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仍保持着大自然之纯朴美的多瑙河和博登湖之间,有一座毫不起眼的德国小城,叫麦斯克什(MeBkirch),海德格尔就出生在这儿的一个教堂司事的家庭里。多年后,当他成了举世闻名的大哲学家时,他仍然对自己的故乡一往情深,亲切地称它为“干草山的家乡”。麦斯克什说是个小城,实际上不如说是个村镇更合适。它四周都是农田,平缓的山坡上处处可见放牧的牛羊。到了收获季节,空气中弥漫着干草的香味。海德格尔自然也忘不了这儿蜿蜒曲折的“田间小路”。当年他还是个中学生时,就常常夹着一本书,穿过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来到离城堡只有几步远的田间小路,盘桓终日,漫游在古希腊的精神王国里。在那条用整块木头做成的长凳上,他思考着他毕生孜孜以求的存在问题。就是从这儿的“田间小路”他走向了后来使许多哲学家既困惑又着迷的“林中路”,最后又回到这儿的“田间小路”。这儿是海德格尔永久的故乡。他就葬在这儿的栗子树下,鲜花和落叶点缀着他朴素的坟墓。
今年是海德格尔诞生一百周年,他长眠在麦斯克什也已经十四年了。但“盖棺论定”这句话对他却一点也不适用。海德格尔生前死后,关于他的争论就始终没停过。这些争论不仅涉及他的思想,而且也涉及他的“历史问题”——他和纳粹的关系。当然,后一个问题又是和前一个问题有着密切关系的。正因为海德格尔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哲学大家,他的思想不仅在本世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必然会影响下一世纪,所以人们对后一个问题的争论就格外感兴趣。战后至五十年代,关于海德格尔是纳粹,他的思想充满了法西斯主义的说法在一些西方国家很普遍。但翻阅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可以发现大都是抓住一些表面现象进行攻击,没有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因而也就没什么说服力。六十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他哲学的深入了解与热衷,人们一度“淡忘”了他的“历史问题”。然而,就在海德格尔“热”得连中国知识界的许多人也动不动来两句“存在”和“此在”时,却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一个叫维克多·法里亚斯的人去年在法国出版了一本叫《海德格尔和纳粹》的书,把那桩旧公案又翻了出来,并且“上挂下连”,把海德格尔的全部历史一起否定,毫不含糊地认定:海德格尔从来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纳粹分子。这一下,“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欧洲学术界顿时热闹起来。
法国学术界对此事的反应,裴程君在《读书》去年第八期上有详细的描述,本文不再赘述。本文只想说一下德国学术界对此事的反应。法里亚斯这本书当然在德国学术界也引起了震动。有人为此编了一本题为《海德格尔的争论》的书,最近在德国出版。这本书是本论文集,既有伽达默尔写的关于《存在与时间》的纯学术论文,又有许多关于海德格尔对法国哲学界和文化界的影响的文章。编者是否想用这种婉转的方式来解释法国学术界对海德格尔问题的关注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德国人对自己同胞的这个敏感的“历史问题”同样毫不含糊。书中有一篇与哈贝马斯的谈话。这位当今德国哲学界的头面人物斩钉截铁地认为海德格尔是纳粹。这个指控虽不新鲜,但出自一个著名哲学家之口自然就加重了它的分量。
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说海德格尔是“纳粹”,有三种可能的情况,一是他在行动上就是一个纳粹;二是他在思想上是纳粹;三是他在行动和思想上都是纳粹,光说他在思想上是纳粹,显然缺乏说服力。如果海德格尔的哲学真象阿多诺说的“字里行间渗透了法西斯精神”,那么恐怕也不会只有他和“批判理论”诸子看得出来。事实上哈贝马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就多次严肃认真地讨论过海德格尔的思想。这表明,无论人们对海德格尔个人好恶如何,他的思想是每个真正的思想家必须认真对待的,说他的思想是法西斯主义,无论如何是缺乏根据和说服力的。
然而,这样一个大哲学家为什么一失足成千古恨,会干下那件不可原谅的“蠢事”,这又决不是能用一些诸如“一时糊涂”,“政治上的幼稚”或“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之类的话可简单解释的。说到底,海德格尔是德国文化的产物,海德格尔的言行放在他生活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来看,就要复杂和深刻得多。这马上就涉及对那一段德国历史本身的再理解问题。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在纳粹统治时期的言行,并非是他思想之路上一个偶尔例外的插曲。因为在一九三○年到一九三六年这段时期,他正经历一个从基础本体论向存在的历史追溯的“折回”过程。那篇成为他是纳粹的主要证据的校长演说无论如何不是一篇可以忽视的文献。
总之,不管怎么说,正如海德格尔自己在《真理的本质》中所说的,思想争论的结束是一个哲学家真正的死亡。人们对海德格尔问题争论得越激烈,越说明海德格尔思想本身的生命力。本着这种精神,德国海德格尔学会今年在他家乡麦斯克什开了一次专门讨论海德格尔的“历史问题”的会。他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激烈争论是对这位思想家的最好纪念。
海德格尔在“抵抗”?
以往德国学术界对海德格尔“历史问题”的态度往往是我们所谓的“不因人废言”,把他的思想和他的为人分开,以至少为他的思想辩护。现在情况不同了,人们不再是辩护人,而是法官,人们要从一切可找到的来源中追究历史事实,从而确定它们与他思想的关系。
要把海德格尔打成纳粹,必须坚持他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是纳粹,他的行为和他的思想有必然的联系;否则光说他只是在行动上是纳粹是很难说得通的,毕竟海德格尔不是一个等闲的思想家。但指控海德格尔是纳粹,又必须从他的行为着手。若无他在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期间的所作所为,恐怕没一个人会说他是纳粹。法里亚斯看来深诸此道,所以在他的书中不遗余力地试图证明海德格尔从行动到思想都是纳粹。
但在海德格尔学会的这次会上,弗莱堡的梯耶恩(Hertmur Tie-tjen)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在大量迄今尚未发表和尚未被人用过的文献材料基础上,推翻了一些关于海德格尔的“诬陷不实之词”,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例如,说海德格尔与当局积极合作,参与了后果严重的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的巴登州高校通告一事就根本站不住脚。说他处心积虑要谋取弗莱堡大学校长职位也纯属子虚乌有。但最使人吃惊也最有挑战性的是梯耶恩把海德格尔那篇引起人们极大非议的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校长演说说成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演说,并用了“抵抗”(Widerstand)一词,把它看作是海德格尔与纳粹发生关系的主导动机。梯耶恩并不想否认海德格尔与纳粹有牵连,而是要更清楚地理解他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梯耶恩发现,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从一开始就灾难性地混淆了次要因素和决定性因素,在政治上误解了国家和社会的概念。海德格尔想要在纳粹思想家弗里德里希·瑙曼所理解的意义上来了解这两个概念。另一方面,大学校长演讲又是由于相信在纳粹统治下有可能革新大学而造成的。海德格尔在一九三七年回顾这段历史时希望“也许人们有一天会理解(我)想要干和开始干的事。”梯耶恩把海德格尔走向希特勒归咎于他的“权谋性的行为概念”,认为通过对领导人朝另一个方面上施加影响可以控制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海德格尔自己在一九五○年四月八日给雅斯贝斯的信中就提到他的“权力烟雾”,——“我根本上只是梦想在我脑海中浮现的‘这所’大学,但同时却误入官僚机器,在势力影响,权力斗争和拉帮结派中失落了……我所谈的都是不可原谅的;它只能解释年复一年有多少越来越多的恶意和增长着的耻辱在直接和间接地一起起作用。”
梯耶恩还根据海德格尔始终区分世界观与哲学,拒绝对纳粹意识形态来说是绝对权威的生物学的生命概念,指明海德格尔从一开始就和纳粹的世界观处于对立状态,并且也意识到这一点。一九三四年他从校长职位上退下来后,从他的荷尔德林和尼采的课开始,就明确了他与纳粹政权的思想分歧。一九三七年他说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空洞的世界观”,血统和种族的思想是“纯粹的愚蠢”。他拒绝纳粹的“民族”概念,嘲笑所谓民族科学的思想。所以他的思想很快就被当作“犹太的”和“异端”来攻击。一九三五年和一九四三年大学里的大检举运动把他的哲学作为民主的,和国家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东西来批。海德格尔因此从说和想要“破坏”的道路转到了如他在一九三七年秋天在工作圈子里所提出的“彻底改变纳粹的世界观”。这当然不会是武器的批判;因为他绝对相信思想的劳作和真理的本质。
梯耶恩这个案翻得太大了,不可能不在会上引起激烈的争论,并且其激烈的程度和直截了当都是无可挑剔的。没有任何一个棘手的问题没有被触及。许多人都无法接受“德德格尔在抵抗”这样一种说法。同样是弗莱堡来的马克斯·缪勒就提出,“‘抵抗’这么大个词”在这里是否用得是地方,梯耶恩没有看到他所说的抵抗和行动上的抵抗的原则区别。缪勒也拒绝把海德格尔走向希特勒理解为象梯耶恩坚持的那样,是因为海德格尔希望唯有那样才可能开始改变希特勒。法兰克福的牟逊(Hermann M<SPS=2343>rchen)则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海德格尔是反法西斯的,海德格尔误入歧途是本质性的。他与纳粹的牵连正是他的局限所在,只有通过这才能理解海德格尔。
柏林来的海培尔(Hans-Peter Hempel)却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海德格尔就任大学校长无非是要进行根本的大学改革,这是他不可原谅的幼稚所致,大学校长演讲也应如是理解。海德格尔在1968年对他说过:“如果我还年轻的话,我就要向你们证明”,他当时担心的是大学改革是否会成功。他也确实没有成功。弗莱堡大学的海尔曼教授(Friedrich-Wilhelm von Herrmann)在闭幕报告中说,要从真理的本质根基上来革新大学,海德格尔在这里是强意义上的幼稚。对于纳粹的世界观海德格尔一直不是没有抵抗的。但是一个不能象海德格尔那样思想的人,听了大学校长演讲后会干些什么?这个问题问得颇为深刻。人们可以同情和谅解海德格尔当时的处境,原谅他书生的“幼稚”,但思想和行为作为历史事实,就超出了主观的范围,而构成了历史世界的一部分。在这里,衡量的标准只是真理和正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否则,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
历史责任
德国学术界对于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个问题本身。对于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所作所为的探讨,必然要进一步引起人们对纳粹这一历史现象本身进行深刻的反思。许多德国人都认为他们在这方面一直做得还很不够。战后德国人对纳粹的滔天罪行的揭发、控诉、批判和忏悔一直不遗余力,但在如何深刻地理解和认识纳粹这一历史现象方面相对来说就缺乏深入细致的工作。另一方面,外国人在了解了纳粹的罪行之后,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象德意志这样一个优秀的民族竟然会产生出这么一大批恶棍,竟会有如此黑暗的时期。许多人又会几乎是同义反复地回答:“只有德国才会产生这样的人和事”。这个回答虽过于简单,却有一定的道理。凡是知道第三帝国历史的人,都会对这样一个事实有深刻的印象,即希特勒不是靠武力政变上台的,而是靠选票上台的,虽然其中也不乏阴谋手段。这就是说,是大多数德国人选择了希特勒,并支持他打到最后一天。翻开当时的记载一看,可以发现德国知名知识分子,包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为纳粹高唱赞歌的大有人在。与他们相比,海德格尔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大是大非问题的标准有个度,过了度只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因此,海德格尔干得那件“蠢事”是谁也帮他开脱不了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不是作为一个个人的行为来看,而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历史现象来看的话,就会发现问题更为复杂。不少德国知识分子有着崇拜和屈从于权势的传统。虽然也有尼采和爱因斯坦这样始终在权势面前保持着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良知的知识分子,但许多人却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歌德在王公贵族面前诚惶诚恐的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康德和黑格尔又何尝不是这样。尼采就是因为康德屈从权势才认为康德也不够伟大,虽说他非常尊敬康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几乎所有的德国知识分子都“响应政府号召”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和战争,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却把自己服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和平正义的理想抛到九霄云外。在真理和权势面前他们选择了权势,在人类利益,民族命运和个人利益之间,他们选择了个人利益。无怪乎当年马克思和尼采对德国人的市侩庸人气要那么深恶痛绝,批判斥骂不遗余力了。可悲的是,不知究竟是书生的迂腐,还是为了求得良心上的平衡,抑或只是自我开脱,他们总是认为历史的进程是由权势人物决定的,甚至认为国家政权就是上帝的意志或真理的化身。黑格尔《法哲学》中那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名言,其实说得就是这么个意思。在这个意义上普鲁士政府把他作为官方哲学家并没有看错人。他们又总是把自己为权势所驱使说成是可以以此来影响或改变统治者,促进社会进步,这样就为他们听命于权势找到了漂亮的借口,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在书斋里寻找他们的真理,继续舒舒服服地当他们的教授、院士或校长,继续做上流社会体面的名人,受到小市民的崇拜和尊敬,而不必流亡或进疯人院。
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来看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的所作所为,就一切都是可理解的了。作为德国知识分子,海德格尔所干的那些事和许多人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比如不理他的老师胡塞尔,未尝不可用胆小怕事来解释。但是,使一个有着非凡头脑的大哲学家做出这种不可原谅的“蠢事”的根本原因,却远不是算不了什么,而是值得继续深究的。如果标榜服膺真理,主张正义的知识分子不能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护真理和正义,那么真理和正义还有什么价值?知识分子本身又还有什么价值。并非每个人都有布鲁诺的勇气,但至少应该做到:在不能说真话的情况下,也决不说假话;在无力与魔鬼抗争时,也决不把灵魂抵押给魔鬼。德国学术界对海德格尔“历史问题”的争论,从更深的层次看,也是对自身的历史命运进行痛苦的再反思。问题的焦点在于: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究竟应该起什么作用?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处于危急关头时,知识分子是大声疾呼,奋起抗争;还是龟缩一旁,保持沉默;或者甚至充当帮闲和帮凶,助纣为虐?
当然,德国人的帐无需我们去替他们算。德国学术界一再围绕着海德格尔公案展开争论倒是提醒了我们,不要光顾着看热闹,是否也应该好好地算一算自己的帐,对自己的过去进行认真严肃的回顾和反思?十年浩劫在许多地方堪与纳粹统治相“媲美”。文革已过去了十年,不仅控诉,揭发得还很不够,很不彻底,痛定思痛的深刻反思更是很少。中国人惯于把一切事情委过于一个人或几个人,却没想想为什么会出现几亿人听一个人的这样荒唐的事。独裁者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大家心甘情愿被他统治。把一切灾难归咎于个人的反面是相信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取决于最高统治者。所以,我们的历史工作者往往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名义下替历代帝王说好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类不用说了,连商纣王和隋炀帝也都有人翻案。却忘了“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原理就是人民创造历史。既然历史是统治者决定的,那么一切“唯上”的不光彩行为就有了一个“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听借口。但是,促进大学根本改革的“动机”能为海德格尔定向希特勒辩护吗?如果德国知识分子对纳粹上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是否也应对自己祖国的命运承担一定的责任?
比起德国人来,我们的确有“宽容”的“美德”,每次灾难过后,我们总是既往不咎,一切向前看。又总是认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因此,尽管在历次不得人心的“运动”中许多“德高望重”的人都有上乘卖力的表演,但事过之后照样“德高望重”。把一切推给魔鬼,自己自然仍然是天使。而任何时候又总是需要有“德高望重”的人,海德格尔如果在中国绝对不会有问题。相反,他可以因纳粹让他去挖战壕而赢得更多的同情和尊敬。但是知识分子如果只是充当“名流”,点缀“升平”的话,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何在?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何在?
在一个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应该既是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又是现实的批判者和社会的良心。这是他的三种基本责任。知识分子应该既是赛先生,又是德先生。在这方面,把爱因斯坦和海德格尔加以对照是很说明问题的。一个是大科学家,一个是大哲学家,两人都对人类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在正义遭到践踏的时候,一个挺身而出,维护人类的良知和正义;一个却幻想魔鬼能做好事而与魔鬼妥协。爱因斯坦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完美典范,而海德格尔的学术成就再大也无法洗刷他人格上的耻辱。知识分子只有自觉地履行他的三种社会责任,才有独立人格可言,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在现代社会中积极存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五四”先贤曾以此自励和自许。愿今天的知识分子也能有这样的风范。
于弗莱堡
旅德心影
张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