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是旧中国的一大社会弊病，不过即使在那时候，法律和舆论名义上也还是反对赌博的，并以赌为一种陋俗。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禁赌是卓有成效的，几乎赌徒们心理上也知道此勾当不甚光彩，只能偷偷摸摸地干。然而，近来赌之勾当却以各种高雅的文化招牌装饰起来，公开半公开地进行着，至少，这些招牌使人们不致于在心理上对它过于厌恶了。服装，历来在质地和款式上都有所谓“高档”、“低档”之分，而高档的服装，自然也就用在诸如社交应酬、待遇宾客等等文明高雅的场合了。然而与赌之“高雅”起来的现象相反，对高档服装的追求，尤其在款式方面，近来却有一种喜爱通俗和易于流行的趋向，此所谓服饰穿着上的俗化心态。在“雅赌”与“俗装”两方面，其方式、媒体、招牌大多都是仿效西方的，而各种心态，却仍是国产货。
雅赌在目前的最突出者，当数风靡全国城镇的台球(或叫桌球)，而尤以北京为甚。大概是由于房子紧张罢，这些台球桌一般都是放在露天，收台时就用防雨布罩严。开始，桌子还放在居民住宅之间的空地上，现在不仅就放在人行道上，甚至也有干脆放在大马路的慢车道上的。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桌满为患，场地不够用，另一方面却也是玩球者和庄家老板的一种心态，即越招摇越好。这倒不是为了揽生意——不愁没人来玩球，而是为了更能吸引路人来围观，以凑热闹。玩球交费，这是任何赢利性娱乐活动必不可少的，问题在于，如果仅由输了的一方付钱，这娱乐便具有了赌博的性质，更不待说输者有时还要给赢球人钱。
这种赌博性质的娱乐为何无人禁止——而且也无需营业执照呢？从球台老板和玩球人以及市场管理部门乃至一般百姓的心态来看，首先都在于把这种球看作一种“高雅的体育活动”了。是啊，电影里我们常看到，台球往往是洋人绅士的消遣方式，而且比之六十年代中国流行的“康乐球”高雅多了。台球有一张结实稳重的长桌子，上面罩着深色天鹅绒布，而康乐球台却只是光板一块，下面多是一个活动支架；不同色彩的圆球滚起来悄然无声，相碰时发出清脆低弱的达达声，不像康乐球，只是一些象棋似的木块(有时真的就用象棋子来替代，反正数目也相等)，一竿子捣过去，“大头”把棋子撞得劈叭乱响。更玄妙的是，据说台球的高雅还在于它不仅要有经验性技巧，更讲究几何和数学知识——这毕竟只有受过教育的雅士才可能做到。最近，台球作为一项体育活动，还举办过地区和国家级的各种比赛，这就更使人将台球视为高雅之物，而不问其是否作为赌具了。
实际上，这种赌博之“雅”，并非什么崇洋心理，而是赌性复萌的新观念、新方式罢了。我有一次去天津，听到一个趣闻：居委会将其所管地段的一个球摊老板的球没收了，老板于是找来警察，请他去居委会把球要了出来。居委会没收台球的理由据说是玩球的人起哄闹事，而且摆球摊事先又没有报告居委会，而警察要回台球的根据，则是说治安问题应由警察来处理，至于摆球摊报告居委会，不过是一个形式问题。结果当然是警察赢了。我原以为那个警察一定是老板的哥们儿，谁想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警察笑着说：“我才不管谁摆球摊呢！我巴不得满街都摆上球台。”后来还是小老板告诉我，居委会和警察其实是争着从球摊上抽税，而这种税的缴和受大多是配合默契的，所以警察和居委会才是真正的对手。我当时奇怪的是，为什么居委会和警察都不提“赌”字，现在想来真是少见多怪了：如果向赌问罪，岂不断了财路。雅赌之不怕被禁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
雅是招牌，赌是真货，这点一眼便可明见。且不说到处乱摆球桌全然没有什么文明秩序，就看一下玩球的人罢：他们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时不时来两句哄骂，雅赌一开往往不舍昼夜，即使三九隆冬，雅士们也一边冻得缩头弓腰，一边却脚踏冰雪，在昏暗的路灯光下大尽其赌兴。然而尽管如此，雅赌之感恐怕并不仅仅在于台球的好玩，而是与其他各种官方半官方雅赌的堂而皇之有关——不用和麻将现象来比，只要有其他雅赌方式存在，你就难以向台球雅赌兴问罪之师。现试为那些雅赌举例一二。比如各种“智力”竞赛(其实很多题目并无什么智力可言，不过搜罗冷僻的旧闻逸事尔)，其实就是一种变相彩票。就我所知，有的智力竞赛居然不兑现开奖，反正彩票价格低廉，不过买份报纸罢了，压彩人也就懒得追究。近来又有一种货真价实的彩票，而且电脑控制，当场兑现。这就是在街边放上一台计算器之类的机器，招牌则是广开储蓄途径，只要交了人民币，当场就给你摇机开奖，如果碰巧出现有奖的号码，就中彩，如没有，此钱便替你代为存入银行了。这种利用赌博心理的储蓄方式，使我想起小时候街头摸彩的情况：那是一个玻璃柜子，交上几文钱，便可以击打柜中的小球，球如果滚入柜中的小洞，洞上放着的小玩意儿就归你——只是球进洞的机会太少，也许洞口的铁钉或台面的倾斜度使球根本进不了放着最为诱惑人的东西的小洞。类似的雅赌，今天已发展到游乐场所的门票。比如第三届龙庆峡冰灯游览会，就发行了三十万张彩票，共分为六组，即五万张彩票中有一个一等奖。更为好玩的是，奖品竟是一张牡丹牌四十七厘米彩色电视机的购买券——这样，紧俏商品的限额，在雅赌中也具有了券证价格和价值。这又使我想到，以此来和倒卖火车票相比该作何解释呢？车票之紧张不正在于它也是有“限额”的吗？看来，换招牌的心态着实太聪明了：同样是以钱为赌，寓赌于娱乐可以有高雅来遮掩，而以倒卖车票来换取行路方便却丑恶得过于赤裸了。
关于服装之俗，情况也是复杂多样的。一种是为俗而俗，因为这“俗”原是洋货，于是仿佛俗了才时髦，心理上也有了一种蔑视外表文明和雅士穷酸的报复快感。开此举的首当其冲者，便是各种“工装”，亦即牛仔衣裤。这也难怪，牛仔服装在西部影片中给人的印象，就是勇敢侠义、粗犷健美者的标志，更何况它又在批判洋人文化的年代中大遭指斥，今日对它的青睐，不啻是拨乱反正在生活细节中的一种愉快心态。为了更能显示潇洒的随意性，这类服装有的还在出售前就刻意“打毛”了，搞得边口磨损，半新不旧。工装之耐磨损的功能，也即此种服装之创制的本义，现在恐怕只在一些鱼肉菜贩身上才得到了真正的实现。
还有一种心态，是努力跟上新式服装的潮流。然而何为主潮，并不由权威的服装公司或设计师决定，而是由新奇和一般购买力所左右。正是这种赶时髦的心态，使服装在质地和款式方面出现了周期性的“流行”。中国古人的宽袍式服装流行过，海边渔民的大裤脚流行过，17世纪欧洲宫廷的长短裤流行过，等等这些，在服装俗化的心态中竟都是被当作“洋”东西来加以追求和认可的。服装俗化的怪也就怪在这里。本来，流行服装在款式上的多样化，在质地上的多档次，都是生活文明化的体现，但在服装俗化的心态中，往往却有一种沾了洋气的得意。君不见，即使是道地的国货，甚至只是一些蹩脚裁缝自己的“土造货”，也都爱缝上一些洋标签——也不知道这些标签是从哪儿来的，反正一般购买者见此标签便心中安定了不少，也更容易解囊，至于标签的真伪，他们大抵是辨认不出来的。
如果说，上述两种现象的服装俗化心态还不完全是对西方文化而发的，那么最能表明这一点的，恐怕要算近几年来兴起的服装模特和时装展赛了。时装作为生活艺术化的一种特征，其表演本来并不一定非具有商业性质不可，尤其不一定有直接的销售目的。现在一些大学组织了时装表演队，他们的表演更多便是艺术性和娱乐性的，并不为了推销什么。不过，专业学校学生的设计作业如果也都是这样，却是一种不小的浪费了。可惜，情况就是如此。大多实用艺术院、系学生的作品，即使很美、很实用，甚至获了奖，大多也是永远放在校内陈列室或废物堆里。除了极少数在设计时同时也就为了厂家批量生产、而又被厂家认可了的作品之外，它们是很难得到批量生产的。即使学生毕业到了服装厂，真正能把握社会心理需求，从审美角度设计新式服装而推出时装新潮流的，也是为数甚微。这种最新设计意识与批量生产相脱节的情况，是没有权威服装部门发起和领导时装新潮流的直接原因，也是服装俗化心态中盲目追求流行通俗的直接原因。设计与生产的脱节，或者说设计意识的淡漠，是我们社会生活中惰性习气的体现之一，也是产品更新换代之慢的根本原因，同时又必然造成服装流行中唯洋货为美为好的心态。
当然，也有为了推销新产品而起用服装模特和组织时装展赛的。《中国青年报》曾报道过一个服装厂的年轻女厂长，她每天都自扮时装模特，穿着新式服装，而且涂脂抹粉，还经常出入舞厅。这样居然也使企业起死回生了。然而，这里的服装俗化，又正在于模特和展赛本身所存在的俗气。去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一位学生，她所设计的礼服在巴黎一次时装大赛中获了奖。一时间，报纸、电台纷纷报道，好像中国人怎样的光彩露脸了。然而回国之后，还是那件礼服，由中国模特一穿，观众却感觉平平，认为不够味儿。什么“味儿”呢？说穿了，无非就是洋味。其实，洋味未必就好，所谓服装俗化，也不是指洋气多么高雅，中国气就多么低陋，问题还是出在高雅、美观、亦或俗化，是否只是一种东施效颦。据工艺美院的学生讲，巴黎的大展对服装尺寸有严格的规定，是按着他们的模特身材做的，回来穿在中国人身上，当然就不那么合适了。这话是有道理的，但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模特本身的素质。
时装模特并非国人没有好的，所谓其中的俗化，指的大抵是造作，好像模特总应该和生活现实中的人举止不一般才是。其实，模特的高雅，还在于修养的自然流露。这里的自然不是指随意，而是表演和社会心理所认为的高雅得体的一致性，以及对这种一致性的个性化处理。这就叫素质。如果前述各种赌博现象是“赌得雅”，那么缺乏时装追求中的素质培养，就有些“雅得俗”了。模特素质的高低，服装款式的优劣，都不在于是否维妙维肖地模仿洋人，也不在于追求什么民族特色，而在于准确把握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理之发展趋向。在美国前总统里根离任前不久，美国服装业表扬第一夫人南希，说她八年中一直是美国服装设计师的最突出模特。之所以设计师能把她作为模特理想，据说是因为她“以个人风格及典雅”代表了美国。服装的俗化本身也许正是生活艺术化的一种方式，但是，当我们把时装作为一种文明标志来考虑眼下服装俗化的真实含义时，南希的例子倒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孙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