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船山先生身世，虽青年投身抗清义军，但中岁(三十三)之后即栖隐林下，潜心著述逾四十年。由此观之，即便不奉老庄，亦何致如此白眼相向？依我揣度，或许船山本意并不在攻讦老学，而是借题发挥，有感而言。想老聃并不是求用于世者(《老子列传》：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只是在将欲栖隐之时，为关令尹喜勉力劝说，方著道德五千言而去。其说实倡言大道，是为大智慧，即入超上之境的超上之学，自有其至精至妙之义在。不过，由其无所不包，博而且大，故也不免授小人以柄。后世衍老氏之说者，一点尘心未灭，乃怀用世之想，而无为天下之心；慕林泉之雅，却不舍利禄之求。遂将小人之私心，附于君子之大道：以随俗媚世为和光同尘；以蔑弃廉耻为宠辱不惊；以不修道德为无善无恶……由是而虚伪日生，诡术益滋，品格、气节、尊严不复讲，世将无君子之称。
船山所处，正值生死攸关之际，多事易代之秋，尝睹一班文人儒士挟术以偷生，变节而求禄，以其一腔热血之怀抱，能不忿然于此？因一而再、再而三痛斥老学之“玄”，之“游”，之可“左右”，而屡屡言“衷”，言“诚”，言“克己”，正在倡言不可以“术”求生，而必以“仁”存气。
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船山学说有深刻而透辟的评述。他说，船山视老学为治术，颇有所取，而作为人之道，则深斥之。此说至为切要。船山并非有意与老子为难(其著有《老子衍》一册，发老学之意甚明)，不过是借此申说为人之道。既为人——而非禽鱼、草木、块土——则必有为人之道德，即须踏实实在在一途，分善恶，决是非，养浩然之气，砥松柏之节，存真诚之性，而不可决裂绳墨，纯任自然。对此船山论道，所谓扑者，便是已割之材，既已丧其生理，却又不雕不裁，即不行做人之工夫，岂不是天然之美既丧，而人事又废，君子而野人，人而禽兽吗？无端遇抑物欲人情(船山决不主张如此，其《诗广传》对之有切论)，固为矫情，甚而斫丧人心，失其本来，人而不复为人；但如一任顽质，弃仁弃义，等同禽鱼块土，又何以成人？“壁立千仞，只争一线”(详见船山《俟解》)，人禽之界，至关大要，决不可不予别。
舍此为人之道外，尚有为君子之道。船山将此与老子所倡之道比诸犹日月与爝火。后者以锐入捷出之微明观物之“妙徼”(诸如玄妙，空灵，顿悟等等，皆可用于此)，而聊与玩之(目今之时髦名词正此一“玩”)，这正可作爝火之洞烛幽微而游于艺事，但为君子者，则万不可有取于此。虽然不听役于耳目，不粘滞乎物欲堪与之同，然殊相异者尤在秉“衷”以为心(心不可失去主宰)，宅志以为宁(志不可游垠无根)，必得有其当处之位，必得有其不舍之求。此方为君子之道，此方为不同于爝火之日月朗照。
《尚书引义》非言《尚书》，而在在“引义”。以往于王夫之，止知其为一唯物主义思想家哲学家，而今以我不学之浅陋观此一编，所为之怦然心动者，却惟一襟凛凛正义与拳拳之忱。回首已经逝去的某一历史瞬间，世人活得太过认真，太过严肃(认真严肃地被骗与认真严肃地骗人)，人性被压抑得太久，方今老庄再炽，此或其因之一？不过，会不会又因此而走向另一端呢？且不论是否仍有以小人之私心附君子之大道者，我只疑惑：“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诗·十月之交》)之句，遽可忘乎？思及黄梨洲《明儒学案》中语“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犹不禁自问：如此君子者，就此当作历史陈迹么？
也许一切都可以嘲笑，都应当嘲笑，但嘲笑之后，剩下的又是什么？
(《尚书引义》，王夫之著，收入《船山全书》第二册，岳麓书社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版，9.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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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