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学者来说，亨廷顿的名字并不算陌生。翻阅过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一书的读者当能记得，亨廷顿先生在一九七八年曾是当时担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布热津斯基所率访华团的成员，据称是专门负责向我领导人解释卡特政府基本对苏战略的。亨廷顿早年就学于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一九五一年在哈佛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曾先后在美国政府许多部门担任过公职或充当顾问。他在国际政治学方面著述颇丰，一般被认为是持保守观点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家。
亨廷顿立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际发生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舞台上的现状，提出强大政府论，或曰政治秩序论。本书的标题可谓画龙点睛地突出了亨廷顿的全部观点。
亨廷顿首先指出下列三个无可辩驳的基本事实。第一，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世界各国之间的最重大差别不是它们政府的形式，而是它们各自政府实行有效统治的程度。具体来说，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之间的差别，实在是远没有政治发达国家政府和政治欠发达国家政府之间的差别大。譬如以美、英、苏三国为例。这三个国家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美英是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典范，苏联是极权国家的原型，但它们的政府都是发达的政府，是统治有效的政府。这三家政府之间的差别，比起它们与任何一组欠发达国家政府之间的差别来，要小得多。因为，各依凭其不同形式的政府，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苏共总书记都能实施发展中国家——不管政府形式如何——领导人望尘莫及的有效统治。第二个基本事实是，许多新兴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上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些国家都未能如上述现代化理论家所预期的那样，在政治上也发生了相应或同步的进展。岂止如此！这些国家的社会更加混乱了，普遍地出现了亨廷顿称之为“政治衰朽”的现象。这是有大量不争的事实可资证明的。第三个基本事实是许多经济增长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较大的新兴国家，反倒在政治上更加动荡不安，暴力频繁，政变迭起，险象丛生。而那些经济起步落后或停滞不前的新独立国家，却能安享相当程度的政治太平。
据此，亨廷顿对第三世界新兴国家作出的总体估价是这样的：相对于并存的西方发达国家来，第三世界新兴国家，除了若干共产党国家外，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动荡和衰朽的根源不是这些国家的贫困和落后，而是它们致富和发展的欲望。此话怎讲？因为这些国家都企图在短时期内全部实现西方早期发达民主国家在过去长时期内才办完的事情。亨廷顿指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英国，曾为此经历过一百八十三年的时间，美国经历过八十九年的时间，欧洲其他十三个从拿破仑时代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国家，也曾经历过大约七十三年的时间。而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在形式上进入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有二十一个，历时却平均只有二十九年。美国另一位现代化问题专家K.多伊奇(K.Deutsch)作过统计，对于十九世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当时的社会年变化率，就主要指标而言，只有0.01％，而对于二次大战后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这个年变化率却高达1％。经济的发展，集团的分化，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期望的提高，这些急剧的变化远远超过了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导致了社会的紊乱。一定要把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催肥成大力士，他是上不了拳击场的。
亨廷顿的强大政府论就是建立在他对第三世界这种观察和估价之上的。其要义是，欲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必须树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强大政府的构建和维持端赖强大政党的缔造和巩固，而政党的强大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力量。
何谓强大政府？在亨廷顿看来，强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政治制度化就是政治组织和施政程序获得公认价值内容和稳定性质的过程，它与政治参与一样，是个变数，可以用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性等标准加以衡量。经济增长、生活改善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而特别又是西方价值观念在城市知识界的传播，将自然地激起民众参政欲望的提高，而政党结构、政府制度和立法措施，特别是对本民族传统规范的阐扬则可以人为地抑制民众参政的希求。一个政府强大与否，稳定不稳定，全凭它能否在完善其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求得最佳值，适时适度地调频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共振，奏出政治上的谐调。果如此，政府就能有效地实施国力资源的开发，社会财富的分配和权力象征的表达等主要功能。而第三世界多数国家之所以染上了政治不稳定的顽症，就在于政府在民主呼声(这种呼声实际上只存在于社会总人口中的少数分子之中)和西方榜样的压力下，让政治参与跑到政治制度化的前面去了，结果害了政府自身。亨廷顿说，基于它的特殊历史原因，美国民主的道路是先行扩大民众参与，政治现代化后来才发生，这与欧洲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正好相反。第三世界新兴国家如果要较为有益地吸取西方民主制的示范效应，欧洲的历史经验或许更有参考价值。
运用自己的理论，亨廷顿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大致分为传统君主制政体，军人左右局势的普力夺政体以及革命政体，进而对这几种政体在进行现代化的改革过程中如何克服不同的困难并利用独具的有利条件，逐个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分析。关于农民，城市中产阶级，无产劳工，军官团，知识分子(特别是首都大学的学生)在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的纷繁变化中各自扮演的角色，书中有十分精采的论述，所引史实和例证很有说服力。英国著名现代化理论学者维基·兰道尔(Vicky Randall)和罗宾·西奥巴尔德(Robin Theobald)在其所著《政治变革和不发达》(Political Change and Underdevelopment)一书中认为，“亨廷顿坚持从第三世界各国存在的实情出发来看问题，比起早期的诸种现代化理论来，这是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向前迈开了一大步”。应当说，这个评论是中肯的。亨廷顿的这本书已经成为研究现代化理论问题的经典之作，据我所知，它虽然初版于一九六八年，但至今仍然是美国和西方各大学现代政治理论系科学生的必读教材，想必对致力于探索出新型现代化道路的中国人来说，亦不无启发和借鉴作用。
无疑，本书作者仍未能脱出“欧洲中心论”的窠臼，在根本上也认为西方早期实现现代化的英美等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乃是第三世界后起国家民族振兴的参照和归宿。虽然再往后，将会怎样发展，他并没有说，但这个论点至少是可疑的。其次，作者在强大政府和独裁统治之间未能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第三，作者在论述第三世界现代化中国家的艰难历程时，没有充分论及强权大国对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的压迫和干涉以及在经济上的控制和剥削。所幸在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上，大约与亨廷顿前后，出现了第四个学派，即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依存论，以及最近颇为流行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家阶级论(可算是第五个学派)。撇开这两个学派在其他方面的理论得失，它们至少指出了亨廷顿在这个问题上的缺陷。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再参考它们的见解。最后，作者对马克思、列宁的政治理论往往持有与我们习常不同的看法，却并不是恶意攻击，只是一种学术上的讨论，我们以为这是可以供我们参考的，虽然我们不能全都同意这些看法。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美〕亨廷顿著，沈中美等校译，三联书店即将出版)
著译者言
沈中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