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外在的挤压当然威胁了文学的生存，但这还不足以动摇文学的整个基础。文学危机的真正冲击波是来自于文学内部的。我指的是一个“实验文学”的潮流开始在文学内部崛起。它从根本上对中国新文学的整个基础提出了挑战和质疑，在文学的本质、范围、性质、功能等一系列基本原则问题上表达了激进的看法。在小说领域，一批年轻作家进行了一系列令人目瞪口呆的实验，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小说的面貌，这些作者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在诗歌领域中，这种实验往往表现得更为大胆、更具挑战性。在这里，文学内部杀出了一批挑战者，文学开始向自身开战。这似乎是八十年代末最令人困惑不解的文化现象。唐晓渡、王家新编选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恰恰留下了在诗歌领域里这一动摇与混乱的历史记录，为我们展示了文学内部“危机”的深刻性和丰富性。
这本《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共选收三十一位诗人的诗作。这些入选的诗人都是北岛、舒婷、江河等人为代表的“新诗潮”之后崛起的诗人，是所谓“后新诗潮”群体的一些较为重要的诗人。他们的这些诗作都包含着对整个五·四以来的中国诗歌传统(包括新诗潮的传统)的激进的挑战姿态。诗人们虽有不同的追求和不同的话语背景，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他们都在打破常规。在这里，似乎打破常规才是唯一的常规。诗人们如顽童般兴致勃勃地进行着颠覆诗的大厦的工作，我们看到的是一批“不像诗”的诗向我们涌来，诗歌领域的任何固定信念和话语秩序都面临着它的冲击。
实验诗歌对诗的冲击和挑战首先是从“语言”开始的。诗无可质疑地依靠语言来进行表达和运作，语言决定着诗的存在。然而，语言与实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却是随意确定的。一旦人使用和掌握了语言，语言也就变成了他的先在之物，语言也就无可质疑地将整个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强加与你，人也就时刻处于一种深刻的语言幻觉之中，把语言的世界误认为是真实的东西。这种直接把语言等同于现实的意识形态，乃是中国新诗的传统之一。而实验诗歌却要揭示语言的幻觉性质，打破对语言的迷信和幻想。正像孟浪的《冬天》一诗中所认定的“诗指向诗本身”。诗只是一种互为指涉的无穷的言语的能指链的运动，所有的诗都只是本文间性的产物，是诗歌的自身的话语秩序所决定的。在以往的文学观念中，诗必然地具有表层——深层、外在——内在的二元对立。表层是指诗的语言构成，而深层则是诗所指涉的意义。表层是为深层服务的，意义和语言是二分地存在于诗中的。无论是强调意义或形式的诗人都承认这种互分的天然合理性。但这种区分被实验诗人们打碎了，他们的本文只是对语言本身的可能性的不断开掘和创新。这里找不到通向深层的解释之路，诗取消了解释，它变成了“体验性”的。诗人把一切呈现在了表层，他在语言的洪流中游动。如陆九敏的《你醒在清晨》一诗的最后一节：“那人疯了，死后更疯／你玩味着细瓷杯垫／却不能因他疯了／就把他看成疯子/”。诗人沉浸在一种呓语般的“出神”状态之中，她只随意抓住了语言把它排列在诗中。在一个熟悉郭沫若、贺敬之式的诗或穆旦、北岛式的诗的读者看来，陆九敏使人莫名奇妙。但在这里，对语言的不信任和试图对之进行嘲弄和破坏的企图是非常明显的。在这里，诗不再是客观世界的表现或再现，而是语言能指链的无穷运动，是一个无界限的言语过程。正像唐亚平的《黑色睡裙》中对语言的看法“高贵的阿谀自来水一样哗哗流淌／甜蜜的谎言星星一样动人”。在语言深处除了虚构之外一无所有，这似乎是从庄子和禅宗直到海德格尔和德利达的一种古老的忧惧和困惑。从这种困惑出发，实验诗人们发动了对于语言神圣性的激进的破坏与攻击。语言不能表达实在，意义早已逃离了我们的掌握，世界不在符号之中。实验诗人们被语言的虚无性所笼罩。
在语言变成了主体，而人成为客体的世界上，“文化”就成了语言的产物，文化成了一种语言现象，它只有在语言之中得到表达和陈述。实验诗人们似乎与近年学术界、思想界对文化的沉迷和崇敬有很大的距离。他们乃是文化的批判者，是站在文化对面发言的人。他们往往把文化视为某种权力结构，一种异于和外在于人的存在。而人则变成了在象征符号的结构之中趋赴死亡的囚徒，他的命运深受文化的拨弄。因此，非非主义的诗人们才提出了一种激进的“非非”诗学，其中张扬的是所谓“前文化”的境界，也就是假设一种不可为语言和文化所归约的生命形态，而这种境界是依靠对文化的逃避来达到的。因此，对人的过份“文化化”所造成的文化崇拜，诗人们始终持拒绝和批判的态度。这可以说是一种“反文化”或“非文化”的立场。这种立场不是所谓“反传统”，因为反传统总要引入其它的文化传统，而是对一系列文化二元对立的质疑和挑战，他们也试图由此超越困惑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难题：东——西的文化碰撞与冲突，在这本诗选中，表达这种激进立场的诗作很多。王小龙的《纪念航天飞机挑战者号》乃是把挑战者号的毁灭看成某种文明危机的征兆，看作现代理性和技术的无限发展所受到的惩罚。其中作者玩弄了一个印刷的游戏，在一串不加断句的叙事字符中用黑体连续出现了“被炸得粉碎”，这里出现的是惊人的强调与反讽。其中还有这样的诗句：“你们准备哭泣吗／各位准备哭些什么／把眼泪留着到非洲去／那里有沙漠无边的火焰一支支仙人掌／黝黑的手上开放着无数肮脏的空碗”。文化的空前发展，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这是王小龙所要昭示的中心。
对文化的质疑还来自对历史和日常生活的解构式的攻击。实验诗人们破坏了历史和日常生活的神秘性，把它们化为一片含混和无可界定的幽黯与平庸。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是对英雄主义的一次别出心裁的嘲弄。“那些不得意的人们／那些发福的人们／统统爬上去／做一做英雄／然后下来／走进这条大街／转眼不见了／也有有种的往下跳／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那就真成了英雄／当代英雄”。人在文化中的命运就是如此可悲。
实验诗歌对语言——文化——人的攻击，确实表现了一种无可逃避的虚无主义。在这里，摧毁神圣变成了神圣，嘲弄信念变成了信念。不过，在实验诗人这里，还有一片不可消解的东西，那就是“欲望”。欲望在实验诗人这里是一片弥漫性的，超越性的实在，是跨越语言栅栏的真实本体，是无边无际的生命力的涌流。它是这个世界的唯一拯救。张枣对《十月之水》的礼赞，牛波对《河》的倾慕以及西川关于《体验》的沉思，最终都指向“欲望”的奔涌与流动。这奔涌无始无终、无穷无尽，渗向我们的心底。这种在沉入虚无意识之中的对“欲望”的寻求是与我们时代的整个文化的走向相适应的。我们处在一个商品化的时代，文化也变成了商品。这就出现了一个“文化性合法性”的过程。按美国学者詹明信的说法，这种“文化性合法性”把一切都解释为文化的结果，最终导致一种“文化麻木症”，不知道真的文化是什么，这是一种文化拜物教的表现。而艺术却在抗拒这一潮流。不仅诗人们如此，而且我们可以从两个著名电影的段落中看到对欲望的寻求。一是《红高梁》中，“我爷爷”和“我奶奶”在一片无始无终的高梁地中，找到了原始生命力的契合，这种契合超越了一切伦理和文化的外在的束缚。一是《最后的疯狂》的结尾，在这里，追逐者和被追逐者在一声轰鸣中同归于尽，善与恶消失在生命的终点，文化和语言的控制在瞬间化为灰烬。这两个片断所标志的是以“欲望”为中心的取向已经深刻地渗入了我们的思维之中。因此，近年的文学中对各种道德伦理价值往往持宽容的态度(如王朔的小说中道德几乎处于完全无力的状态)。实验诗从语言出发对欲望的寻求自有其深度和不可替代的独特性。
实验诗歌的这种发展似乎标志了五·四以来中国诗歌的深刻的历史转折。从郭沫若到北岛的诗作中所包含着的民族使命和历史责任感被无穷的语言游戏所取代，艺术对内容的不断追求被“欲望的能指”所取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诗在破坏自身，在摧毁自己。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诗面临的挑战也是诗人面临的挑战。中国现当代诗人的传统角色在目前的社会中也处在深刻的“身份危机”之中。在现当代中国，一直有两类诗人在文化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类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投身于中国的政治变革的诗人。郭沫若从《女神》对机器文明的礼赞直到投身于现当代的政治风云，他始终试图成为一个拯救者和民众权益的捍卫者，尽管这最后使他走向了悲剧。这是一条许多中国诗人走过的道路，他们激进热烈的诗歌和投身革命的昂扬姿态，使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很大一部分成了“旗帜和炸弹”。从三十年代的“中国诗歌会”、四十年代的抗战诗歌到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诗”，诗歌的一个大潮流就是把政治的使命作为诗的使命。
另一类则是徐志摩式的象牙之塔中的纯粹的诗人。他们在动荡而焦虑的时代里把自己奉献给缪司，守护这个世界上尚存的一点诗意和优雅。这一类的诗人即使受到了各种困厄，但对艺术的追求从未改变。从二三十年代的“象征派”“现代派”直到四十年代的“九叶”诗人乃至“新诗潮”的一部分诗人，这一潮流也一直存在于中国诗歌的发展中。
这两类诗人之间尽管有碰撞、争执也有汇合与沟通，但他们都在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前行，这使命一是政治，一是艺术。对他们来说，神圣的终极的奉献乃是一个诗人的命运。诗人的生存就是为了给这个世界提供价值，他们是文化的中心，他们都在自己的时代里扮演着“文化英雄”的角色。他们所捍卫的都是人的生存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他们一是通过对政治变革的认同来达到善的追求，一是通过对艺术完整性的执着来寻求美的境界；两者既有矛盾和冲突，却又是互映互补，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新诗波澜壮阔的历史景观，而这又是现当代文化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核心。
然而，随着商品社会带来的价值冲击。诗人的文化英雄的角色开始失落。两种姿态和寻求却都显得夸张和虚幻。政治的使命和理想开始被普通人民对温饱的寻求所替代，而“幻美”的艺术追求又无法抵御周围的无穷的诱惑。我们面对着一个物质化的、实际的现实。诗人的梦想和神思也缺少自己的根基。同时，从尼采的“上帝之死”到德利达和福柯的“人之死”，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对人类的意识形态幻觉发动了激烈的攻击。这些思想的传入也从根本上动摇了诗人的信念和最后的精神归依……在这本《当代实验诗选》中，就留下了诗人们困惑乃至迷茫的身姿。他们一方面好像是德利达和福柯式的后结构主义的激进分子，不遗余力地攻击传统的诗歌信念，否认自己过去“文化英雄”的角色，诗不再表达世界和使命，而是诗人纯个人的体验的言语，诗人也不过是现代社会里一个莫名的、不确定的精神流浪者，他偶然找到了诗，也就用诗来表达人的无可奈何的宿命式的境遇。但另一方面，他似乎又是一个从庄子和禅直到卢梭的浪漫的反文化的传统的承继者，他还相信“欲望”的超越文化的真实可能，相信个人可能逃离文化和语言的囚牢找到一片生之家园，他推重感觉和经验，尽管他了解这一切早已为语言所污染。诗人们在这个时代的挑战面前，感到了个人“身份的危机”。他渴望表达这个时代并与人们交流，但他们对语言的神秘兴趣和独特实验又使他们远离了大众的日常生活。诗人在这个时代怎样生存已成了一个无解的谜。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诗人已经退出了公众的生活，他们已无法激起人们的兴趣。而另一些人则取代了他们而重新成了文化英雄，这就是如崔健这样的歌手。崔健用无拘束的摇滚表演、大胆直白而又尖锐的歌曲赢得了大众。没有多少人能举出正在崛起的诗人的名字，但他们却会哼唱崔健的《一无所有》。崔健似乎以适合却又抗拒商品化的玩世不恭和热情奔放表达千万人被压抑的渴望和内心深处的“欲望”，他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宠儿。诗人们退进了自己的圈子，在这里体验着自己面对的危机。
而诗人的危机也就是知识分子的危机。诗人是知识分子中最具先锋性的部分，他们最敏感地传达了知识分子的境遇。在许多学术人物还在高谈“文化”的时候，他们却以自己的洞见指明了并表达了自己面对的“身份危机”。这本《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正留下了诗人们提出的时代见证。无怪乎艾兹拉·庞德有言：诗人是一个民族的触角。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于京郊魏公村
(《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唐晓渡、王家新编，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版，2.00元)
张颐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