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去英法两国作了一次访问，接触到一些学术实况，特别是巴黎一月，印象深刻，自己也有一些感想，回来后趁尚未全，扼要写下。
莎 学 近 况
出行的目的之一是去出席第二十三届国际莎士比亚讨论会。开会地点是爱望河上的斯屈拉福德，即莎士比亚故乡。这是一个安静的小城，只二三条大街，重要地点都步行可达，非常方便。爱望河流急而清可见底，河边树木清幽，三座戏院就在那里。
我是带着问题去的，有的找到了答案，有的至今不明究竟。
问题之一是：这几年西方流行的文学新理论，对莎学产生了什么影响？
初看之下，似乎新理论之风在会上吹得并不强劲。全体会上读的论文好像都是传统学院派研究：莎士比亚与利里的比较，与格林的比较，以利莎白朝的政治与良心，十六七世纪演员背诵台词的内情，莎剧中的神话与魔法，历史剧中真实与艺术的矛盾，等等。
但是在小组讨论的安排上，却专门设立了一个“意识形态组”。这个组在特伦斯·霍克斯(他是英国研究语言文学新理论的少数学者之一)主持下，开了一下午的会。几个主要发言人中，一位美国中年女士提出了女权主义的观点，认为莎剧中女扮男装有重大社会意义，表明男女两性在不断斗争，永不停息。
这“不断斗争论”引起了非议。我也发表了一点意见，大意是：中国戏剧舞台上既有女扮男装，又有男演女角，社会原因是有的，但未必能归纳到男女不断斗争之列。
第二位发言人——来自加拿大的中年学者——说了一番有关理论本身的话。他认为理论有两种，一种针对具体问题，属于低级；另一种则能联贯一切，且能衍生不息，属于高级，可以到处应用，不因你某地某时如何特殊而失效。
他所谓“衍生不息”大概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不断发展”吧？而最后一点显然是指我们这些对第一位发言者提问题的人说的，但却引起了更多的议论。有人指出问题不在理论高低，首先要看是什么理论——是经过研究、思考、有大量事实(而不是少数孤例)作根据，经得起辩驳问难的名符其实的理论呢，还是仅仅一种意见、看法、议论？
第三个重点发言倒是真有事实根据的。发言者是剑桥大学青年学者江纳善·培特，讲的是文学批评史上一次意识形态之争。他指的是英国十九世纪两位大批评家——即柯尔律治与海什力特——对于莎士比亚的“争夺”。柯尔律治从他的想象力理论出发，着重莎士比亚的天才，例如认为《暴风雨》一剧是“纯粹的浪漫剧”，是“想象力的一个产物”。而海什力特则认为此剧既是想象的，又是真实的，表现出莎士比亚天才的多面性，剧中被一般人认为是野蛮人的凯列班一角“虽粗而不俗，因为他的性格来自土壤，生根于土壤，未被卑琐的习俗扭曲”。培特认为，这两种见解的不同是意识形态的不同，海什力特更接近莎士比亚的思想实质。
培特此说是否能够成立，恐怕要等以后看到他的书面文本才能判断了。然而把两位批评家的不同见解提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无论如何是反映了这些年来新理论的影响。
其实回头一看，就连大会上宣读的传统学院派论文也多少受到了影响。那篇论演员记忆力为莎剧版本中一个因素的文章就不仅是学院式考据报告，而是从演员的记忆力谈到了剧作家的修辞术，又从修辞术谈到了十六七世纪英国社会各阶层人士说话的特点，例如贵族喜欢故意吞吞吐吐，甚至运用“沉默术”，表示有身份的人的稳重，而实际演出时演员却不能总是这样说话，不仅由于他们出身不同，有不同的说话习惯，还因为演出自有节奏，不容过多的沉吟，更不必说长时间的哑场了。这样一来，就把版本学同社会史结合起来了，同样有意识形态的因素。这论文的作者是一位美国青年女学者，名叫罗伊·包特，现在英国莱斯特大学任教。几位大会演讲人之中，她得到听众的掌声最热烈。
以上说的，只是会上所听。如果脱离会场，纵观西方莎学全局，就会发现更多的新动向，涉及女权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符号学、新历史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各个方面，只是大的成果似乎还不多罢了。
如果我们更加扩大视野，还会发现民主德国的莎学者罗伯特·魏曼教授的重要著作《莎士比亚与剧院中的民间传统》(一九六七；英译本一九七八)和《莎士比亚与模仿的力量》(一九八八)。后者刚出，评者尚不多，但初步一读，就可看出这是一部涉及几种新理论的深刻论著。至于前者，虽说有的英国学者认为魏曼在材料的选择上还有不够精确之处——例如把十九世纪后半期改编的民间剧本当作了十六七世纪的真本——但是大多数西方莎学者是折服的，《新剑桥莎学之友》(一九八六)就评它为“博学而大有新意之作”。
所谓新动向大致如此。那么，传统莎学本身又如何？
简单的回答是：仍然在进行，成果不少，但也在变化。
以版本学而论，不仅仍在进行，而且很是兴旺。莎剧新版的不断出现便是明证。远者不论，单从五十年代以来，就有成系列的莎剧新版如新阿登(一九五一—— )，塘鹅(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图章(一九六三——一九七○)，新企鹅(一九六七—— )，以至最近的新牛津(一九八二—— )和新剑桥(一九八四—— )；单卷本全集则有英国的都铎版(彼得·亚历山大编，一九五一)，美国的河边版(一九七四)，以至最新的牛津版(一九八六)。以上所列是学者们公认较好的，次要的新版还未包括在内。
自然，这些所谓“较好”版本也是各有短长，同一系列之内也是剧各不同。但是总起来看，它们确是越编越精，吸收了本世纪初的“新目录学”的成果，但又突破了它，不再死守“首要版本说”(即认为每剧有一个最接近莎翁原稿的版本)，而是更加重视实际演出时所用的本子及其在演出过程中的增删修改，从而发展到“几版并重说”，例如最新的牛津版全集中，《李尔王》一剧就是两种本子并列的：一种是第一稿，另一种是经过演出的考验而作了修改的第二稿，而编者们认为有证据说明修改者就是莎士亚本人。
朗 诵 和 演 出
既然版本学者也着重演出情况，那么演出又呈现什么新气象？
这次会上安排了六个剧本演出，其中四个是莎剧，即《约翰王》、《无事生非》、《麦克白斯》、《暴风雨》；两个是“复辟时期喜剧”，即维秋里的《直率人》和法卡的《坚贞的一对》。
另外有一次朗诵会，由几位演员朗诵莎士比亚的《维娜斯与阿堂尼斯》和马洛的《希洛与里安德》。两首都是叙事长诗，内容都是爱情故事。英国演员向来善于朗诵，过去有吉尔格德的流利优雅，又有奥利维埃的故作突兀，这两大传统在这次朗诵会上都有表现，而最好的朗诵者又总是两者并用的。就诗论诗，听起来《希洛与里安德》更受用。马洛有一种艳丽与奔放的奇异结合，想象力炽热腾跃，情景分外动人——一个美少年深夜游过海峡去会一个千娇百媚的姑娘，在茫茫大海里奋泳，只有对岸崖上一盏孤灯在给他希望和安慰——像是比阿堂尼斯被野猪刺死的故事更具悲剧感。两者在一起朗诵，更使人感到十六世纪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真是繁花似锦，却又朝露一般新鲜。
朗诵会是在“天鹅戏院”举行的。斯屈拉福德有三座戏院，都在爱望河边，而且紧靠在一起。第一座是大型的“皇家莎士比亚戏院”，三十年代盖的，已显陈旧；第二座是中型的“天鹅戏院”，内部是木构建筑，可容四五百观众；第三座叫“另一处”，比“天鹅”更小，只有一二百座位，主要演当代新潮戏。
我喜欢的是“天鹅”。“皇家莎士比亚”我在四十年前来过，那时候我们这些一知半解而又喜欢议论的文学研究生就已说它“传统式样，毫无新意”了。但是我没见过“天鹅”。这次一脚踏进，看见楼上楼下都是木栏长凳，上等木料露出淡雅的本色，既实用，又别致。方形舞台伸进戏院中间，三面都有观众的座位，坐在左右两边前排的人似乎可以把腿搁在舞台边沿。气氛是亲切、安闲的，观众缓缓进来，从容就座，不像在北京看戏总感到拥挤紧张，只听一片翻动座椅的声音。
斯屈拉福德的演出颇有当今时代色彩。《麦克白斯》强调了凶杀和暴力，劲头大，火爆，演员提高了嗓子在叫喊，最后则舞台中间猛然裂开，伸出了许多刀枪和军旗，把麦克白斯紧紧围住。同时，还有女性的诱惑力：麦克白斯夫人是由一位才二十五岁的女演员演的，丰腴，美丽，一点也不像搞阴谋的中年妇女样子。这显然是导演者创新的一着，也自有可喜之处——然而当她大喊“改变我的性别吧……连吃奶孩子我也会从奶头摘下，摔他一个脑浆开花：”的时候，她是没有多少“可信性”的，整剧也是没有多少悲剧性的。
因此反而让复辟时期风尚喜剧占了上风。这类剧名气不及十六七世纪诗剧，其实大有看头。它们也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产物：一场革命过去了，人们厌乱思治，不惜迎回国王，但又用议会控制住他；社会上风气浮华，贵族们竞以偷情为乐，于是舞台上也出现了表现这类风尚的喜剧，在技巧上学法国，但骨子里仍有英国精神。
我在“天鹅”戏院看的《直率人》一剧就是这样。它是学法国喜剧大家莫里哀的名作《厌世者》的，有类似的主要情节；然而又有很大不同：主人公是一个在外国打过仗的船长，其直率是有海盐味道的，露出了岛国本色；暗中爱着他的那位姑娘一直女扮男装，以仆人身份服侍他，后来还替他去向他所钟情的另一女人求爱，又使人想起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而剧中关于喜打官司的寡妇的次要情节则显现了班·琼生的影响，全剧本身则影响了后来哥尔斯密斯写的《委曲求全》，仍然是继承和发展了英国戏剧传统。
而无论是莎剧或风尚喜剧的演出，又都表现出另一个当代趋势：导演的权威。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在英国演出戏剧，连导演是谁都是不说明的。但是从十九世纪末叶起，导演开始露面，先是由主要演员兼导演，别人得听他的；后是出现了几个能人专任导演，他们不仅对剧本作自己的阐释，而且还有一套戏剧理论。到了今天，则虽以莎士比亚之伟大，也不得不听任彼得·勃鲁克、彼德·霍尔、约翰·巴登等大导演的摆布了。我在另文里说过：“阐释的自由代替了对莎翁原意的追索”。①其实原意固然难追，阐释又何尝自由？导演们，甚至天才的导演们，也仍然受着时代思潮和社会风尚的无微不入的影响。斯屈拉福德莎剧演出中的创新和怪诞，仍然是我们这个飞速变化而又焦躁不安的时代的产物。
在剑桥拜访李约瑟先生
斯屈拉福德会后，我先去了剑桥。
在剑桥，除了去看几个老朋友，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大学图书馆查书，二是去拜望李约瑟先生。
三十年代末，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做学生时，听过李约瑟先生的一次演讲。西南联大没有像样的建筑，更不必说大礼堂了，那次演讲是在一块空地上举行，听的人站着听，李约瑟先生也是站在一个方凳上讲。讲什么，我已忘了，但当时就知道他是剑桥大学出身的生物化学专家，在中国抗战时期则是在为英中科学、文化交流而奔走。
后来，他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化》开始出版。我陆续看了一些部分。如果说，世上有什么著作让人从心底最深处佩服的话，这便是一部。而且我想：为什么在这有关中国的题目上，中国人就没有写出同样的书？
这次既有机会去到剑桥，我就对自己说：无论如何也得去拜望李约瑟先生，否则是枉来了！
一个下雨天，出租汽车转了半天，才找到“李约瑟研究所”——这是剑桥大学特为这位大师设立的研究机构。房子是由各方(包括我国政府)捐款盖的，落成还只一二年。等我走了进去，才发现屋子内部全部木构，木料不上漆，只露本色，自有一种文雅的光泽，叫人神往。外面的庭园也有嘉木、好花、小亭、淙淙的流水，在剑桥欧洲中世纪建筑群里突出了大师所喜欢的东方情调。
李约瑟先生现在已经八十九岁(等此文发表该是庆祝他九十大寿的时候了)，受着风湿性关节炎的折磨，行动不便了，但是仍然坚持工作，还常常亲自打字。我看他神清气朗，镜片后面的眼睛明亮有神，直率地、专注地看着来访者。同时又非常客气，一定要站起来握手。
我们轻声说着话。我不免仍有问题想问，也就简单提了一下。
一个问题是：他的巨著的主旨是以一个当代西方科学家所检验过的无数事实说明中国科技在古代的辉煌成就，然而当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科技飞跃发展的时候，中国却落后了。这个变化，原因何在？对此，他曾有过初步的答案。我问他：他仍然是这个看法么？
他说，是的。原因仍然是中国长期的封建主义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而西方则有资本主义。虽然他注意过各方的意见，但是至今没有新的发现或论证足以使他改变这个看法。
我又问：在最近出版的几卷中，他自己最喜欢哪一卷？
他说：第四卷第七分册，是关于军事的。
我还没有见过这一分册，听他这样一说，就觉得回国后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找到这个分册来读了。
从天文和数理化到土木工程和建筑，从道教、炼金术、音乐到军事，又从这些到中国哲学和科学思想史，这部巨著包括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仅仅翻阅一下每卷前面的有关学科的研究综述和后面的中、日、英、法、德、俄、拉丁等等文字的参考书目就足以使每个做学问的人折服了，何况每卷的内容都是那样的实实在在，并且总有或大或小的新发现！
那么，巨著的最后一卷又将是什么？他的助手——一位美国学者——告诉了我：其中将有一个分册是论述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上起马可波罗，中经马克思，下达第二次世界大战。
无独有偶：后来我在巴黎发现，一位法国老学者也在写同样题目的书，第一卷已经出版了。
牛津风度
这是我第二次回到牛津。牛津是回忆，也是梦。
现实并未使我失望。每个我所熟悉的地方我都再去品尝一下：在茂登学院的庭院里徘徊；在包德林图书馆的楼上阅览室看书；在莫德林学院里追寻爱迪生的足迹，从而又看到了鹿苑；在基勃尔学院里问路，为了想看威廉·莫里斯和其它先拉斐尔德派的艺术品；在基督教会学院的大草地里徜祥，终于又看到了恰威尔河和河上的小船，差只差自己已无撑船的本领……
现实也有了新事物：勃腊克威尔书店添了一个平装本部，设在宽街老店的对面，而在老店旁边有一家“白马酒店”，大学师生在那里或立在柜台旁或坐在硬凳上吃最便宜但又决不是美国快餐式的午饭：浓汤或冰啤酒，炸鱼，内塞一块黄油的法国式长面包，总共只付两镑……
然而现实也使我惆怅。我的老师、同学、朋友没有一个还在这里……
同时，我又好奇，想看看当今的牛津人物。
在“新学院”的餐席上，我的主人是一位教授(“鬼怪般聪明”，我在剑桥的老朋友这样形容他)，他的也教英国文学的夫人(“女教师中的杰出人物”)，和一位不久前出版了《新模仿论》的院士，全在中年。最后一位我已在斯屈拉福德会上认识，他的能言善辩使我想起当年的C.S.路易士。这是一种牛津典型。不论什么新潮理论，他们都能抓住它的要害，进行辩驳。四十年代后期，路易士就在我们学生组织的“苏格拉底学会”会上，周复一周地批判萨特的存在主义。路易士到底没能驳倒萨特，他虽名扬英美学术界，在世界文坛上则决无萨特的地位和影响。但是这类牛津人似乎并不在乎是否真能驳倒别人，要紧的是驳本身，驳表明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将任何人看成是平等的同行、对话者，并不因为对方是著作等身的大名人就有任何畏缩；也表明他们认为学问之事，无须故弄玄虚，任何高深理论都是可理解也可辩论的。这是一种牛津精神。
那对教授夫妇则代表了另一种牛津典型。他们含而不露，羞在人前逞雄辩，答问用闲谈方式，说的也实实在在。谈到英国文学史，他们都说几十年前法国学者勒古易和加撒米安所著仍是好的，而对于最近所出的三本——人人本(一九八五)，牛津插图本(一九八七)、勃腊克威尔本(一九八七)——他们以为“人人本”(作者为牛津青年学者彼得·康拉德)比较好些，因为有点新意。我后来看到此书，发现作者的文学史观是古今并存于现时；认为青春与新鲜是最老的传统，每一代人自以为是在摈弃过去，实则不过用不同方式继续了它。这一史观也许不是无懈可击，但由于作者把乔埃斯看作是乔叟在现代主义中的再现，他不仅重申了传统的连续性，而且把古人写得活、又把今人写得深了。这就使这本文学史除了有点新意之外，还有令人喜爱的文笔。
文笔是牛津的人文学者所重视的，然而这不是通常意义的文笔，而是文笔之后有新鲜的思想和活跃的想象力。牛津也有人写得油腔滑调，故弄风姿，但纯正的牛津学者则耻与为伍，而力求所作言之有物，有新意，有透明的理智、比例感和对读者的尊重和礼貌。这最后一点是指不把读者看成是蠢物，凡事从头说起，噜噜嗦嗦，也不对他发号施令，而把他看成知己，同他进行心智上的对话。
写文如此，餐桌上的谈话也如此。牛津各学院的院士们早非中古的苦行僧，对于吃喝是讲究的。我们这顿“高桌”晚餐有三道菜，冷的鳟鱼和热腾腾的威灵吞式牛肉，还有红白两种酒，只有最后那道热煮香蕉使我纳闷。但是比吃更有趣的是席上的谈话，特别是换上咖啡之后，大家谈得更随便了——但不是老谈书本或学问，而是谈人生，谈时事，谈世态，谈自己的真情实感，尽量不使人厌腻，却又不怕做真正的俗人。(未完持续)
①《莎士比亚与两种气氛》(《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一九八八年三月十六月)。
王佐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