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氏讲演议论风发，时见精义，毋庸乱点雌黄。唯以唐氏“个人的私见……猪八戒比阿Q更可爱、更有趣”，又不讳言“我就时时在做阿Q，或做具体而微的阿Q”。临了，又就鲁迅先生与朱安女士不幸的姻缘，仿阿Q“优胜战略”，云：“鲁迅骂尽了敝老师胡适。就凭这一点，我这个胡适的学生就要说：‘啐！周树人，你不配！’”
德刚先生，恕我唐突，期期以为“啐”之不当。
数十年来，唐氏口口声声以“搞历史的”自许，对诸如周、朱二位之类的悲剧，似亦宜以“历史”观照。唐氏明白，“国家强于社会的帝王专制和宗法制度”禁锢了老大中国，扼杀生灵，扭曲人性，所谓男婚女嫁，仅仅是维系着中华民族的传宗接代。“五四”前后，打开了世界之窗。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最敏感的阶层，于高举“德”、“赛”二先生大旗的同时，亦纷纷冲决“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的罗网，“飞飞摩苍天”(曹植《野田黄雀行》)。然一批“三从四德”、“可怜无告的弱女子”，却难以超越时代，如“髦得合时”的新女性，合则交欢，不合则“拜拜”，唯“一生遂向空房宿”(白居易《上阳白发人》)，为大动荡的新旧变革时期的殉葬品。当然，对“飞飞”的大丈夫，美而化之，终究欠妥；反之，苛而责之，似亦未必公允。历史，一本难念的经！
至于“只有一个例外便是圣人胡适”，若有有心人正经八百地编辑一册《中国现代名人风流韵事集锦》，定然洋洋大观，“万紫千红结队来”(郭沫若《卜算子》)。而已经唐氏考证，写“两个黄蝴蝶”的胡适之先生，可当之无愧地列入“正册”。这并不难理解，作为“新红学家”的代表人物，胡适先生当然耳孰能详史太君的“达观”之言：“……馋嘴猫儿似的……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
补白
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