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长抽象思维的西方自笛卡儿以降就讲究概念的清晰明白，每个概念都不知在理性的铁砧上敲打过多少遍，每门新学科的创立都伴随着一大串概念的规定。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为一门学问找到独特的领域和立足的根基。直到近一、二十年，西方才似乎真正发现了隐喻的思维魔力，这方面的研究也随之“热”了起来。在诸多的有关著述中，里科的《生动的隐喻》(一九七五)在海外特别受世人注目，这有其深刻的原因，绝非一种偶然的垂爱。
里科(Paul Ricoeur)属于法国目前最有影响的那一类学者名流，是法国解释学(Herméeutique，又译释义学或诠释学)的创始人和“国际哲学会”的主席。他早年走出巴黎的大学校门时还一身浪漫的气息，后来在纳粹的监狱中过了一段囹圄生涯，这使他在冷酷寂寞中深化了对人生的哲思，凭着安身立命时期的韧性，他把德国现象学大师胡塞尔鲜为人睹的手稿翻译介绍到法国，影响了法国学者几代人的追求。里科虽是法国解释学的领袖，但却是个跨越多种思潮的人物，自六十年代末以来，他一直任教于巴黎第十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常年频繁来往于欧美两大陆，他身上既有欧洲大陆的思辨传统，又有美国的求实精神。
在西方特别是法国的传统理论领域，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手段一直受到贬低和责难，从苏格拉底开始，历经奥古斯丁学派、经院学派、笛卡儿主义和启蒙思想家，都把隐喻视为抽象思维的障碍。里科的《生动的隐喻》一书就是要澄清这桩理论上的历史冤案，还隐喻应有的地位，这与导弹之父钱学森郑重提出的“形象思维是思维科学的突破口”可谓不谋而合。
在国计民生的关口，不去大谈上下几千年的文化历史、纵横六百万平方公里的政治经济，而去研讨什么“隐喻”，这似乎有点“有闲阶级”的味道，但思维方式与社会结构、行为规范之间那条连接的暗线，我们今天似乎还不太清楚。里科借隐喻这个小题目所揭示的，正是一部活生生的西方思维发展史。里科认为，西方对隐喻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修辞学阶段、语义学阶段和解释学阶段，这三个阶段组成隐喻的全部家史系谱。现在就让我们沿着这条线索来看看隐喻的丰富理论内涵和它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一、被忘却的一段历史姻缘
隐喻与修辞学有着一段古老的姻缘，但这段姻缘的一些来龙去脉，已被现代文明抹煞了。
严格地说，西方最早创立修辞学的是古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自他拍板定音之后，修辞学在整个知识体系中成为一门具有重要位置的学科。①修辞学的产生与文学关系密切，拉丁文字只有二十几个字母，语言的全部丰富内涵就靠这有限的基本单元的排列组合了。西方抽象思维之所以发达早熟，很重要的原因是有语言结构上的基础，从修辞学到普遍语法再到语义逻辑，这是一条天然的阳光大道。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从象形文字嬗变而来的表意文字有成千上万个基础符号，而且文字还有个逐步创造成形的过程，认识文字并不比认识事物本身容易，中国人能从文字部首中理出个头绪，或按四角号码和拼音找出规律，这已经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在中国历史上那个诸子百家争鸣，思维火花迸射的春秋战国时代，没有哪位圣哲创立修辞学这样一门基础学问，孔子的六艺中也未触及语言问题，这是有他们难言的苦衷，不能过于怪罪老祖宗的。即便是后来从《尔雅》和《说文解字》中发展起来的训诂学，虽耗尽了不知多少人的智慧，终究未能成为通向逻辑的跳板。中国人当然具有逻辑思维潜能，但是它们都移情到阴阳学说中去了。
在西方古典修辞学中，隐喻是十四种修辞法之一，其他修辞法有提喻、换喻、转喻、讽喻、代称、误称、拟声、形容、寓意、隐晦、婉转、夸张和倒置。这种理论上的罗列，是所有前科学的共同特征。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比喻只是隐喻的一种类型，隐喻是个更广泛的概念，亚氏在比喻和隐喻之间作了很细腻的区别，当我们说“他象雄狮一样冲锋陷阵”时，这是比喻，而说“狮子在冲锋陷阵”时，那就是隐喻了。在比喻中有一个语法上的虚词把两个实词连接起来，而在隐喻中，是一个实词替代了另一个实词，两个相互替代的实词之间客观上具有可证实的相似、类似和相象的关系。但在亚里士多德之后，隐喻与比喻的关系被颠倒过来，隐喻成了比喻的一种类型，隐喻被视为一种简洁的比喻。同时，隐喻与相似原则的关系进一步强化，脱离了相似性，就找不到解释隐喻的钥匙。
然而谁能想到，隐喻赖以建立的相似性原则成为它再也难能翻身的“阶级烙印”，在西方思维从“差不多世界”走向“精确宇宙”的历史性跨越中，隐喻被抛在“观念断裂”的此岸，眼望着那条载满概念、推理、判断的科学语言之舟，向着逻辑真理的彼岸鼓起风帆，一路凯歌地进行。隐喻从此成为修辞学后花园里的一棵小草，它的存在只是为了点缀和陪衬别人的姹紫妍红，一把逻辑的大锁把它关在理性的门外。
二、对隐喻的语义发掘
把隐喻从修辞学的古老地宫里拉出来晒太阳的是现代语言学的鼻祖索绪尔。这位出身于书香门第，祖宗几代都曾在智坛上走红的瑞士人，曾以他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理论为西方现代思潮的冲击波吹响前奏。索绪尔在他声名赫赫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隐喻的作用纯粹是“阐明性”的，它可使我们对概念的清晰可靠有更深刻的认识。
然而真正使隐喻走出修辞学、并在语义学上获得独特地位的是俄国血统的美国语言学家雅可布森(R·Jakobson)。雅可布森参与创立布拉格语言学俱乐部时就已名声在外，二次大战中为逃避纳粹迫害随爱因斯坦那一大批知识精英流失到美国，这件事至今令欧洲人痛心疾首，因为自己娘的奶养壮了别人怀中的孩儿。雅可布森不是个默守成规的学者，在诸多领域都插上一脚，而且一脚插下去就会有点响动。在人类学、民俗学、精神分析学和信息论等领域，他都提出一些让人吃惊的假说和新颖模式。在语义学上最为雅可布森赢得声誉的是他创立的“隐喻”和“换喻”二元语义结构，在这种二元结构中，隐喻有史以来第一次跳出修辞学的狭窄天地，具有了语义学上的深刻意义。在雅氏看来，隐喻不仅仅起语言色彩和风格的修饰作用，而是代表语言的一种根本内在功能，隐喻的相似功能和换喻的替代功能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
可惜，雅可布森没有在此基础上再前进一步，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偏见。他认为隐喻的相似和替代功能属于“语言神话学”的范畴，是通过创造性的移位和倒置来表达世界，它的形式是神话、梦幻、魔法和诗歌，这与理性的科学认知功能是大不相同的，后者是通过密码的诠释和规则的揭示来了解世界。
实际上，雅可布森的思想仍属于近代在西方十分流行的看法“建立在相似性原则上的隐喻只会带来概念的歧义、模糊、暖昧和含混，它虽具有丰富的内涵，但缺乏科学理性要求的精确和清晰。当我们说“象什么”的时候，这已经意味着与事物的本来面貌拉开了一定距离，而这段距离在传统思想大师们眼里就是达到真理不可逾越的障碍。
三、对隐喻的哲理“正名”
在隐喻理论的发展中，起身为隐喻公开“正名”并打破隐喻和概念传统对立的是怀疑大师尼采。尼采在一段时间里背上了“法西斯理论家”的黑锅，这有点象人们把“批林”和“批孔”奇迹般地联系起来一样。当然，尼采在理论上的历史功过自有他的国人后代去评说，他骂祖宗也好，反传统也好，都是在他自身文化圈中，不深谙西方文化源渊和发展史的人很难体味其中的奥妙。我们所关切的是，尼采破中有立，他在隐喻和概念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联系，认为真理的意义是通过多种途径揭示的，概念是真理意义纵的剖面，而隐喻则宛若真理意义横的剖面。
请听听尼采语惊四座的慷慨陈词吧：“什么是真理？它是一团滚动的隐喻、换喻和神人同形的云朵，一句话，是诗歌和修辞学烘托、移位和美饰的人类关系总和，这些关系经过长期的习惯约定，成为表面看来稳定的、有规则的、带有强制性的东西：真理原是人们的幻想，却已被人们遗忘，真理是已被磨损的隐喻，不再有感人的力量，就象一枚硬币被磨去表面的图像，它的价值只剩下金属”。尼采的很多哲学著作都是以这种诗一般的隐喻语言写成的，这本身对传统来说已经是一个“叛逆性”的行为，他关于隐喻的论述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含义：世界本来就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黑箱”，无法用概念简单明晰地规定，隐喻并非人类自然语言异想天开的创造，而是世界自身含有的性质，真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常常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只有通过隐喻才能露出它迷茫的面孔。
另一位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用更为思辨的语言阐述了隐喻的思维功能。海德格尔有一句名言：“隐喻性只存在于超验性之中”。在他看来，隐喻是从本义到转义的过渡，而超验是从感性到非感性的过渡，这两种过渡实质上是一码事，二者之间有着一种深藏的姻缘，都是思维对现实的一种超越，是思维去把握用经验无法把握的事物的一种手段。现实是个万花简，由于我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所有的真理都是无法绝对把握的，在这种意义上说，所有的理论解释，不管是科学的还是诗意的，都或多或少地带有隐喻的性质。
尼采和海德格尔这两位权威哲人的论述在理性法庭为隐喻“正名平反”，隐喻从此堂堂正正地走出修辞学和语言学藩篱，进入抽象思维的王国。但这王国距科学的宫殿仍有一步之遥。跨越这一步之遥耗费了一代人的时间。
四、对隐喻的科学阐释
西方的解释学是从研究圣经、法典和古文学经典的诠释学和文献学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方法论，由于大家在解释祖宗立下的规矩时产生了歧义和争吵，于是想起来建立普遍的解释标准和方法。所以解释学的目的还不仅仅是为了帮助“理解”，而是把由于历史的风蚀雨侵被人遗忘或曲解了的真实意义发掘和“解释”出来。里科说，解释学的创立是“在与自然科学有关的领域进行的一次类似康德哲学的革命”。其实，过去几千年中国的儒家“正统学问”多半是在进行四书五经的注释、训诂、考据，中国早就应从训诂学和考据学中发展出自己的解释学，但遗憾的是那片古老的土地没有露出新的生机，解释学在今天对我们又成了新玩意儿。
里科对隐喻的解释就是要揭示隐喻被埋没了的理论功能，这种理论功能在弗洛伊德的学说里表现的特别突出。弗洛伊德在西方首先被视为一个科学家，他的职业是神经病和精神病医生。和所有的思想变革大师一样，弗氏在理论上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由于他的理论的一些关键概念都是以隐喻的形式出现的，所以常被人指责为“概念含混”。在这方面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潜意识理论的描述：“潜意识住在广阔的前厅，而意识则住在较为狭窄的与前厅相毗连的客厅，在客厅通往前厅的门口，有一个守门人负责审查心理意向，如果潜意识在守门人清醒时来到门槛，就会受到阻拦，并被打发回去，这就是压抑。”“客厅”、“守门人”、“审查”……这都是一些隐喻，但这些隐喻在解释潜意识这个对于精神分析学至关重要的理论时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弗洛伊德在回答人们对他的责难时说，在我们达到理论的完善和精确之前，我们不能轻视幻想式描述的作用，只要提一下法国物理学家安培怎样用“在电流中游泳的娃娃”这个著名比喻来解释电磁学就够了，尽管这类比喻可能还很不确切，但却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科学的新发现。
精神分析学的建立彻底打破了隐喻和概念、诗和科学的古典对立，它向人们证明，科学定义的完善是在整个研究过程之后，科学新概念的形成有个时间上的过程，所有明确限定的概念在形成之初都必然包含着一些不确定性和隐喻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文中曾指出，科学的方法有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第二条道路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对于经济学来说，后一种显然是科学的道路，因为前一种道路是“经济学在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古典经济学家已经从人口、民族、国家等生动整体开始，抽象出分工、货币、价值等具有决定意义的一般关系，所以《资本论》的叙述出发点应是“商品”这种抽象的一般规定，相当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存在”。但对精神分析学这样一门全新的学科，它的所有根本观念都是在处女地里生长起来的，因而也就无法避免隐喻的那层朦胧纱幕，它要自己走完第一条艰难而苦涩的道路。
在隐喻的研究领域，隐喻的模式功能是目前最受人关注的，因为这一功能的发现将会整个改变人们对思维结构的看法。在当代的科学语言中，我们经常碰到一些很时兴的词汇，如“模式”、“类型”、“结构”、“格式塔”、“范式”等，这些词汇有两个特点，决定了它们在功能上与隐喻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一个特点是，模式和隐喻一样，也是服从于相似性原则的，模式之为模式是因为它是针对“原型”建立的，不能不带有某种假设的性质；另一个特点是，模式具有“传染性”，一经建立就会被别的领域借用，对于借用的领域，就有“移位”和“替代”的问题，也就是说具有隐喻性。例如“传讯”这个概念最早是语言学提出的，是指按照规则组织起来的信号群，由发射者通过某种渠道向接收者传送。但在法国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那里，这个概念有了全新的含义。它不再是原来的含义，而是指原始部落间妇女的交换，而保证这种“讯息传递”的亲属和婚姻关系被叫作“语法”。法国著名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雅克布完成了生物学的“语汇革命”，他的遗传学就都是以“传讯”、“密码”、“程序”这类信息论语言写成的。
美国人布莱克(Max Black)对模式和隐喻的关系作过专门的研究，他把模式按照形式和功能分为三个层次。在最低层次是“规模型模式”：如大东西放小(舰船模型)和小东西放大(蚊子腿的模型)，一个游戏过程的慢速重现或一个社会过程的缩影和模拟。这类模式是以不对等的规模来展示事物的面貌和功能。处在中间层次的是“同构模式”：如一个经济系统中的水力灌溉模型或一个电脑的电路模型，在这种情况下，模式所反映的不是事物的外貌，而是事物的内部结构，这在数学上叫作同构性。在最高层次的是“理论模式”，这也是一种同构性模式，但并不是一种要展示或制造的事物，而是一种新的语言和科学观念。任何理论在初创时期都无法跳过模式阶段，都与隐喻有着一种潜在的联系。
里科在《生动的隐喻》一书中真正要向人们揭示的还不仅仅是这本书的结论，而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它告诉人们，思想家不应是只懂得在旧有概念上敲敲打打、凿磨堆砌的工匠，而应以活的语言在生动的现实舞台上导演敢哭敢笑的活剧！
pau1 Ricoeur：La Métaphore Vive，Seuil，Paris
①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已由罗念生教授译出，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编者
巴黎读书札记
李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