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在一九八八年的竞技状态绝不逊色于一九八七年的李锐。一九八八年的刘恒颇有点象一九八五年的莫言。也许是《狗日的粮食》迟到的反响给他带来的自信,一九八八年他同时在城市与农村两块跳板上毫无拘束地两个系列轮回表演,都获得了极有反响的舞台效果。当然,成功得最辉煌的还是《伏羲伏羲》。
不知怎么,我总觉得,刘恒在城市这块跳板上总显得那么局促,那么不能自如。他在那儿缺少他应该达到的那种自信。在那种局促后面掩藏着他对城市的隔膜。相反,一踏上农村的跳板,他就浑身上下都闪烁出光彩。他象熟悉自己身上每一个器官那样熟悉农村。他能深切地感受农人的生存窘迫,能想怎么表演就怎么表演。刘恒写城市,我总感觉是一个泥土气十足的他在向我转述一个牵动他心扉的故事。只有当他写农村的时候,我才感觉属于他自己的那种诱人的气息扑面而来。
刘恒其实是地地道道的写实,没有任何矫饰的装扮与装模作样的象征。刘恒追求有血有肉的人物刻划和跌宕起伏的故事设计,而写人物和设计故事都不是目的。往往能通过人物和故事的结合来产生一种总体氛围的渲染,通过这种渲染来极冷漠极冷峻地描绘出农村人真实得令人心碎的生存状况。我受其作品振撼,其实都是颤<SPS=0397>于这种总体的调子。比如《伏羲伏羲》,类似婶子和侄儿,嫂子与小叔之间相爱的故事是千百年写够了的,那么个受礼仪道德束缚想爱又不敢爱的形象也是老而又老的。精彩在“本儿”处一笔开掘,掘到很深刻的生存状态的题意。其实作品就题意本身并没有更深的挖掘,为什么本儿大又那么委琐,本身与社会方面的原因都没能深掘下去。刘恒精心构筑的是那么一种形象本身的完成,有关“本几”的思索已经成了一种基调,溶在了这形象之中。所以你颤<SPS=0397>的并不是一种空洞的意念,是一种实实在在从形象本身中透溢出来的东西。我想,刘恒写作时最要紧处大约就是作品调子的提炼。题材给他拎一下,就成了一“条”(不象有的作品完成后还是一滩)。他在这一“条”上使劲,于是题材内就象是通上了电,整个作品也就有了光彩。
比如他的新作,从龙年本命年中<SPS=0088>星究竟是龙还是人提炼出《龙戏》,比如从一次偶然事故极亲近的人际关系导致家破人亡中提炼出《连环套》。两篇作品叙述的都是个体户窑主惨败的悲剧。《连环套》着力于套的设计:陈金标毁在小舅子和侄子争当炮工。小舅子和侄子争的是每月几百元的收入。陈金标发财最眼红的是他最亲近的岳父和姑夫。而陈金标毁也就毁在不能彻底地与亲属撕破脸皮。《龙戏》中着力的则是窑主张广仁衰败的辛酸。张广仁是已经被这样的套套入了绝境的一头困兽,套他的不是岳父姑夫之类的亲属,更不是作为符号的刘志达,而是整整一个乡眼红到极限的乡亲。相比较,《龙戏》似乎比《连环套》更显冷峻。
也许因为《连环套》太致力于写套,分析套里套外,以至无力跳出套外来剖示陈金标的境况。而《龙戏》中,不管是明写的刘志达还是暗示的众多“仇人”,都只是为张广仁的状态提供一个背景。《龙戏》好比酿酒一般已经酿出了味儿,而《连环套》似乎还刚完成一个框架。
也许因为《龙戏》处理得较为节制,于是通篇才能保持那么一种冷峻,那么一种力度。全篇四块,在展示上极有层次:遇老书记,初步展示张广仁的状态;在井口与兄弟广义喝酒,进一步渲染状态又拓展背景;第三块与刘志达喝酒到举枪对峙,形成高潮。与刘志达举枪对峙在表现上有些落套,但精彩在两人喝酒时的话中有话和刘志达走后张广仁的一枪描写。这三块,层次递进感强,氛围渲染一笔比一笔浓烈,内在氛围把握又一笔比一笔冷峻。三笔都落在酒上,很出酒的效果。第四块结尾又一下子从高潮跌落,形成余音萦绕的效果。黄子平批评刘恒的笔墨不够收敛,我觉此篇却是难得的精道,只有极个别交代处略可删简(删简后可能更会有层次递进的节奏感)。刘恒作品中的对话一般都极有味。此篇叙述语言也酿得极纯,很少有夹生处。《连环套》精彩的是其中对话,但叙述上夹生较多,类似“语声淡然”,“华发与那些白毛无异”之类的描述太多。
立足于氛围渲染通过渲染来达到总体美感把握的作品,有时不能过分要求节制。这一类作品要紧的是其中的气韵把握。气韵一阻塞,作品往往会因缺少滋润而变得枯萎。当然,追求白描写实效果的作品,则一定得要求节制。因为白描的艺术效果常常在质朴与简练的结合之中。
刘震云走的是白描的路子。刘震云作品不多。这位一口河南口音的小伙子难得的是至今还保留着那种土生土长令人感动的质朴。也许正是这种质朴的本质帮助了他,才使他的作品产生了一种朴拙的淡泊的魅力。
对刘震云,我总有一丝负疚之心。作为编辑,我退过他的《塔铺》。尽管当时有种种主客观原因,尽管至今我乃认为《塔铺》的总体魅力赶不过《欢乐》,但对于我来说,这次退稿总是一次失误。失误在我忽视了题材因素之外的刘震云独特的白描的魅力。其实,要是把《欢乐》和《塔铺》摆在一起同时发,倒会有相映成趣的效果。
正因为近年来小说创作中地道的白描已不多见,于是突出了刘震云的魅力。刘震云的好处,大约在于他能沉得住气:一笔一笔不紧不慢地描,把沉不住的撇在一边,于是一笔笔连起来整个儿全是不紧不慢。刘震云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基本没有浮躁,不动情处描得稳稳当当,到了动情处几笔勾过,不愿递送较多的表面情感。冷却创作过程中的表面情感作冷却处理,反而造成内在的情感冲击力。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要寻找他的主调旋律。刘恒找到后,会调动全身的功夫去写足写透这个旋律;刘震云则往往要求自己的激情沉下来,平静地磨去表面的情感因素再来处理这个旋律。两者一样的效果,不过是处理方式不同而已。
刘震云至今为止,写得最好的还是《新兵连》。也许因为《新兵连》中较多的是他自己的状态。《新兵连》较之《塔铺》,显出更细腻、更地道的白描才能。它不追求堂而皇之的思想意义,只求刻划出一个个活的形态以及他们活的内心世界。这一个个活的形态中透溢出的一种零零碎碎、断断续续极不经意的辛酸,却又从小处见到了大。它立足于白描本身,但通过这生活原色的白描,又分明提供了一种比我们所熟悉的表面生活本身要深邃得多的启示。
最近读到《头人》,感觉刘震云在千方百计滚雪球一样拓展自己对生活的感觉与把握。《头人》所表现的是一种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轮回的观念。就是这么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似乎是一个封闭的圆,一切都在其中周期性重复出现。这个圆中只有空间观念没有时间观念,活生生的人的任何作为被禁锢在这个圆中,最终都会被死的空间所左右,被变成僵死的、抽象的、无个性、无感觉的物。而可怕的是就这么个圆的空间而言,周而复始千百年不会有任何改变。这里表现的是一种历史的文化的循环。它绝不仅仅是一个村社的政权更迭替换问题,它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状态的缩影。这是一个作家自觉文化反思的产物,所提供的艺术氛围自然有极深的启示意义。
刘震云在《头人》中力图用线条来表现有血有肉的人物。这种简化使形象变成符号,使表现更显简洁。只追求线条与线条间的关系,以腾出空间来表现这么一种循环。在这么一种循环中,作为人本身,只成了圆周线上极微不足道的颗粒。这种拓展,无疑增加了作品的容量,就容量而言,显然要比《新兵连》多好几个量级。
但艺术魅力《头人》又恰恰不如《新兵连》。《新兵连》立足于写那些小兵,把他们一个个描得栩栩如生,追求的是这些小兵白描自身的魅力。头人》却有一个较大的意义的目标,一切都往意义上吃劲,扔掉了作为白描应有的细腻表现上的努力。因为细处没有了功夫,也就没有了清新,意义的表现也就没有了层次。刘震云完成了那么一个极有意义的圆的勾画,却画得粗糙,而且其中是混沌的,缺少应有的层次感。
其实刘震云大可不必太追求狭义的题材意义开掘。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题材的深处开掘也许并不是刘震云的长处。最近读到他的新稿《官场》,我发觉他擅长的还是从一些琐琐碎碎中追求不紧不慢的连接,通过这种连接来表现一种有启示意义的关系,有意义的是这种关系本身和对这种关系的处理。其白描效果都在这叙述与表现之中。刘震云是不是因为有评论家说他缺乏哲学深度“描摹生活表面”呢?
其实真能描摹好生活原色也极不易。要紧的是生活中本身有些是说得清有些是说不清道不白的,于是白描时就应该有亮处和暗处,有亮与暗之间反差的层次,有亮与暗的错杂对照。我倒觉得,《塔铺》也好,《新兵连》也好,缺憾在少了一点亮与暗的错杂对照。
我想,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会创造出一个自己区别于他人的独具魅力的艺术的场。一个作家的创作,要是没有不变的能积淀下来的东西,显然不会是一个好作家。而要是一成不变,也会被自己的阴影所笼罩,最终淘汰于重复自己的陈旧。刘恒写城市和刘震云想追求白描的深度,无疑都是想变,这种敢于走出自己成熟领地的勇气当然值得称道。但变的同时决不能忘了属于自己的不变的东西,这才不至于丢掉自己、迷失自己。当然,为了往前走而暂时丢弃一些,最终还是回到自己,这倒是值得的。
一九八九年二月九日,北京
(《龙戏》,《东方纪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连环套》,《北京文学》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头人》,《青年文学》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朱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