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CB89410701>
现代中国开端之始，以发生在整整七十年前的“五四”事件为符号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把我们这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好古之国抛入了反传统的文化风潮。半个世纪以后，以“四五”事件为符号标志的另一场新的文化运动，又再一次把好古之国抛入反传统的激进主义热浪。的确，大多数人都承认，中国需要变革，而变革必然涉及当前与传统的关系。
现代中国敞开西窗后，显得过于焦躁不安，似乎想要在短短的一个世纪匆匆走完西方用几个世纪才走完的艰难路程，由此，与传统的关系也就显得更为尖锐和突出。
令人感兴趣的是，反传统的激进主义绝非现代中国的唯一声调，与此同时，还有自谓比激进主义更为清醒的保守主义。“五四”一代不用说了，当今大陆中国的“四五”一代中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以及海外当代儒学的保守主义，实在可谓与激进主义的反传统势力旗鼓相当。如今，更为激进的激进主义遭遇到更为保守的保守主义顽强而且有力的反驳。
反传统是现代中国的独特处境吗？是只有我们这个以悠久文化传统自豪的古国才遭遇到的两难抉择吗？非也！近代西方已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反传统的洗掠，时至如今，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在诸多领域依然尖锐对峙。
就传统而言，在西方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中，没有比基督宗教更为引人关注和纠缠不清的了。这种本来源自东方的宗教，与希腊智慧相互据为己有之后，已成为西方文化本己的素质。正因为如此，在西方近代以来的历次反传统风浪中，基督教文化传统无不首当其冲。
引人注目的是，西方的反传统风浪多从基督教内部兴起。换言之，反传统往往以变革传统的姿态出现。西方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宗教改革自不待言，即便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样的文化嬗变，亦与基督教内部的思想变革有瓜葛。
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内部，发生过一场持续数十年、影响至为广泛深远的大论战，这就是由现代德国神学家、解释学哲学家布尔特曼的“解神话”学说挑起的现代世界观与传统信仰的关系的争端，它直接关涉到基督教传统信仰的基础——对圣经的理解。这场直指基督教传统信仰核心的争论，使布尔特曼这位本世纪最著名的新教神学家之一、最为杰出的新约学家被冠以一个颇为奇特的称号：激进的保守主义者。也许，通过对布尔特曼的认识，将会有益于我们对自身面临的争端的认识。
一
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与传统文化发生的<SPS=0769>牾都绝非仅是一个现代世界与过去传统的关系问题，在它们背后隐藏着人的价值信念问题。信仰危机与反传统具有直接而且内在的联系。
另一方面，传统性又必然地与历史性相关。如何看待传统亦是一个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传统悠久往往与历史悠远并提。我们中国人不是经常以五千年的历史来作为传统文化的后盾吗。反之，反传统必实施历史批判。
基督教的信仰危机与历史批判直接相关。起源于十七世纪的启蒙时代对传统和教会的基础所做的历史批判，很快引伸到圣经研究的历史批判上来，并在十九世纪达到了自己的顶点。与之相伴而生和同步发展的则是我们并不陌生的历史批判意识的高涨，其直接的后果乃是历史相对主义，它使得过去被人们视为神圣、珍贵、绝对和神性的东西统统成了历史的相对产物。历史相对主义不仅抽掉了宗教权威的基石，亦摧毁了社会的统一价值和规范的基础。如狄尔泰所言，“历史意识才最终打碎了哲学和自然利学未能打碎的最后锁链”。
在历史批判意识面前，以历史传统为基础的基督教信仰亦被置于相对主义脚下，对上帝的信仰成了依赖于偶然的历史事件的事。质言之，如果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不过是偶然的历史事件，基督教信仰就没有超历史的绝对有效性可言。
基督教神学如果要维护对上帝的信仰，显然必须回答这一挑战。布尔特曼的思考一开始就直指历史批判研究，自然毫不足奇。
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一八八四——一九七六)早年就读于图宾根大学、柏林大学和马堡大学，师从名师赫尔曼和魏斯，并曾与卡尔·巴特一同推进辩证神学，不久又独辟蹊径，卓成一家。他的一生是学者的一生。自从任马堡大学新约神学教授以后，终身在马堡执教鞭，孜孜于纯学术研究。与巴特、朋霍费尔等新教神学家不同，他自称从不关心政治。
布尔特曼的学术生涯是从对新约福音书的历史研究开始的，在他看来，耶稣的真言恰恰需要从历史解释的积淀中解救出来。他的第一部引起争议的著作即于一九二六年发表的《耶稣与话》一书。这里涉及的关键问题是：一位一千九百年前的先知所说的话，在今天是否还真，是否仍有意义，现代人与历史之言的关系究竟如何。
布尔特曼提出：人与历史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截然不同，人观察自然时只是在知觉摆在这里或那里的一个与他无关的对象，反之，人考察历史就必使自己成为历史之一部分。历史乃是诸事件的活的复合体，现代人亦缠身于此复合体之中，人关于历史所说的每一句话同时就是在说他自己。
更为重要的是，人绝非像观察自然那样去客观地观察历史，而是带有自身的问题去询问历史，历史本身也只会对带有问题的询问者开启自身。“只有当人寻求搅得他心神不安的问题的答案时，历史才会开言”。①进而，当置身于历史之流中的我们带着己的困惑去考察历史中的事件，就会有助于领会我们自己的生存，有助于透视我们自己的生命目的之偶然和必然。
由此，现代人聆听耶稣的话，根本就与历史的相对或绝对观念无关，而纯然是我们的实际生存与耶稣的实际生存相遇，是生存处境、问题及其解答的相遇。“当我们与历史中的耶稣的话相遇，我们确无需用一套关涉其理性的有效性的哲学去辨析；耶稣的话不过是与带着需解释自己的生存问题的我们相遇。”换言之，耶稣的话绝不因历史的嬗变而失效，他的话及其所带来的福音消息直涉人之生存问题的核心，因而对任何时代都意义重大。
二
布尔特曼关于人与历史的关系的见解，亦可视为对人与传统的关系的说明。人与历史是对话关系，人与传统亦是对话关系，对话的基础自然是困扰生存的问题。在此，“生存”概念显得尤为突出。
一九二二年，海德格尔到马堡大学任哲学副教授，直到《存在与时间》发表之后于一九二八年才去弗莱堡接任胡塞尔的讲座教授。这段时期，早于一九二一年任马堡大学神学教授的布尔特曼与海德格尔过从甚密，而且两人一生友谊甚笃。布尔特曼于一九三三年出版的《信仰与理解》第一卷即题赠海德格尔。由于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布尔特曼对生存概念的强调，往往被看作是海德格尔的影响。这是一种夸大的流行见解。事实上，布尔特曼早在一九二一年就已采用“生存”概念，而且，《耶稣与话》一书亦早于《存在与时间》。不容否认的是，布尔特曼与海德格尔在基本的学术分析立场上具有共同的旨趣，而在学术定向上又有相当的差异。
布尔特曼的“生存”概念实际蕴含着奥古斯丁的“心灵”概念和克尔凯戈尔的“自我”概念的意味，“生存”与人的意志自由的信仰抉择相关。用海德格尔的术语表达则是人之能自己存在，能站出来生存。布尔特曼显然欣赏海德格尔的亲在分析，并借用这一分析来扩展古老的基督教的相关概念。所以，布尔特曼后来亦经常采用生存的历史性、时间性、决断性、未来性以及本真与非本真等分析范畴。布尔特曼指出，人的社会与自然宇宙不同，真正的人的共同体只是个体性的我—你关系，但在现代社会之中，人丧失了自我，罩上一付面具，成了大城市和现代国家的标签。“由于组织化而加以安排的相互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式的信赖就被抛弃了”。因此，现代基督教神学的着眼点应是上帝与人的本真存在的关系问题，更具体地讲，即是现代社会中，人的真切不欺的信仰如何可能的问题，显然面临两个方面的时代困难：一方面，现代世界观使传统信仰面临被判为过时的挑战，另一方面，人们又把技术组织当作一种可求的依靠来抵御现代世界引起的内心不安。
从实质上看，布尔特曼对“生存”概念的强调乃是他离开辩证神学回复到路德的“因信称义”传统之后所做的神学上的现代推进。他坚持认为，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并不依赖于国家或历史事实。用哲学语言讲，信仰是个体性的生存事件，与普遍无关。宗教没有“历史”，只有每个时代自己的问题、每一个体本己的问题，即只能由每一个人自己重新加以解决的问题。从神学上讲，每一个人在其本真的生存境遇中才能与上帝相遇，这是神圣的相遇。谈论上帝离开了个人的具体生存，就是抽象，人只有从内在的相遇出发才能谈论上帝。
三
信仰直接关涉到人的本真生存，它体现为人的灵魂之转向，摆脱历史、国家、社会的非本真因素，与神圣之言相遇。就基督教传统而言，神圣的福音隐含在耶稣的布道之中。但布尔特曼充分注意到，新约福音书中耶稣的话是以一种神话式的世界观和语言表达出来的，它根本不同于那种源于古希腊、并为现代人广为接受的科学式世界观。这两种世界观的基本差异在于：神话式世界观以对世界整体的神话式理解——天堂、人间、地狱为前提，并注重超自然干预力(如圣经中描述的诸多奇迹)的观念，而科学式世界观的基础则是因果关联和系统法则，绝不相信超自然力干预自然、历史事件的可能。
由于现代科学式世界观与圣经的神话式世界观不同，现代人已很难理解圣经语言，当然也难以接受福音书中的启示，进而把福音启示当作迷信和过时的东西加以丢弃。的确，对于我们这些深信科学式世界观的人来说，上天堂、下地狱、死后复活、童贞受孕、人子驾云而来、耶稣由神而人以及使盲人复明等等等等，都是一大堆可笑的迷信说法，现代人绝不愿冒侮辱自己的理智的危险去相信这些言论。
可是，在这些我们无法接受和理解的“迷信”语言中，是否还包含着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呢？布尔特曼指出，一般而言，神话表达了对人的生存的特定理解：人并非世界和自身的主宰，人的生活世界充满了不解之谜和神秘之域，人的生命是不可思议的。显然，这一见解对现代人来说绝非迷信，亦未过时。同样，就基督教的圣经神话而言，神话式的“天堂”表达不过意指上帝作为神圣的本源在这个世界之外，是超验的，而“地狱”的观念不过把恶的超验观念表达为一种使人类一再遭受磨难的力量。如果说“天堂”、“地狱”的神话观念已过时，上帝和恶的超验观念却至今仍意义重大。“如今，尽管我们不再崇尚神话式的思维，我们仍然经常谈及驾驶历史、败坏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恶的力量。神话语言是一种隐喻形态，一种图象语言，但它表达了一种深刻的见解和认识：每个人都对恶负有责任”。
一九四一年，布尔特曼发表了他的划时代著作《耶稣基督与神话》，正是这部著作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大论战。布尔特曼天才地提出：为了使现代人可能与福音书中的真言相遇，必须实施“解神话”(Entmythologisierung)的解释学活动。布尔特曼作为神学家大胆宣称：要抛弃圣经的陈旧世界观，从根本上否弃并有意识地批判神话思维，以便使蕴含在神话中的福音启示的真实意义在现代世界更明晰地彰显。
解神话绝不可理解为非神话，换言之，解神话不是删除神话，丢弃神话，而是通过解释学的活动将隐含在神话中的真言释解出来，荐与每一个现代人的良心。
四
解神话的构想表面上看来是一种否定性的操作，其实不然，它具有一种肯定性的意义，这恰是解释学方法的奥秘所在。确如法国解释学大哲利科所敏锐指出的：“解神话不过是从背面去把握福音。或者不妨说，解神话乃是要摧毁现代人把世界的神话式表达视为荒谬的那种假丑闻，彰显真正的丑闻，即耶稣基督中的上帝的愚笨，这种愚笨对所有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是一种丑闻。”换言之，这种丑闻向所有时代的每一个人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并赐予我们神圣的馈赠。所以，解神话表面上指向神话言辞，实际却是向现代人的思维和世界观提出挑战。解神话化绝非所谓打倒偶像或摧毁象征，而是把神话象征视为神圣的殿堂，并通过解释活动恢复福音启示的本来的隐藏着的真实意义。布尔特曼明确指出，我们确实有理由怀疑现代科学世界观是否真能领悟世界和人的生命的整体意义。
解神话作为一种解释学活动实际上直接关涉现代人的自我理解，关涉现代人对自己的本真生存的领会，由此而言，解神话已远非一种方法论，而涉及到生存论的问题。在此，解释学的循环具体体现为信仰与理解的关系：要真确地理解，必须信，要真诚地信，必须理解。布尔特曼把自己的四卷本文集题名为《信仰与理解》绝非偶然。
在布尔特曼看来，信仰产生于一种相遇，相遇是作为历史存在的我们个人的生存本质。作为信仰之发生的相遇乃是与表现为上帝言说的圣经的相遇。圣经语言就是上帝的声音，听到作为上帝的言说的圣经就是听到一种与我交谈的神圣言语，这不是一个客观上能得到证明的事实，而是发生在此时此地的一个生存论上的事件。这一事件带给每一个体对自身存在的新的理解，亦即上帝的作用赋予我们的一种对自己的新的理解。另一方面，聆听圣经中上帝的话，又关涉我们个人的自我理解或生存理解，作为前理解的生存关联域使解释—聆听圣经本文成为可能。更明确地说，圣经的神话语言仅向关注自身的生存理解的询问者敞开自己的奥义。所以，信仰绝非意味着排斥理解、放弃理智，相反，没有对自身的存在发问的生存理解活动，信仰就可能成为与个人的生存毫不相关的抽象世界观。与海德格尔一样，所谓理解已不是指理性思辨，而是生存领会。
不难见出，在布尔特曼那里，传统释经学、现代解释学——生存本体论解释学与神学的信仰时代课题出色地结合在一起。释经就是与来自历史中的本文的相遇，释经活动本身就立足于历史的生存具体之中，它从生存问题出发，自行在具体的历史境遇和决断中运动，由此构成了释经的前理解。所以，每一对传统本文的解释都必得是一种历史的、生存论的解释，否则就丧失了历史本文的意向。历史本文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历史之人的历史的自我理解，宗教的历史本文不过把这种自我理解引入到当时的上帝理解。只有当人从本己的历史生存问题出发，人才能理解历史的本文；只有从人自己的生存的自我理解出发，才能理解上帝。因而，我们不应历史客观地询问：圣经本文在那一时代意味着什么，而是生存论地询问，它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
五
进入信仰之光，既是对我们与上帝的言说相遇的一种回应，亦是人的生存之自我理解的真正实现。在信仰之中，人重新理解了自己，并进而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通过希望和爱，“我”将实现一种全新的自我理解，进而，“我”的整个境况也会因此而改变。就此而言，信仰乃是向现世之人的非本真存在状态提出的严峻挑战。
按布尔特曼的说法，解神话的解释学活动具体致力于把圣经的神话语言翻译成现代的语言，进而将基于信仰的释罪教义拓展到知识和思想领域中去，这会带来极为丰富的成果：通过亚当坠落的神话，我们会警醒到人的现世沉沦；保罗指责人是世界的奴隶，警醒我们不敢抉择自己的真实存在、逃避责任、任由环境处置人生的现世态度。
布尔特曼指出，现代人的沉沦具体体现为只看重快乐，稳靠、效益和成功，否弃了对真、善、诚的价值要求，在自私和傲慢中遗忘上帝的戒令。由于科学世界观和历史相对主义的泛滥，现代人丧失了价值尺规，只企求利用科学和技术去支配世界和生活，结果却是人被技术和世界支配。现代人非常渴求稳靠感，这恰恰是人的内心深处空虚无宁的表现，由此可见，人在此世所寻求的稳靠都是徒劳的。事实上，当今时代对技术的依赖程度与技术给人带来的可怕焦虑成正比。
现代人与圣经的交谈将会使人们警醒到：必须摆脱自私和傲慢，面对真实的自我，转向超越于此世和科学思想的上帝。耶稣布道中的上帝具有超越时间和永恒的力量，他召唤我们，关怀每一个人，并现在就关怀着我。所以，信仰作为对与神圣之言的相遇的回应，“就是放弃人自己的稳靠性，随时准备寻找仅仅在不可见的将来和上帝那里才会出现的稳靠性”。
布尔特曼极端强调基督教的末世论的期待和希望，在他看来，这是耶稣布道的核心。末世论乃基督教神学的基本课题之一，它阐明基督教信仰始终持有的一种期望：上帝之国即将来临。尽管盼望一直徒劳地等待着，却具有重大的生存论意义。末世景观意味着，上帝是超验的，它超越了历史秩序，上帝之国的实现不是人的道德努力和善行，而是上帝主动创造出一个新世界、一个永恒的神圣世界。由此，末世论的期待和信仰就给每一时代的人带来一种精神素质：拒绝从可见的自然和历史的实在中挑选出有限的东西来取代神圣的东西，拒绝现世的沉沦和麻木。
从而，末世论的期待激励人作出生存论上的决断(Entscheidung)，摆脱过去、摆脱此世的束缚，朝向神圣的未来。这种决断本身已然使未来成为了事实，因为未来已具体实现在我们自己的生存品格之中。由此，我们也就此时此地地与上帝相遇了，这上帝不是神秘的上帝，而是以永生和至爱来迎候我们的上帝。通过对福音书的解神话，布尔特曼宣称：耶稣基督的话就是一个末世论事件，羁留于信仰之中就是以一种末世论的存在方式去生活，超然于尘世，去垮越由死到生的鸿沟。对现代人而言，末世论的期待就意味着：敞开自己，随时准备投身于与上帝的神圣的相遇。
布尔特曼对我们的启发可简要地概括为：我们与传统的关系，应是生存论上的关涉价值信念的对话。问题不在于否弃或继承传统，而在于我们的此在何以才能进入本真存在。基督教绝非因其历史悠久、传统深远才对今天有意义，而是因为唯有耶稣的话才使我们能此时此地地与神圣相遇。
《耶稣与话·耶稣基督与神话》，高杰、李哲汇译，《原始基督教》，布尔特曼(德)著，高杰译，已收入“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三联书店即出)
①布尔特曼：Jesus and The Word(耶稣与话)，Nen York一九五八，第4页。
二十世纪西方基督教神学一瞥
默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