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济问题》杂志一九八八年三月号上刊登了著名经济学家麦德维节夫·阿巴尔金主编，阿甘别吉扬等名流参加撰写的新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结构，及由两位主编和作者之一奥热列里耶夫三人合写的介绍该书的长文。杂志出刊后，在苏联经济学界引起的反响无异于寒冷的莫斯科三月的第一声春雷。《经济问题》刊登体系结构时曾声明，《经济科学》杂志将从六月号起发表这部作品。作者曾中途变卦，打算修改后再发表，但读书界的强烈要求终于打动了作者和编者。这样，这部书的样本便从七月号起开始在《经济科学》上连载，目前已刊出了几十万字，即将登完。我们要说的就是这样一本书。
苏联政治经济学把三十至五十年代划分为一个时期，这个时期，苏联经济学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五十年代始，又为一个时期，以一九五四年出版那本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标志，这个时期，苏联经济学比较活跃，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教科书、论文等比较多，以成千上万来形容恐怕也不为过。在这成千上万的著作中，苏联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信仰、观念和看法，对于规律、范畴、实质的认识，得以充分地表述和发挥。但是，后面的千万本书从内容上讲，不过统统是第一本书的模本。从思想性上讲，则统统为保守僵化，充满着教条。由此说，苏联经济学并未获得真正的发展。那么，新的《政治经济学》能否结束这个时代？
新版《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和内容都是崭新的。在这本还未获得正式出版的著作中，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几乎所有内容都受到了怀疑和冲击，从书的结构、内容到研究方法、论述方式都与旧著不同，通篇充满着苏联经济学家“新思维”的成果。要逐一论述这些新奇之处，难免冗长。考虑到它对于整个经济学发展的意义，其启发性与创造性从下述三点可见一斑。
一，政治经济学的功用何在？任何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要对学科的对象问题作出解释，这本书也不例外，在展开论述之前，首先提出了这个似乎早有定论而又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它一反传统的生产关系解释，直截了当地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关于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的科学”。作者认为，应把“切合实际地评价经济现实，全面而深入地反映经济现实，可靠地论证解决问题的道路，回答当代最紧要的问题”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经济问题》，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5页。以下凡引自该文，只注页码)。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显然就是社会的物质财富。这样，对于政治学的定义就朝着通常理解的“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科学”的定义，迈出了一大步。
在重新定义了政经学的对象之后，作者紧接着提出：“为什么需要经济理论？”既然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一般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那么它所关心的就是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面临的共同问题，经济理论之所以有用，乃是因为它有助于解决这个一切社会的共同课题。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者们首次把“社会的经济基础”作为该书的第一篇而设计。这一篇抛弃了各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从“生产一般”的角度，分析了生产要素、经济进展、科技革命、经济增长等问题。
这种设计是用心良苦的。把一般基础置于各种经济制度之上，就使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从不同制度下解决问题的差异，自然而然地转到财富生产的共同问题上，而生产关系，只不过是同解决这一问题相关的若干因素之一。
二，经济制度意义何在？从经济角度着眼，既然任何社会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即都面临着有限资源的有效利用问题，那么，不同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不同方式，对一种制度的经济评价也就不能(或者主要不能)从伦理、道义上进行，而应当从它解决这一问题的状况进行。
作者们正是这样看待经济制度之别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解决问题的较好的方式)。反映在本书上，他们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为平等、并列的两篇安排论述，对两种制度下的经济关系与经济机制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
作者也讲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在这里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由具体的经济决策、经济动力机制来体现的。生产关系的意义，只是由于它通过这些机制影响着一般问题的解决方式。作者说，“这种远非传统的原则在许多方面改变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制度的对比方法。把社会主义作为计划经济同自发发展的资本主义对立起来，这把问题简单化到了极点，而且歪曲了问题”(第8页)。不能用这种比较来证明两者的区别，而应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比较。正因为如此，本书中组织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理论的地位，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如何通过具体内容把上述“宏观”变为“微观化”。既然两种制度只是解决一般问题的两种方式，那么，无论对哪种制度的分析，都绝离不开这种制度下解决问题的机制及状况。于是，在新版教科书中，一般商品生产组织理论(第五章)、经济增长理论(第三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第九章)、企业理论(第十六章)、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与供求均衡论(第十八章)以及资源有效利用和经济运行等以往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都名正言顺地跻身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成为其主体了。
这是一部还未正式出版就让三月的莫斯科涌起热流、让所有主要大学(莫大、列大……)的政治经济学课堂都不复往日宁静的书，其创新之举当然不限于上面三点，判定这本书能否结束五十年代教科书的时代，划分出苏联经济理论的一个新时代，尚需假以时日。然而，新著作产生于斯地斯时，往日的成千上万的著作使出浑身解数、穷尽各种组合，都难于在政治经济学的“死水”中引起几许“微澜”，而它一出现就逐起了轩然大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出现的确预示着苏联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旧时代的终结。
新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诞生，确乎关系着整个苏联经济理论的衰荣。不过，尽管如此，以对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研究取代对苏联经济理论的研究，仍是不充分的，把苏联的经济科学仅限于政治经济学就更是大错特错了。实际上，早在三十年代，在大多数经济学家正陷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对象为何这类争论而不能自拔的同时，始终有一批执着的研究者在对更为实用的一般经济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三十年代以前，关于工业化问题的争论虽然带有政治斗争的浓墨重彩，但争论的实质却无异于经济学家之间的品茗清谈。这场争论的两个主要代表——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任何经济思想史上，都值得提上一笔，尽管当时他们两人都不象经济学家那样具有品茗清谈的雅兴。除此而外，在同一时期，费尔德曼对苏联的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费氏增长模型”，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康德拉节夫二十年代提出的“长波”贸易循环理论同样获得了世界声誉。后来移居美国的列昂节夫教授在二三十年代就专著于“国民经济平衡”问题的研究，并为以后创立“投入－产出方法”奠定了基础。一九三九年康托罗维奇发明的“线性规划”方法，也是这方面成功的范例。只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类研究被极大地摧残(提出长波理论的康德拉节夫于一九三○年被捕，一九四○年在精神崩溃的状态下死于狱中；研究经济增长模型的费尔德曼也曾被捕坐牢，侥幸活了下来，以后再无兴趣关心经济学问题，只有去干他工程师的本行了)，直到斯大林时代以后，研究才得以复兴。
今天，当我们为苏联新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庆幸的时候，整个苏联经济学界也向我们显现出少见的繁荣。由经济学者在理论倾向、政策主张、研究方法上的不同，而形成了一个个不同的派别。
根据理论体系、分析方法、政策取向上的差异，可以认为目前苏联经济学界大致存在着三个流派，我把这三个派别称做“正统主流经济学派”、“西伯利亚学派”和“数理经济学派”。
我们称之为“正统主流经济学派”的，是以政治经济学家为主，采用传统的描述性分析方法并在政策取向上具有保守特点的那样一个派别。作为经济学的主流派，它的支持者在人数上占优势。其中既有久负盛名的理论经济学家，如鲁缅采夫、查果洛夫，又有在管理机关担当要职的经济专家，如国家计委的巴楚林、国家价委的格鲁什科夫，既有主张改革的拉基茨基、巴杰尔等，又有不赞成改革的赫辛、克隆罗德之类。然而，尽管职业不同、观点有异，但在维护传统经济理论和传统体制“纯洁性”、反对根本改革上都是一致的，这正是可以把他们归为一派的原因。
主流派是一个松散的集合，很难说哪本书是主流派的代表作。不过，根据体系的完整性和观点的影响性，可以把鲁缅采夫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巴楚林写的《计划经济管理方法》看做是阐述主流派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代表作。
正统主流派经济学家或者根本否认社会主义生产的商品性，或者虽然承认存在商品生产，但强调其“特殊性”；或者根本否认市场机制是生产的调节者，或者虽然承认其调节作用，但强调其对计划的“从属性”和运用的“自觉性”；或者否认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强调集体所有与全民所有的“等同”，或者虽然承认集体所有制的必要性，但强调其向全民所有的“过渡”；或者根本否认管理中的经济方法，或者虽然认可经济方法的存在，但强调行政方法与计划指令的重要性；如此等等。
应该提到，戈尔巴乔夫的根本改革思想，使正统主流派逐渐丧失了其“正统主流”地位。在这场冲击面前，正统经济学家或者“倒戈”于彻底改革派之中，或者缄口不言，躺进书斋，自成一统。当然，即使不采取上面两种做法，继续发表其不合时宜的“正统”观点，在今天宽松的气氛中，也自可找到合法生存空间。
所谓“西伯利亚派”，本指由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经济与工业生产组织研究所的一批经济学家组成的一个派别。现在，西伯利亚学派早已不限于该所的学者，而是指与之持有相同或相近学术观点的派别。从这个意义上说“西伯利亚派”是改革派的代称。
在经济改革大张旗鼓地展开的八十年代中后期，西伯利亚派的观点由于迎合了最高当局的改革需要，因而大有取代正统主流派，从“异端”跃升为“主流”的趋势。该派的主要代表有曾任西伯利亚经济与工业生产组织研究所所长，现任苏联科学院经济学分部主席的阿甘别吉扬院士、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阿巴尔金院士、著名的扎斯拉夫斯卡娅院士、布尼奇通讯院士等。
虽然较之主流派而言，西伯利亚派人员相对集中，其主要代表也大都著述颇丰，但仍难找出一本集中反映该派学术观点和主张的论著。所幸，体现了改革派理论体系和政策取向的、由麦德维节夫、阿巴尔金、阿甘别吉扬等撰写的新版《政治经济学》已经面世，改革派的思想终于可以系统、完整、以神圣的教科书的形式传世了。
把苏联经济学的第三个派别称做数理经济学派多少有些牵强。这一派的前身确曾是以“在经济中应用数学”为特点的最优计划派，学派的代表人物也大都是数理经济学家，他们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往往采用形式化的数学工具，热衷于建立数理经济模型。然而，其研究所向远不限于解决某些技术性的具体经济问题，或者用数学去充当论证经济理论个别结论的“小伙计”。近十几年来，他们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建立自己的一般理论体系上，以解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问题为己任，而数学只不过是构造其理论不可或缺的分析手段而已。鉴于此，他们把自己的理论称做“经济最优运行理论”。
苏联的数理经济学早在三十年代即已萌芽，正式形成则要到五十年代后期，六七十年代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如果说苏联的主流经济学由于其理论框架、分析工具和概念术语的特点以及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因素而同一般宏、微观经济学缺少共同基础的话(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西伯利亚派)，那么苏联的数理经济学派恰恰拥有这方面的优势，因为它也是把既定经济制度下经济的有效运行当成自己的课题，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乃至概念、术语，都直接源于或接近于西方宏、微观经济学。
数理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如涅姆钦诺夫和他的《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康托罗维奇的《经济资源的最优利用》、费多连科的《经济最优运行系统理论与方法导论》和沙塔林的《社会主义经济最优运行问题》，都是遐迩闻名的，其中康氏和涅氏的书，更被奉为该派的经典。
纵观苏联经济学的整个发展，从下面两点可以看出苏联经济学发展的主潮。
第一，经济学只要同(实证地)解释和(规范地)指导现实的经济运行联在一起，就获得了发展的基础，而一旦偏离了这一方向，把经济学变成了意识形态科学，也便失却了自己的生命力，正如苏联新版教科书的作者们所说：“政治经济学首先是通过自己的内容，通过展示现实、制订现代经济思维和政治思维来执行自己的意识形态职能的。如果它不从理论和方法论上解释正在发生的过程，以便正确地解决实践问题，那么它的一切意识形态推理就悬在空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第5页)。
第二，如果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以增进社会福利、指导经济运行为己任，而不是重复教条，那么，就应该承认和允许经济学派别的存在。王若水先生曾指出：“一个大思想家死后，他的弟子们把他的学说向不同方向发展，形成不同的学派，这是思想史上的正常现象”(《读书》，一九八六年第九期)。如此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出现不同的学派，也是十分正常的。何况，今日经济学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经济思想，还在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以不同方式、不同组合，发生着互相补充和交融呢！以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和交融所形成的经济学的不同流派，有助于通过各学派的撞击、交锋、论争，锤炼出真正科学的理论，进而真正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在经济学的学派问题上，之所以不断产生“只有两派”的看法，某种程度上也同对经济学性质过分意识形态化的理解有关。试想，如果“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增进社会财富的科学”的观点得到确认，那么，在“某一阶段的经济学”的前提下，不同的处理方法应该是十分正常的。举例说来，当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供给和需求的不均衡，有些经济学家总是主张抑制需求，而另一些则更倾向于从供给考虑问题，这就是经济学的两个流派：需求管理派和供给学派。而在同是主张需求管理或供给管理的人当中，又分别倾向于更多地采用货币手段、财政手段等等，因而又进一步细分为货币学派、财政学派等等，能说主张抑制需求就是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而主张增加供给就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可见，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来理解，经济学的学派问题不过如此而已。
言归正传。尽管苏联经济学在分析方法、政策主张、理论构造诸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但苏联人仍未明确地把自己的经济学界划分为不同学派，或许还会反对别人做这样的划分。不管怎样，苏联经济学已经从空洞的说教转而注重经济生活本身，并且提出了改善苏联经济状况的不同见解，这就够了。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政治经济学》，〔苏〕麦德维节夫、阿巴尔金、阿甘别吉扬等编著，载于〔苏〕《经济科学》杂志一九八八年第七——十期)
王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