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很久以前就有人看出了其中的奥妙。很有不少人就用开书店的方法来搜集书籍，罗振玉是开过书店的，他的兄弟罗振常在上海开设过<SPS=1559>隐店，前后三十年，所见古书辄加疏记，成《善本书所见录》四卷，一九五八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更为成功的是伦明，他在琉璃厂开设通学斋书店，委托孙殿起经理，孙氏集数十年的见闻，先后撰有《贩书偶记》、《丛书子目拾遗》等若干种，成为四库未收书的重要簿录，是谈板本目录之学的必备参考资料。其特点是所收各书都是目睹的纪录，是确凿可信的，绝非《千顷堂书目》之类的多由第二手资料笔成者可比。屈伯刚(<SPS=0758>)也在北京开设过“穆斋”书铺，南归后又在苏州与邹百耐合设“百双楼”书肆，目的都是为了收书。琉璃厂的王晋卿，也积数十年的见闻，撰成《文禄堂访书记》，是汇粹古刻善本的目录巨观。近时出版的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更是一部可以反映近代古籍流转存佚的大规模的著录书，作者就自藏公私藏家、书肆所见的善本勒加葺录，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他虽然是藏书家，但并不像图书馆那样的只收不出，也常常进行交易，因此见识之广流转之速、是并不下于书坊中人的。这也是这部“经眼录”收罗十分广泛的重要原因。缺点是他的取舍标准毕竟陈旧了些，心目中有一条时代的界限，于晚明、清代的集部书、地方志、戏曲小说插图书等都很少著录。这就不能不由《贩书偶记》加以补足了。
这类书林记事大别之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目录，还有就是琐记，也就更是随笔的了。上面所说的几种，大抵都是古书目录，说起来足当傅增湘“经眼录”先河的应推叶菊裳的《缘督庐日记钞》。时代也较早，前后与傅书正好衔接。日记的文体更自如也更多风趣，中间有许多人事往还的记事，也都富于史料价值。再往上推，我以为最先写作这类随笔的应推徐康的《前尘梦影录》。徐子晋也是一位书贾，他的这部随笔是杂记平生所见古墨、旧纸、印章、名砚、金石的记录，古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书由江标刻于光绪中，江序略云，
“标生也晚，年十六七时，曾见窳臾于元妙观世经堂书肆中，闻述访古源流，皆非寻常骨董家数。……未几闻臾已归道山，访问遗事，潘笏庵(老万)为余言，有《前尘梦影录》在，匆匆七八年，始介笏庵问翰卿(康子)乞得副本，读而刻之。仍如对臾坐于元妙书肆也。书肆为湖州侯念椿所设。侯年亦六七十，目睹各家藏书兴废，分别宋元椠刻，校钞源流，如辨毫厘，尝称之曰今之钱听默。曾属其将数十年来藏书见闻，杂写一册，亦吾乡掌故也。”
江建霞的这种意见是有道理的，与我上文所说的意思相同。而事关书林史料，并不只是三吴掌故而已。徐子晋记藏书逸事，往往只是寥寥数笔，但都是非常有趣也极有价值的。如他记金冬心所刻书云，
“旧藏冬心翁著作最备。其自序一卷，用宋纸，方程古墨，轻煤砑印。每半叶四行，行二十余或十余字，丁钝丁手书精刻。古香古色，不下宋椠。虽在灯下读之，墨彩亦奕奕动人。余如三体诗、画竹、画梅、画马、自写真画佛，其题记五种，皆以宋红筋罗纹笺砑印；诗集、续集、研铭用宣纸古墨刷印，皆墨笺作护面，狭签条。所未见者自度曲一卷而已。”
金冬心的著作都是自刻本，开板用纸印刷也都由自己精心经营，在有清一代刻书中，是无疑应列入无上精品的。只是流传特别稀少，比起一般明代刻本来更是罕遇难求。二十多年前曾在来青阁见到四五种，都是原刻精本，可惜已为郑西谛购定了。直到前几年，才在北京图书馆的善本室中重读，回忆徐子晋的这些话，真是一些都不夸张。徐氏还有记柳如是著作的一节，也是很有趣的记事，
“先叔父鸿宝公尝携弟子张陆两生同至平桥书肆小憩，书贾出河东君诗四本，卷帙甚簿，丹黄殆<SPS=0360>，系河东君手录底本。中有与松圆老人倡和及主人红豆诗甚多。索价四金，订以少顷携值往取。讵叔父归舍，旋赴会文之约，二鼓始返。翌日遣弟子持资去取，书贾复云，昨日令师去后，即有人来如数付价取去。人海茫茫，无从踪迹，叔父为之怅然者累日。”
这一则记事看来也不大像是捏造的。陈寅恪撰《柳如是别传》，好像也不曾看到这条资料，“别传”特别注意到柳如是与程嘉燧的关系，他们之间曾有许多倡和，是在情理之中的。记得前些时印行的虞山赵氏《旧山楼书目》，中间就有柳如是稿本数种，不知是否即是这里所说的稿本。
陈乃乾有《上海书林梦忆录》，是南方古书业自民初直至四十年代的详尽的纪录。作者是中国书店的主持人，又是有学识、阅历的版本目录学家，所记南方一些著名藏书家藏书流散的经过，详尽无遗。记北方藏家故实的就有新近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雷梦水著《书林琐记》，也是随笔性质的文字。他还有一本《古书经眼录》，一九八四年齐鲁书社版，则是目录性的专著。雷梦水是孙耀卿的晚辈弟子，受孙的薰陶，多年来在售书之余，辛勤记录所见古书板本异同，尤重稿本，在在可以看出北方学人的朴实学风。每记一书，往往罗列前后诸种刻本，并著异同，指出何者最善。对丛书的另种、单刻和随刻随印等板本异同，也注意标出。这些看起来虽然琐细，但没有多年经历，多见异本，细心比勘，是无从着手的。只有在书店中长时期工作才能有此方便，而缺乏锲而不舍的韧性功夫，也无法取得应有的成就。同文书局早期的石印本书，过去藏家是往往不屑一顾的，但这里也并不歧视，详加辨析。清末的铅字排印本同样也不被放过，如《痛史》，就补足了《中国丛书综录》所收本的不足。又如程瑶田的《通艺录》，作者指出书肆往往因所得非足本而视为残书，其实“盖不知原系随刻随印之书，初印本仅有如是，然其书可称初刊，非足本，不可以残书论也。”从以上种种特点，可以看出雷梦水是谨守孙氏治学道路的。并无偏见，不因近刻而不予重视，与古刻善本同样对待，在并世书林中开辟的是一种新的风气。
《琐记》中谈到藏书家傅增湘、陶湘、伦明、傅惜华、朱自清、邓之诚等的佚事，都是很有风趣的散文，也是难得的史料。作者以一个挟了书包送书的书店伙计，得以与许多学人交往，朴实的记事中自然流露出深厚的情谊。他记朱自清对他说的一番话是值得注意的，
“有一次我在给朱先生送书时，先生忽然和我讲起写作的问题来。他说，‘雷梦水，你也可以锻炼锻炼写作呀！’我说，‘我是一个卖书的，文化程度又很低，哪能写出东西来？’朱先生正言厉色的对我说，‘唉！你看宋代的陈起，你的舅父孙耀卿，不都是卖书的吗？只要自己能树立雄心壮志，肯刻苦学习，还得要坚持，锻炼锻炼，不就行了吗？’他还告诉我：‘写文用字要用日常语言所用的字，语言声调也要用日常语言所有的声调。……写完后再请文化程度高的人予以改正，不就可以了吗？’”
《琐记》中最著力之作应属《琉璃厂书肆四记》。 自从李南涧、缪艺风以还，记厂甸书肆者不绝如缕。孙耀卿撰有《三记》，经过细密的调查研究，所记较李缪二记为详密，不过缺少文学意味，只以史料见长。《四记》起一九四○年左右，至一九五八年公私合营为止，一依《三记》旧例。其中最可贵的是记录了历年诸肆所得善本古籍，有时还记下了书价与归宿之地，这些琐细的记载，都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可惜的是所记尚未赅备，在读者看来只是尝鼎一脔而已。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