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备忘录》收集了苏晓康的五部、或严格地说是四部半全景式报告文学作品，其中《洪荒启示录》、《神圣忧思录》、《活狱》、《阴阳大裂变》是完整的，而《乌托邦祭——一九五九年庐山之夏》依据新闻出版社所出的另一单行本来看，本书只收了全文的前半部。这些作品分别涉及到农村灾荒，教育危机，法律、婚姻，精神病等社会问题以及三十年前那次至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庐山会议。苏晓康的作品是带着“按捺不住要探讨我们的处境，要呼喊民族精神奋起”的热望创作的。因此这些作品既有深沉凝重审视历史的目光，也有强烈迅猛穿透现实的锐气。作者具有宽广的历史和现实视野，他在作品中呼唤科学、民主、理性，把深沉厚重的悲愤、焦虑通过详实的材料和直言不讳的勇气胆识传达给读者，这正是他的作品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震撼力的原因。
“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几十年来压在上一代文艺界人士心头的一块巨石，而又为下一代年轻人所遗忘。李辉让三十年前的风风雨雨又重现于今天。他挖掘出大量的历史材料，追索出胡风本人及它的“集团”中不幸的成员们饱经磨难、屈辱的几十年经历，把在专制政治权力祭坛上一批最早的牺牲品被宰割的过程呈现给人们。作者表现出当今报告文学创作中罕见的冷静、客观、不干扰读者判断的态度。应该说正是作者的这种沉默，更能激起读者的思考意识——谁应该在历史与后代面前为之负责？难以启齿的是，读完这部《始末》，脑中始终盘旋着一个令自己心悸而又挥之不去的想法：一个能够忍受这种残酷历史命运的社会阶层，是不是也多少说明了它不配享有更好的命运？在挥来的大棒前，作为社会良知代表的知识分子们，不仅毫无认识和抵抗之力，而且还争当鹰犬，造成这种人人俱是刀斧、人人皆为鱼肉的状态，这难道不是全体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和悲哀吗？
然而，读完这三本书，我们多少能感到一些宽慰，通过戴晴犀利尖锐的锋芒、苏晓康目光四射的深邃的忧思、李辉冷峻、求实的笔触，似乎可以触摸到一种知识阶层以前不曾具备的新的风范。
《一知半解——人物剪影十七幅》(温源宁著，南星译，岳麓书社)，一本不足百页的小册子，我反反复复读了三遍，除了“好极了！”“妙极了！”就再也无可置词。有心摘引若干以与读者诸君共赏，却觉得无篇不妙，无句不好，竟欲录不能。放胆说吧，读过一千本书，留在记忆中的必有这一本。写过一百篇文章的，会以为自己的文字至少有一半是废品。书若有知，三分之一以上的散文集怕要有点惭愧。而其实这不过是一位三十年代的北大名教授当日“偷闲所得的几篇试笔”，写的是“对于我有缘结识的几位人士的一知半解”。想了想，我只能说，是人类创造了语言，但是使这种语言产生魔力的特殊才能，上帝只赐予了人类中为数不多的几个，而本书的作者恰好是幸运儿。
对孙用先生的几部主要译作我都有极深的印象，当看到这一本《译诗百篇》(湖南人民出版社)时，心情就格外沉重——它是这位翻译家留给世人的最后的文字了。本集所收十个国家、五十九位诗人的译诗百篇，是译者辞世前一年，以羸弱之躯，勉力从事，亲自编定的。译文优劣，我没有能力评说，谨择录百分之一转达给爱书的朋友们——在享受读书之乐的同时，莫忘耕耘者：不要说：“他已死了，”／他却是正在生活！/譬如毁坏了圣坛——／仍吐着炎炎的火；//譬如采下了玫瑰——／它终要放着花朵；／譬如是竖琴碎了——／和音却还在悲歌。(〔俄〕纳德生：《不要说》)
据说，“后现代”最初是由建筑界引进的。在整个文艺界蔓延开以后，它已由“时髦”开始变得不那么时髦，也就是说，人们不是由新鲜感而生发谈兴，倒是可以冷静地评说是非了。因此C·詹克斯的新著《什么是后现代主义》(李大夏译，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会令人们爱读。以《后现代建筑语言》为人熟知的詹克斯在本书中观点依旧，但视野和论述的时间跨度有所扩大。我注意到《建筑中的反向革新》一章中提及，“最富挑战性的后现代古典主义已经壮大起来”，不觉想到，建筑中的反向革新是否自始至终就存在呢？正是这种永远的“反向革新”使建筑只有历史中某一个点的凝固，而不会产生整个进程的凝固。如果这的确是名称不断变化后面的实质，倒真值得我们深思。
心理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上的心理学发展很快，在普通心理学这个主干上衍生出许多分支，如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军事心理学、商业心理学、体育心理学、艺术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等等。把普通心理学运用到金融领域就产生了心理学的又一新分支——储蓄心理学。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储蓄心理学》作了一次开拓性工作。它开创了这一新学科。在这本书里，作者系统地论述了储蓄心理的基本理论、储户心理、储蓄员心理和管理员心理，储蓄种类的设计、储蓄与消费、储蓄与物价的心理关系以及储蓄工作的心理策略等等。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储蓄事业的迅速发展，储蓄业务正在试行承包制，金融机构展开了储蓄竞争，所以金融干部、职工读读这本书会得到不少启迪。
近几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一批重要法律，国务院也制定了一批行政法规。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依然存在，这势必影响正常的经济活动和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中国经济出版社为配合法律常识的普及，编辑出版了经济法知识丛书，已经出版了《外汇管理法规常识》、《商标法常识》，前一本对外汇的收支管理、信贷管理、汇率管理、外汇、贵金属和外汇票证出入境管理、对外资银行的管理做了系统、准确的解释，并附录有外汇管理法规。后一本对商标产生、特点、作用及商标的申请、注册、保护及其管理、违法案件的处理作了阐述。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通俗易懂、兼普及性、辅助性和资料性为一体。
最近，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书是《技术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运用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科学。它有自己的完整体系。但是，摆在案头的这本《技术经济学》，是作为大中型企业总工程师学习现代管理知识的培训教材用的，所以，在考虑到总工程师的岗位职责和工作特点的情况下提高针对性和实用性。因此，它的侧重面就是讲述总工程师所需的基本知识。阐述了技术资源的运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介绍了投资、成本、利税等经济分析的基础知识还有资金的时间价值、预测原理与方法。《技术经济学》不仅适合于企业工程师，对技术人员学习技术经济学也有一定的帮助，也是工科院校师生教学的辅导课本。
斯拉法——这个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国内外涉及斯拉法的专著论文虽不少，但系统、全面阐述他的理论体系的专著实属罕见。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必大的《政治经济学对微观经济理论的挑战——斯拉法体系研究》，就做了一件这种实属罕见的工作。他在书中对斯拉法体系是怎样从对边际主义正统理论的批判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斯拉法对边际主义正统理论的批判是否充分、有什么特点；斯拉法怎么解决古典劳动价值论的难题，怎么以改造过的古典理论作为自己的批判武器；在马克思批判地改造和扬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之后，斯拉法再一次向古典传统“复归”的意义何在：它能不能使马克思的学说“失败”或者成为多余。通过上述问题的论述，就解决了现代经济学说史中的理论斗争。它对研究西方经济理论和对西方经济学有兴趣的同志是一本很好的书。
以前读汤因比《二十一世纪展望》，看到他对中国——东亚文明的肯定和期许，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用说，着实是有点高兴的。现在看到东方出版社新出的《中国文明与世界——汤因比的中国观》，(〔日〕山本新、秀村欣二编，周颂伦、李小白、赵刚译)这显然是汤氏对中国——东亚文明更全面的看法和评价了，当然不可不读。这本书的作者据说是日本著名的汤因比研究者，材料搜集堪称齐全，评论见解也大致可读。说来汤氏对东亚文明的推崇，起源于他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忧虑，用他的话说：“在技术上我们已步入原子时代，然而在道德方面却还处于旧石器时代。”这实在悲观得可以。于是汤氏把目光转向东方，西方是分裂的，中国是安定的，历次王朝更迭并未破坏中国文明的一贯性，今天中国正在推行一种能够保持农业工业平衡的文明，甚至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落后，或说“迟滞”，在汤氏看来也是有利的，因为迟滞的反面是“得天独厚地享用着不可能走向近代后期过量工业主义”，于是，“如果要使被西欧所动荡的人类生活再度安定，进而如果要在人类社会中把西欧的变动性稳定为非破坏性活力的程度，那这种变化的创始者必须在西欧以外的世界去寻求。可以想象它可能在中国出现。”这个期望是太高了，真叫国人有不敢当的感觉。笔者曾在某本刊物上看到某德国学者对汤氏学说颇有点不以为然，说中国学界对汤氏感兴趣是因为汤氏说中国的好话。这未免有点以己之见，度人之心了。中国人未必会因为汤氏的“好话”就沾沾自喜、夜郎自大起来，也不会把中国文明的潜在的能力看作实在的优越，更不会把想象的可能性当作存在的现实性。只是，汤氏对中国的看法岂不是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思考的角度，提供了另外一种比较的框架或参照系？
哲学热是过去了。萨特、尼采、佛洛伊德，大家已耳熟能详，哈贝马斯、拉康、福柯这些名字也未必能叫学子们起情绪上的激动。至于艺术哲学，不用说，也是热过一阵子的，可是现在，连艺术尚且少有人欣赏、惠顾，何况艺术哲学？然而思想、学问不比时装界的流行色、歌曲界的流行歌，可以变来变去，时冷时热，变到后来，只能是一无所有吧。因此之故，看到工人出版社新近推出的《艺术哲学译丛》，想到毕竟还有人在持之以恒，默默无闻地在精神的园地里劳作，还有出版家在不计利润得失将这些精神之花奉献给有心者，实在感到十二分的佩服和欣喜。这几本书说不上是宏篇区制，薄薄一本，却是各有侧重，别有特色。《艺术与科学思维》(〔英〕马丁·约翰逊著，旨在与艺术和科学、逻辑与想象、诗情之间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艺术·情感·理性》显然也是在理解和想象之间做文章；至于荣格，学人当不陌生，《人·艺术和文学中的精神》汇集了荣格的艺术观和文学观，颇可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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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