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先生所依据之书,大概是《佛祖统记》。《统记》卷四十三有天息灾述译经仪式:“第四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字,犹是梵音。(Hrdaya初翻为纥哩第野。Sūra为素恒览。)”可《统记》并未列举“度语”之职。“度语”载于《宋高僧传》卷三论中:“次则度语者,正云译语也。传度转令生解,亦名传语,如翻《显识论》,沙门战陀译语是也。”可知“度语”亦即译语,传语之职。我们从《高僧传》卷一《支谶传》:“(竺佛朔)以光和二年于洛阳出《般若三昧》,谶为传言。”可知此职设置甚早。由“传度转令生解”可以知道它的任务是使主译所宣诵的梵文,让参译者均能透彻领悟。可见“度语”的工作已经进入翻译的过程了。从《高僧传》中我们还可以知道,担任度语之职的高僧,都是通晓胡汉两种文字的,如两晋六朝时被认为最理想的度语人才:竺佛念、法勇、宝云等都是曾西行求法的高僧。
任先生列举的十部中,有“笔受”一职:“(五)笔受。翻梵音为中国的语言。如梵文称‘纥里那野’,书字只写‘纥里那野’四字,笔受即翻成中国的“心”字;书字只写‘素恒览’,笔受即翻成中国的经卷的经字。”其实“度语”一职与“笔受”更相近些。《统记》卷四十三载“笔受”之职:“翻梵音成华言。(纥哩那野,再翻为公;素恒览,翻为经。)”尽管“度语”与“笔受”都是由精通胡汉两种文字的沙门担任,其中仍不无差别。“度语”是由于译主不懂汉语,只能由度语者将其讲述的梵文译成中文,这只是所谓“舌人的任务”。(如果译主精通胡汉两种文字,那么此职的设置全没必要。如罗什、真谛及玄奘的译场中,就没有此职。)而“笔受”则除了翻译成汉语的工作之外,还要笔录成汉文。(“度语”和“笔受”颇像德文中的 Dolmetschen 及übersetzen二词,即中文的“口译”与“笔译”。)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度语”和“书字”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与“笔受”有相同之处,然也不尽相同。
古代译场的程序和名称不统一,及佛经翻译之严密,从中可略见一斑。
补白
李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