们的时代他们只能以自己的离群索居或忧郁诗行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抗议。可今天弗莱堡人却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了某种新的文化倾向。不是回到自然去，而是让自然回到我们中间来！前者是消极的，后者是积极的。前者仍然不自觉地把人和自然分开，而后者认为自然和我们是不可分的。弗莱堡人自发地站在阳光下纵情歌唱不是为了表演，不是为了金钱，而是因为生命的需要。
如果说弗莱堡人表现了某种新的文化倾向，那么“到事物本身”则是用清楚明了的语言说出了这种文化倾向。正因为如此，在今年八月在英国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上胡塞尔和现象学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就决不是偶然的。
尽管东西方哲学和文化差别很大，但胡塞尔哲学决不仅仅对西方人有意义。本世纪范围广阔的现象学运动使西方思想从根本上开始摆脱近代形而上学的思想框架，充满了新的活力。西方思想比以前开放得多，也灵活得多，更能接受新的东西，这也就向真正了解东方文明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与此同时，在和现象学的诸位哲人大师打交道的过程中，东方人不仅对西方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也对自己的传统有了新的认识。人们开始认识到，用黑格尔或韦伯对于中国文化的观点来认识东方文明是何等的荒唐和错误；只有不用自己头脑思想的人才会把汤因比或费正清奉若神明。真正构成一种文明核心的伟大思想是超时代的，它们不仅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且也是人类得以不断超越自身的智慧源泉。用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之类靠不住的线性发展模式来衡量思想的价值本身就是缺乏思想的表现，而因此不去创造性地理解和更新自身的传统，将永远找不到超越自身的出发点。
现象学也好，海德格尔哲学也好，它们的所谓“终极关怀”在我看来决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而是要重新找到人类在这个星球上更好地生活的根本。它只是人从存在的角度不断地重新认识和理解自己。正因为如此，伽达默尔才一再强调释义学的最终结果是实践哲学。
实践哲学是目前德国哲学界的一个大热门。胡塞尔、海德格尔传统的哲学家在谈实践哲学，批判理论派的哲学家更是把实践哲学作为自己的本份，甚至那些受了英美语言哲学影响的人也在谈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不同于柏林或法兰克福有些激进的教授谈的紧密联系现实社会问题的那种所谓理论联系实际，用理论指导实践活动的实践哲学，而是站在人如何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自己的存在的角度，来探索人类文明更为合理的结构和模式。不是如何去做一件具体的事，而是要知道怎样存在才更合理，才更加符合人性和人类良知，才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有了这种认识，正确地行动是题中应有之义。
如果哲学孜孜以求的是人对自身的不断认识，那么一切哲学最终必然都是这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由此来看，那种中国没有哲学，或只有政治哲学或道德哲学的说法实在是有点无知。不言而喻，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有着根本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不等于它们没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尽管着眼点也非常之不同。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家来说，要紧的不是用翻译过来的西方哲学的语言来构想什么本体论或认识论，而是站在中国人的文化立场上积极地用自己的语言来思想。
当年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曾一再强调，现象学不是给予什么结论，而是要你自己也去如此思索或“哲学”一番(在西方语言中，“哲学”一词有动词形式，许多哲学家都喜欢用这个动词来指自己的专业工作)，所以现象学更具有开放性和持久的活力。我们的传统和所面临的问题和西方人相当不同。别人的任何结论都不能代替自己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真理，没有真理就不会有自由。正象弗莱堡大学正门墙上镌刻着的那句格言：“真理使你们自由”。但卢森堡的那句名言：“自由就是不同思想的自由”也同样值得牢牢记取。
旅德心影
张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