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古籍出版社的“两浙作家文丛”自其第一册问世起，就使人难释悬望了。最近一种《陆宣公集》(〔唐〕陆贽著，刘泽民校点)与此前《赵孟<SPS=1867>集》、《思复堂文集》、《杲堂诗文集》等诸本不同，著者为唐代贤相，故集中正编所载，俱为政论。对这位德、行、言皆无瑕疵的治世能臣，史乘比之犹长沙贾太傅，顾其传世之奏牍表状十六卷，议论应对，明练合体；敷陈剖判，言辞剀切，正“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苏轼语)。唐权德舆为之作序有云：“览公制作，效之为文为臣事君之道，不其伟欤！”今废其褒扬效法之义不论，仅合此“为文为臣事君”数事而观其人——一位初幸于君，终因言事激切及朋党倾轧而不得用世的直臣，一位“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历史中人——伟与不伟，倒也尽在其中了！
于琳琅书册中独拈出一本《古今词话》(〔清〕沈雄编纂，〔清〕江尚质增辑，上海书店据宝翰楼刻本影印)，潜心徐诵，乃别生一种感受。想填词作赋，古来视此为余事。但令人思想一番的，也正在于尚有此等余事。凡不遂之情爱，难遣之悲怀，风飘柳绵，雨碎枯叶……皆可悉心玩之，味之，作稳惬之文字，入不苟之声律。情之真存乎此，艺之精存乎此，“余事”之传何曾少于“正事”！细味此书“词话”、“词品”、“词辨”、“词评”四部，真得浮生半日之乐。看来无论古今，一方纯情之地，总不可失。
此前一期“新书录”栏已特特表出蜀中两家，本月又得一册《林纾选集》(林薇选注，四川人民出版社)，故仍须稍予张扬。由《茶花女遗事》而识冷红生，所知远非琴南先生全面，今由是集而读其传若干，记若干，序若干，并诗、词各若干，方觉先生之面目宛然如见。冷红生一传便觉情味无限！《林述庵哀辞》述知己相交与“二狂生”之得名，已令人五内俱热。而湖心泛月数记则非仅诗情画意，更悠悠余韵袅然。钱基博先生《现代中国文学史》论林纾曰：“纾之文工为叙事抒情，杂以恢诡，婉媚动人，实前古所未有。”是否的论，读罢此集可略有所知。察选集印数为六百七十册，已无所感慨(此等感慨已够多！)，思及《畏庐诗序》自序中言：“余自遂己志，自为己诗，不存必传之心”，反觉“欣慰”——此况岂不正暗合先生之初衷！
上海文艺出版社新版程德培的《小说本体思考录》是“牛犊丛书”之一种，丛书的名目似乎寓示着作者都是“不怕虎”之辈，不过就本书作者来说，至少书中那幅恂恂儒雅、春风满面的头像没有给人“打虎将”的感觉，或许作者的勇气是显示在他多年来锲而不舍地固守在“小说本体研究”这块园地上——本书记录的就是这种不倦耕耘的足迹。这本书贴紧当代的小说现象，显示着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尤其是作者那种不卖弄、不炫耀，而是力求用清晰朴素的语言，条分缕析、脉络分明地向读者解释自己研究体会的诚恳态度，确能给人留下至深印象。
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与吉田兼好的《徒然草》是屡被提及的两部古典名著。但我所见总是片断。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此两册都为一帙，作《日本古代随笔选》(前者为周作人译，后者为王以铸译)印行，正可慰久慕之心。细细读来，不仅觉文字清丽秀雅，情调恬澹闲适，从中还可体味到日本民族一种十分独特的审美情趣。读《枕草子》中“楝树的样子虽然很难看，楝树的花却是很有意思的。像是枯槁了似的，开着很别致的花，而且一定开在端午节前后，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及“枫树，虽然树很小，可是长出来的芽带着红色，叶子都向着同一方面伸张开，花并不像花的样子，却好像什么虫子干枯了似的，这些都让人觉得很有意思”，并许多许多的“很有意思”与许多许多的“没有意思”，能不令人品味出此之内与此之外的别一番“意思”么？后此而出的《徒然草》则又有别于女性的细腻轻灵，而特具一种疏朗洒脱的情味，如“满月皎皎遍照，一眺而至于千里之外，未若近晓时于待望中姗姗来迟之月，以其更富于情趣也”等等，更无须一一例举。
“世界文化名人传记”是个富有吸引力的选题。在这一题目之下，辽宁人民出版社相继推出了《弗洛伊德自传》、《回忆波德莱尔》、《格什温传》、《罗素——热烈的怀疑者》，和《回忆·梦·思考——荣格自传》。《荣格自传》(刘国彬、杨德友译)是他晚年(八十三岁以后)的创作。这位饮誉世界的精神分析学家，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却“无法把自己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来加以体验”。“我们是一种我们所无法控制的或只是部分地有能力加以引导的精神过程。因此，对于我们自己或我们的生命，我们无法拥有任何终极性的判断。”不过我倒觉得，荣格差不多是把他记忆中的每一人生片断都纳入精神分析的范围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一生是一个无意识自我充分发挥的故事”。因此他记述了各种各样的梦和幻觉，，并旅行见闻，行医经历及对死后生活的见解，等等。非凡的经历与精深广博的学问使这部自传生动而又充满睿智。人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人的一生，也可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思考人生之所以为人生。
赏析类文字常常是吃力不讨好的。功力未足，感受力不敷，而作出平庸浅薄的文字，总不免让人宁可舍此而去读原著。《欧美象征主义诗歌赏析》(奠自佳、余虹编著，长江文艺出版社)不见得是此类著述中最成功的一册，但可读。附于原诗之后的“赏析”，取札记或随感式笔调，不拘一格而又简捷明快，并不强作解人(象征主义诗歌本来就够扑朔迷离，几乎可人作一解，各持一辞)，却可为读者理解原诗别开一径。
宁夏人民出版社声名不显赫，却屡有新著嘉惠学人。在丛书热浪潮中，其所编定者皆为冷门丛书。如《中国回族古籍丛书》、《西北史地资料丛书》等。近期所出《西夏纪》(戴锡章编撰，罗矛昆点校)为后者中一部。此纪成于民国初年，编撰者得清季诸种西夏史之益，而力正诸书之失，搜猎采撷之广，编排考订之慎，并皆独到。目今尚无一编西夏完史问世，则此著可资借鉴。近年又有“西部”之“热”，故史料价值之外，其当另有意义罢。
数月前在京轰动一时的人体艺术画展闭幕已久却余波未息。广西两家所出“人体艺术丛书”(漓江出版社；丛书初版尚标明“内部发行”)与“世界美术丛书”(广西人民出版社)可充此番研讨的谈资。观西方美术，似乎“人体”与“艺术”从来就不可分，对一幅作品(“世界美术丛书”中的肖像画选、风俗画选、学院派绘画选等，几乎都不离“人体”)的欣赏，究竟生发于“审美”抑或“性欲”，似乎是个不大分得清的问题。男性与女性之别，艺术家与常人之别，“君子”与“小人”之别，……也许使之变得更难讨论。观赏过这两套丛书之后，人们是否会更“聪明”一些？不妨一试。
一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的门徒、凯恩斯新古典综合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劳伦斯·克莱因的《供求经济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导致了人们对凯恩斯经济学信仰的危机。克莱因则认为，“我不同意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凯恩斯形式的体系不能够对七十年代同时发生的价格上升和失业增加作出解释”，“……没有表明凯恩斯的思想方法是错误的”，“并不存在被解释成是对凯恩斯经济学进行挑战的基础”。他认为，“七十年代的不景气的经验教训并不是取代我们的思想体系，也不是要革新我们现有的政策，而是要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再作出建设性的工作。”因此，他希望通过这种工作使凯恩斯经济学能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在他的《供求经济学》里，作的正是这种建设性的工作。他试图在保留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用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和计量经济学建模技术，引入供方、预期等微观因素，使得供求以及微观和宏观能够结合起来，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凯恩斯—里昂惕夫体系。”
J.丁伯根——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学家、计量经济学的奠基人。在计量经济学上、他首先提出了宏观动态计量模型。他以联立差分方程来表示宏观动态模型，、此进行经济周期分析。他的早期代表作《经济周期理论的统计检验》，以统计检验否定了加速原理，使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家对此原理作了重大修正。为了建立政策的决定基础，他建立了含有二十四个联立方程式的荷兰宏观经济模型，此后又用四十八个方程式为美国经济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宏观模型，运用计量经济学检验经济理论，预测未来，提出政策措施。在他的《经济改革：原理与设计》(商务印书馆出版)中由浅入深的运用了二十一个经济计量模型，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政策中的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论述了资本主义国家最常用的经济政策工具的影响、效率和限制问题。这里丁伯根的政策制定及其运用的各阶段的特点，政策制定时所应考虑的因素及关于手段与目的的相容性即一致性的原理等，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不无参考价值。
罗伯特·M·索洛的《增长论》(经济科学出版社)，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九年一月为止在瓦立克大学的六次讲演基础上整理而成。此书以宏观经济增长理论为对象；对增长理论应该阐述经济活动中的哪些特征、通过什么方式来阐述、及其效果如何和对于已做描述的这种经济，增长理论将提出什么政策建议来加强管理等问题作了研究。罗伯特·M·索洛指出，我们只是在叙述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了的“故事”，只是一则“寓言”。……“我们能作的，只是诚实地将寓言的使用限于不会引起误解的范围内。”这大概就构成了此书的写作风格。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概述》(经济科学出版社)，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地阐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政策。全书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经济体制改革为目标模式，对企业机制与企业改革、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与国家经济管理职能转变等问题在概念、理论、政策、知识方面作了阐述。这部改革理论的书籍无论从结构还是从体系上讲在国内尚属尝试。
《苏联经济改革决议、条例选编》(商务印书馆)，将一九七五至一九八四年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部分决议、条例编译而成。一九六五年始，苏联开始实行改革，在报刊上公布了许多有关改革的决议、条例，商务印书馆曾将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四年的决议、条例汇编而成。这一本则是它的续编。这两部选编为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部门提供了研究苏联经济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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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