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知识分子”与“传统”成了两个热门话题。前者往往被看作是变革(特别是中国这场改革)的生力军。即使象本书作者之一,稳健的学者爱森施塔特,虽认为知识分子“并不一定是这种(变革)运动的唯一、甚至不是最主要的领导者,‘却也以为’他们是变革催化剂的最主要储库。”(原著第17页)而后者——传统,被时下相当多的人们视为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和凶恶敌人。《河殇》的作者坦率地承认,《河殇》的轰动是他们始料不及的;这实际上说明了:举国上下的反传统心态,就是反传统的先锋作家们也不曾料到的。
因上所述,与“知识分子”连接在一起的似乎应当是“反传统”。这两个词似乎天然地两位一体。打开近现代历史:培根、笛卡尔、卢梭、圣西门、马克思、尼采、萨特,反传统的大知识分子不胜枚举,甚至可以说很难找到近现代历史上的哪位大知识分子没有一点反传统味道。因此,“反传统”几乎成了“知识分子”的主要内涵和最鲜明的特征。也因此如爱森施塔特所说:“社会思想史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由来以久,但迄今其关注的中心是作为现有制度的批判者、作为其潜在的或实际的反对者、作为改革者和革命者、作为社会和文化方向开拓者和反传统的开创者的那个知识分子。”(第1页)以至格劳巴德说:“‘知识分子’与‘传统’两词放在一起就不常见。”(第V页)但是本书的几位著者却一致地认为:反传统并不是知识分子的标志,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反传统的。
本世纪最有才华和最惹争议的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其实不仅是为军国主义殉道的,从更深刻的文化意义上他是为日本整个传统文化献身的。他说,日本的汽车打入了美国市场,然而日本文明被美国文明征服了。在一个日本传统文化沦丧的世界上,他无法生存。无论他的偏颇言论和非常行为引起多少非议,他提出的深刻问题将引起后人长久的沉思。他不是知识分子?
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在五四时代孔学声名狼藉之时,以罕见的沉静独立的心态挖掘和发扬孔学的优良传统。今天大约不会有人说梁漱溟不是知识分子。
即使从一个严格狭义的知识分子定义看,上述几位传统的捍卫者也显然当在其中。
中国改革思想的最充分阐发者和积极鼓吹者是知识分子。而十年改革迄今为止最有实效的是农村改革。农村改革说到底是一种回归传统,回到有过二千年实践经验的个体经营,回到历史上几度出现过的所谓“贞观之治”。诚然改革的内容中还有很多非传统的新内容,但理性的、实用主义的思维毕竟要人们放弃对传统的轻易的全面否定,至少是在实践上。就改革的最主要目标——重新构造所有制来看,也显然是放弃和否定了三十年来浪漫主义和反传统思潮指导下的实践。
本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保守主义重新高涨的时代。始于卢梭一马克思的浪漫、激进、反传统的思潮不会随着其后辈实践家的失败而葬送,他们在思想史上的价值是永存的。但今天的世界,至少是东方,又开始重现被卢梭、马克思猛烈批判的深层价值观:私有制及分配不均等的必要性,及与之伴随的对人性的认识。而推动当代保守主义思潮复兴的无疑是堪称“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们。
狭义的知识分子定义不可缺少的一个属性是理性和批判精神。理性意味着在判断上不屈从神启,也不屈从权威,无论这种权威是一个特定身份的人还是一种舆论、一股思潮,也无论这股思潮是传统的还是反传统的。批判精神的对象也绝不限于传统,反传统的东西也同样是怀疑和批判的对象。特别是当代反传统思想成为一股大潮后裹挟进了那么多非理性的、情感的、生理发泄的成分,它就当然也将成理性精神的批判对象。因此简单化的“站队”——捍卫某些传统还是反传统不是判定知识分子的标准,而要看你这种立场的由来:是理性判断(虽然也可能并常常犯错误),是情绪所致,还是潮流裹挟。正如爱森施塔特所说:“我们应当提防那种相当流行的看法:知识分子的态度必然是与传统本身相对立的,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角色就是去创造一个传统在其中不发挥作用的社会。批判的态度是思想的一种状况,它既可以表现为对传统、观念、信仰及权威的拒斥,也可以表现为对它们的赞同和接受。”(第11页)
除去社会因素外(因题目和篇幅所限不作讨论),干扰一个社会中的知识阶层去理性地判断和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传统—现代”二分法的简单思想模式。不错,很多人在谈到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时,脑子里还有更具体一点的极项,比如:农业社会与工商业社会、专制与民主、科学与蒙昧。但这些终归太简单化了。如本书中另一著者施瓦茨(B.I.Schwartz)说:“对这些术语不加反思的使用,只能导致怀特海所说的‘具体性误置的错误’。这种错误的一个最糟糕的结果是,它妨碍了我们与真正的具体性相接触。”(第71页)滕尼斯、杜尔凯姆、韦伯、帕森斯、莱德菲尔德,几代社会学家从他们不同的角度概括传统与现代的两极特征:公社与社会、无机纽带与有机纽带、理性行为与习俗行为、传统及超凡个人的权威和法理权威、重情感与重算计、融合性关系与角色的专门化关系、特殊的评判标准与普遍的评判标准,重先天品质还是后天成就,等等。没有人完全否定前辈大师的这种区分,但这只是帮助我们认识传统与现代的指引,绝不是标签和结论。任何一个传统社会都不是充分体现上述传统特征的合谐的同一体,现代社会就更不是一个简单同一的实体了,几乎一切与传统相异的观念和人都被人们冠以“现代派”的美名。同时“没有理由认为在现代的成分和传统的成分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先验的不相容性。”(第72页)当你说传统阻碍了社会中多数人企图实现的一种目标和价值时,一定要具体指出(而不是笼统、泛泛、概念化)哪一种心理、价值、制度如何地构成了障碍。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如此冷静、理性是殊为不易的,但是不正是在难于保持理性时仍保持着理性的心态才接近了“现代的”品格,才可望能建设“现代的”社会吗?
什么是传统?爱森施塔特说:“我们试图把传统看作是在某一社会内流行的最中心的社会和文化经验的蓄积,看作是社会和文化的集合性的现实构造中最恒常的要求。”他还说这种蓄积不是全然无秩,而“有其自身的结构”,它主要围绕着“①看待有关人类生存及社会、文化秩序的基本问题,及对此提出重要疑问的基本方式,……②对此作出的可能的回答,③为贯彻这些不同类型的回答而建立的不同制度和符号结构的组织。”(第3页)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冲破了那种简单的两极模式。爱森施塔特说:“不管传统多么恒常,它都不是过去传下来的不能变卖的产业,……传统不再被简单地看作变迁的阻碍,而是创造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框架。”(第3页)希尔斯说:“新出现的每一件作品的出发点都必然存在于已有的传统中。”(第24页)
一个伟大民族的传统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渐渐形成的,它是这个民族适应生存的文化工具。它是立体的、多维的,既满足着多种功能,又在若干方面与人性相契合。当一个全新的文明闯进来,当我们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当传统不合新人的生活态度时,创新势在必行。但是这种创新往往仍要以传统为框架,至少是以传统为出发点。成长了十几、几十年的一代人在十代、百代中形成的传统面前毕竟是幼稚的。因而第一代传统的叛逆者往往只看到传统在某些“显功能”上的缺陷,却没看到它在完成某些“潜功能”上的必要性,只看到人性处在传统重压下渴望申张的一面,却没看到它必须靠外力管制、刺激的一面。直到一种新事物全面地取代了传统后,人们才发现了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和传统中合理的一面。所以多少世代以来彻底否定和打碎传统的努力不胜枚举,而成功的建树却那样稀少。即使在剧烈变迁的时代潮流中一代人扭转了古老传统的方向,也往往要靠下一代、几代人去.修补、完善,甚至推倒了再干。
古往今来多少人对私有制大加讨伐,谁能说这些不是正义的呼声。然而在彻底铲除私有制建立起国家所有制后带来的竟是更大的悲剧。制度上的这种彻底决裂和全新超越破产了,富有成效的创新恰恰是以私有制的传统为框架、为出发点,以所得税、遗产税等制度削弱私有制带来的不平等。
士农工商的等级制绝非理想,士大夫治国的精英统治也不符合民主参与的理想。但是人为地彻底打碎这种历史中形成的格局,并没有消除等级,并没有带来广泛的参与,反而使一个为社会完成重要功能的阶层处于贫困、失去积极性,反而以非知识人的统治代替了精英统治。
文明是一种生长,它必然是渐进的,必然是以昨天的传统为基础和前提的。完全否认了传统,不仅无飞跃可言,必然陷落到失范、无序和愚昧之中。这是人性和民族性所使然的。
今天中国改革的主要课题是所有制和各级领导阶层。而主要问题显然不是二千年传统的产物,而是近几十年来反传统的产物。如果当初以传统为框架和前提——农民个体经营,干部考试选拔,不断改革、调整,在效益的基础上追求平等,在精英统治的前提下引进更多人的参与,成效当不止今天呢。
传统是一份必须承受的遗产,是举步的第一级台阶。即使是一份很不理想的传统遗产也不会没有可资利用之处的。三十年来形成了一套重积累、轻消费,宣扬革命的清教徒精神的传统。它过于忽视了人们的物质欲望以至人的基本价值,显然需要调整。但这样一代物质上清贫到极点,精神上颇能吃苦耐劳的人们,正是奠定家业时期难寻的一代。只需为他们勒紧的裤带松一个扣,他们就可以焕发出干劲。我们正需要积累资金办教育、搞建设,可是多年形成的勤俭和刻苦的“美德”被我们自己一瞬间抛弃了。在享受上今天与明天的选择中,社会一下子提倡和转向了今天。于是在现代化建设刚刚起步时,我们已经变一代清教徒成一代享乐人了。这种彻底否定,否定之否定,实在来得太快了。
近现代的中国扔掉了起码的继承性、延续性,所能看到的是不断的“翻版儿”。昨天彻底否定了前天,今天又彻底否定了昨天,以至我们已经难于调动出任何一点精神资源。于是人们把全部希望的目光投向了西方,却忘记了外部的观念暂时来说对于我们只是一种知识,不会一下子变成我们的行为方式、道德约束和动力基础的,并且后者永远也不会完全摆脱一个民族的传统和习惯的。
一九七二年当国人陷入文革后死一般寂静之中时,施瓦茨作了展望,今天对照中国的现实,读读局外人的预言是不无价值和趣味的:“在形势缓和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期待中国的知识分子重新恢复他们对西方的兴趣。但是一九七二年的西方已不是一九一九年的西方,它正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深地卷入自身的思想和精神危机。因此人们可以期待新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与西方的各种倾向的关系上减少波动性,增强批判性。(在我们许多中国学生身上已经看出这一点。)过去历史所形成的一些倾向将会强有力地复活。传统和现代因素关系的辩证发展将会继续产生不寻常的结合。由于中国的客观条件依然与西方大为不同(例如它有占绝对优势的农业人口),它可能确实需要发展自身类型的现代化。因此在一个现代性本身的未来尚不清楚的世界上,不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性都不能提供中国未来的形象。”(第87页)
的确,自己的传统和西方的现代性都不能注定中国未来的形象,因为这依赖于我们的创造。但愿我们这代人再不要希冀那种划时代的飞跃了,而应脚踏实地,生长渐进,既有谦虚地看待传统的态度,又怀抱创造的雄心。
(《知识分子与传统》,S.N.爱森施塔特编,周子平、刘北成译,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郑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