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姆：《牛津度假记》(《伊利亚随笔》)
一
外国有一句谚语：“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这话一点也不错。即使是出于同一作者之手的两本书，那命运也不会完全一样。兰姆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或译名《吟边燕语》，或译名《莎氏乐府本事》，从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到现在，在中国就不知出了多少版，真是一本经久不衰的“畅销书”。但他的另一本书，而且是他的主要代表作(masterpiece)《伊利亚随笔》和《续笔》呢，在中国的命运可就有点儿曲曲折折的了。
按说，兰姆的随笔从五四时期在中国就很出名了。周作人在一九二一年所写的文章里称“阑姆”为英语国家的“美文妙手”。但向中国读者介绍散文家兰姆成绩最突出的要算被称为“中国的伊利亚”的梁遇春，他一九二八年就写出洋洋万言、才气横溢的《兰姆评传》，还想把兰姆的随笔和书信全部译成中文。可惜，英年早逝，他这宏愿未能实现。
从随手撷拾的零星材料看来，我国颇有一些作家诗人对于兰姆感兴趣。譬如，北图的A.Ainger：“CharlesLamb”一书为五四时代作家徐祖正的旧藏，另一部E.V.Lucas：“LifeofCharlesLamb”上下两卷的早年借书卡上还保留着李广田的铅笔签名；诗人朱湘的购书单中有Lamb′s SelectetedEssays；方敬的文章提到，何其芳很欣赏兰姆的《读书漫谈》一文。最近，作家冯亦代写过一篇回顾自己写散文经历的文章，题目就叫《得益于兰姆》。
兰姆作品的另一流通渠道是在英语教学领域。几十年来，他的一些名篇，象《梦幻中的孩子们》、《扫烟囱的小孩礼赞》、《论烤猪》等，一直出现在我国的英文课本里。解放后，他的文章也曾收入《大学英语》和《英国文学名篇选注》。
不过，兰姆随笔译成中文的毕竟为数寥寥。因此，迄今为止，阅读欣赏者多属于能够掌握英文的作家、学者和大学生。而且，应该说，解放后，对于散文家兰姆，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所以，他的《伊利亚随笔》对于一般读者还是一本“没有打开的书”。
二
我跟兰姆随笔可以说有一点儿缘分。
四十年前，我在沙坪坝读外文系。一天，在旧书摊买到一本梁遇春译注的《英国小品文选》。这本薄薄的小书使我一下子爱上了英国散文——包括兰姆。
这种爱好藏在心底。五十年代末以后，它冻结了二十年。近些年才又想起来。一年暑假，随便抓住兰姆的两篇文章，《退休者》和《读书漫谈》，一字一句慢慢下工夫、慢慢译。译出来，发表在《世界文学》，似乎颇赢得了几个人的喜爱，还有过被选进外国散文集里的光荣。
因此，接受翻译《伊利亚随笔选》的任务时，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时间放长一些的轻轻松松的“愉快的劳动”。其实，这是错觉。一般来说，英国散文都不大好译——读起来行云流水，译起来句句沉重——而兰姆的文章特别难译。难译首先在于他的语言外壳——文白杂糅、迂回曲折的“拟古”文体把他的“文心”紧紧裹住，必须象吃胡桃似地先把一层硬壳咬碎，才能尝到他文章里那种略带苦涩的香味儿。其次，他文章里到处穿插着英国十八到十九世纪的政法、商界的种种人物掌故，常常提到他自己的三亲四友，以及当时曾经活跃在伦敦报界、文坛而今已不见经传的许多下层文人作者——这些兰姆生前的“今典”，一般工具书、参考书里是查不到的。最后——最后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兰姆字里行间那被称为“无可模仿”的幽默。既然“无可模仿”，那可叫人怎么翻译呢？
这样一来，译这本书就整整磨掉我三个年头。一九八六年夏天，在上海译完这本文选的最后一篇，我累得几乎昏倒。
三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北京《中国日报》发了一条短短的消息：兰姆的《伊利亚随笔选》出版。
“伊利亚”终于披上中式服装，带着善意的微笑，出现在他谈到过的中国土地上。
我匆匆赶到北京，想看看人们是怎样接待刚刚露面的“伊利亚”的。因为，我担心，这么一个衣着朴素、貌不惊人(何况还有点儿口吃)的十九世纪英国小职员，突然出现在摆满了花花绿绿的畅销书的北京街头，怕不是一位多么受欢迎的客人。
但是，在一个讲求“社会效益”的时代，光在那里Sentimental也没用。我想亲眼看一看在广大的读者群中能不能找到兰姆的个把“知音”？一个极热的下午，我闯进三联门市部。恰好，碰上一位青年读者正在买《伊利亚随笔选》。攀谈之下，知道他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编辑小赵同志。他在外地出差，从《读书》上看到《伊利亚》已经出版，一回北京就来买。听说我是译者，他还非让我签个名不可。我犹豫着：自己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怎好在人家的新书上写字？但小赵很热情，我只好照办，可一边写一边忽发奇想——要是兰姆自己能用他那细细的、长长的、尖尖的“瘦金体”笔迹在这本书上签个名，那就好了1
四
盛夏里，承三联主人好意安排，我得以在北京会见了几位著名的作家、学者、翻译家。
最先见到的是冯亦代先生——在我头脑里，他的名字是和抗战时期的重庆进步文化界、美学出版社、《守望莱茵河》、廖冰兄的封面画等等联系在一起的。冯亦代和郑安娜两位老人热情接待我们。冯先生立刻向我谈起了兰姆的译本——他们已经对照着原文看了几篇。我看看桌上放着一本带塑料压膜的《伊利亚随笔选》，旁边还有一本花面的英文原版《伊利亚随笔》，大概就是董鼎山从美国旧书店为他买的那一本。
安娜先生问我：译文一定经过多次修改吧？
我说：是的。每一段要译三遍才能定下来。全文誊抄时再从头到尾改一遍。注释当中还要进行一次润色推敲——一共要下五遍工夫。尤其是头一段，一定要反复修改，为的是找准全篇的“调子”——基调抓住了，全篇的翻译才能“顺流而下”。
他们笑了。
接着，我见到了吕叔湘先生。
吕先生解放前译的小说集《我叫阿拉木》是我学习翻译的范本——那干净、利落、好像透明似的语言，让人读起来是一种艺术享受。
他告诉我：“我也对兰姆入迷过。”说罢，以一种我没有料想到的方式欢迎我这个“兰姆学”(如果有这个名词的话)的新学生——他把自己收藏多年的一部兰姆评，A.C.Ward：“TheFrolic and the Gentle”(暂译：《一个爱闹爱玩儿而又心地善良的人》)赠送给我，还意味深长地说：“书嘛，还是让更多人看的好！”
萧乾先生是兰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译者，最近又对《伊利亚随笔选》表示关心，两次打电话询问出书消息。我理应拜访。电话联系后，他同意了。
一敲门，走出一位很有风度而又非常和气的老先生。萧老亲切、坦率地告诉我：外国古典文学作品，译起来很难。譬如说，英国十八世纪的东西(我想，他指的是菲尔丁吧？)，就很不好翻。至于兰姆的作品，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还可以参考莎士比亚全集中文本，要译《伊利亚随笔》就得独立工作了。——萧老以委婉的语气，对我的翻译工作给以长者的奖掖。虽然，《莎氏乐府本事》恐怕也未必好译。
在谈话中，我感到，这位从三十年代就活跃在我国新闻界和文学界的名记者、老作家和翻译家，虽已年近八旬，却仍思路明晰，反应灵敏，不仅在创作和翻译两方面文笔甚健，而且还活跃于中外文化交流的舞台上——他不久就要出国参加国际笔会，而在目前为出国准备期间，还要挤时间修改他过去译的一部加拿大作家里柯克的小说集——这本书还是他在五七年遭到政治灾难后翻译的。
诗人、翻译家朔望身穿东南亚式的筒裙在家里亲切接见了我。我们的谈话以“自报家门”开始。我在解放前的唯一经历只是当了十年流亡学生，自然比不上他先在重庆《新华日报》、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然后又浪迹缅甸印度的生涯有声有色。不过，我们也找到了共同语言：我们都喜爱外国散文，并想为文学翻译事业贡献力量。
五
在我们这个剧烈变革着的新旧交替时代，人们爱动而不爱静。文化领域里也反映出了这种特点。那么，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像兰姆这样文笔细腻入微、思路隐晦曲折的外国散文作家，能不能在一般读者心灵当中取得一定地位呢？作为他的译者，我自然关心着这个问题。
我想：人生是复杂的，动和静也是相反相成的。人愈是生活在一个万类躁动的时代，也就愈想寻找一个自己的立足点，寻找自己的存在意义。那么，兰姆随笔里所写的小人物的普通感受，使日常见闻带上浪漫的异彩，在平凡生活的描绘中闪发出个性的光芒，在字里行间时时洋溢着对于妇女、儿童、穷人、弱者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些都足以引起我国普通读者的共鸣。
那么，兰姆的幽默能为我国读者理解和欣赏吗？
幽默，按我的理解，是一种个人气质或脾性。在需要正正经经、认认真真去办的事情上，幽默帮不了大忙。譬如说，社会问题不可能靠着一点儿幽默或者一阵儿感伤来解决。兰姆以及世界上任何幽默作家都开不出治疗社会溃疡的药方。但是，具体到一个人的情绪或精神状态，幽默倒是有用的——它可以起一种精神上的滑润剂的作用。鲁迅说得好：“只要不是靠这来解决国政，布置战争，在朋友之间，说几句幽默，彼此莞尔一笑，我看是无关大体的。就是革命专家，有时也要负手散步，理学先生总不免有儿女，在证明着他并非日日夜夜，道貌永远的俨然。”因此，在培养和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工作中，加进去一点儿幽默感，似乎也是有益无害的吧？
另外，兰姆的幽默还有他的独特之处，那就是他那“含泪的微笑”——对于这一点，同样走过坎坎坷坷的“苦难的历程”的中国知识分子(尽管时代、国度、苦难的内容都不相同)想必有时候也能够“偶或相通”吧？经历过忧患而又想寻求内心宁静的人，对于兰姆是能够理解的。
我相信，兰姆和我国读者能够取得心灵的沟通。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八日，开封，时大暑。(《伊利亚随笔》，兰姆著，刘炳善译，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第一版，2.55元)
刘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