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辑“学习马列著作专栏”的工作中，得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有关同志的帮助，特此致谢！ ——编者
列宁主义一词早在本世纪初就已出现，当时是论战用语，把列宁的观点说成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主义。把列宁主义作为一种肯定的思想体系来使用，是在列宁逝世前后。
列宁本人没有用过列宁主义，在他的著作中常用“布尔什维主义”一词来说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区别于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孟什维克的那一套理论主张和策略方针。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加米涅夫在《真理报》发表题为《对列宁主义的修正》，这是迄今为止见到的使用列宁主义一词的最早一篇文章。从此报刊上开始大量出现列宁主义的用语。但这时列宁已最后病倒失语，彻底离开政坛，对此已不能表示自己的意见。季诺维也夫在列宁逝世后写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但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写道：“毫无疑问，即使现在列宁本人也会反对这种用语的。其原因是凡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为人略有所知，从而了解他的谦虚品质的人都知道的。”
刚开始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是并用的，两者的内涵被看作完全等同，因此并没有出现列宁主义的定义问题。有的文章直接采用“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这样的表述。有的文章则径直宣称：“我们完全有权给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主义这两个概念划上等号。”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季诺维也夫在《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一文中列举了布尔什维主义所提供的新东西：
1.第一次认真地接受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把马克思理论上的预见变成了实践。2.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提上了实践的日程。3.找到农民这个同盟军，而这正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功绩。4.布尔什维主义“发现了”农民的作用，无产阶级因而有可能在世界革命中起伟大的解放作用。
季氏把这四点也当作“列宁所完成的新发现”。在《列宁主义》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这说明在早期，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在概念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到后来“列宁主义”才逐渐取代了“布尔什维主义”。随着用语的变更，其含义也开始变化。“布尔什维主义”一词表示的是全体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创造，当然，列宁在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使用“列宁主义”一词之后，刚开始还讲点集体的创造，例如，一九二五年共产国际的一个决议中说列宁主义是“列宁及其战友(老布尔什维克队伍)所一手缔造的”，但往后就只强调列宁一人的贡献，除斯大林一人外，其他老布尔什维克的贡献统统不提了。象布哈林在帝国主义研究、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研究上的卓越贡献，都被排除在外，甚至被当作机会主义受到批判，至于他在列宁逝世以后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贡献就更不用说了。
有了马克思主义，又提列宁主义，这自然就出现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
起初多半是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来看的。十九世纪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世纪，而二十世纪是无产阶级实践占统治地位的世纪。因此《真理报》在一篇编者按语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无产阶级提供了革命理论，而列宁使这一理论体现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之中。马克思的理论加上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这就是列宁主义。”
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理论，而把列宁主义看作是实践，而看不到列宁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布尔什维克》杂志的编辑之一阿斯特罗夫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它们的差别不在于一个是理论，另一个是实践，而是“历史的差别”，是从时代和历史的差别中产生的，因此应该说，“列宁主义是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策略上，马克思和列宁之间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
在列宁主义的定义中还有一个分歧：列宁主义是什么时候形成的？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下的定义是：“列宁主义，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有机地建设社会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分界线，把列宁主义的产生界定在大战爆发之后，认为如果列宁不幸在大战前逝世了，“那么我们中间谁也不会想起谈论列宁主义，把它看作后来形成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版本”。这种观点受到了批评，因为它割断了一九一四年以前同一九一四年以后的列宁主义或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割断了它们之间的历史延续性。列宁本人说过，布尔什维主义作为思潮、作为政党是从一九O三年开始的。当然一九○三年是个出发点，列宁主义作为一种体系、学说是在此后的革命实践中、理论探寻中不断发展充实的，它的成熟完成期也不能定在世界大战时期，而应是到一九二三年春列宁写出了他的最后著作和书信时为止。季氏的观点显然存在片面性，不过他的定义中所说“有机地建设社会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很值得注意的，可惜这个论点他没有予以发挥。
列宁逝世后，论述列宁主义的著作有如雨后春笋，大量问世。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是比较有影响的一本。
季诺维也夫曾被列宁叫做“主要布尔什维克作家”之一，曾同列宁一道出版名为《反潮流》的文集。一九二四年他在同托洛茨基争论时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一文，他在批评托洛茨基忽视农民作用时指出，列宁懂得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必须对农民采取正确的态度。他强调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两年后斯大林批评了这个定义，说把俄国的落后性，把它的农民性放到列宁主义的定义中去，“这就是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斯大林强调，“列宁主义就是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国际学说，对于世界革命各国——其中也包括那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毫无例外都是适用而且必要的学说。”
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争论，实际上是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和俄国的特点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列宁本人有过清楚的说明。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就提出过俄国革命的国际意义问题，他把问题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而给予不同的回答。他认为，就狭义而言，俄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是具有国际意义的，具有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但这不是广义上的国际意义，不是说不仅俄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而且所有基本特点和次要特点，就俄国对所有国家的影响来讲，都具有国际意义。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具有国际意义是按狭义来说的。
这段论述完全适用于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自然是具有国际意义的，否认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不能说，列宁的所有思想、论述都是各国普遍适用的。列宁生活在俄国，他的革命活动首先要解决的是俄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而俄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落后国家，列宁从俄国这一特殊国情出发制订的方针路线也就不能不具有某种俄国色彩。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和提出的对策，也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有借鉴作用，但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就未必适用。列宁主义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季氏关于农民占多数的国家的说法，恰恰指出了俄国情况的特殊性，未必能说是“带有民族局限性的列宁主义定义”。指出这一特殊性恰恰是季氏的一得之见，是应予肯定的。 遗憾的倒是远在斯大林提出上述批评之前，季诺维也夫本人已经放弃这种提法，他在《列宁主义》一书中所下的完整定义是：“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也就是在垄断基础上的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和已经开始了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或者：“列宁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战争、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里已不用强调农民问题在列宁主义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从他后来同托洛茨基结盟，在农民问题上提出激进的“左”的口号，夸大农民的危险，要求在农村中开展阶级斗争等等表现看来，他在定义中删去农民问题恐怕不是偶然的。
在报刊上第一个系统阐述列宁主义的是斯大林。一九二四年四月初，他开始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讲授《论列宁主义基础》，从四月二十六日起到五月十八日，《真理报》陆续发表了这一讲稿。正是在这里，斯大林给列宁主义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这个定义强调了列宁主义的时代性和国际性，强调它是国际现象，因而是普遍适用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从二十年代后期起，这个定义成了标准定义。在以后的年代里，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显然被无限夸大了，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在列宁主义的名义下，把苏联的经验绝对化，变成各共产党国家必须照抄照搬的模式。历史证明，这种做法给各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害。
斯大林说过，“叙述列宁主义就是叙述列宁在他的著作中的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的、因而自然和列宁的名字分不开的那些特别的和新的贡献”。那么列宁的新贡献是什么呢？撇开理论不谈，首先，在实践上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其次，在苏俄展开了社会主义建设——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面建设。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一方面领导全国人民展开经济文化建设，一方面不断进行理论总结。应该说，这是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不可能实践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中所缺乏的内容的。这正是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宝库所加进去的重要的新东西。可惜的是，斯大林的定义中缺了这方面的内容。这不是偶然的疏忽。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两本基本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其中谈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谈到了工人、农民以至民族问题，却没有提到经济建设问题，没有提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当前苏联在改革中向列宁和列宁主义请教的，首先恰恰是新经济政策的思想。
相形之下，季诺维也夫说得多得多，他在《列宁主义》一书中用了整个两章来谈新经济政策。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尽管季氏的论述是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例如作者在评价新经济政策的作用时没有充分估计到它对促进生产力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明显地夸大了所谓富农危险，过份强调了城乡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等等。但至少作者对新经济政策给予了应有的重视，把它看作列宁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种种迹象看，斯大林对列宁一九二一年以后的经济建设思想是重视不够的。在他以后的论著中，也不断引证列宁关于工业化、工业发展速度、改造小农等等的论述，但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引用的大多是列宁在一九二一年以前，即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有关言论，而这些言论有的后来已为列宁本人所否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论证集体化的必要性时引用了列宁的四段有关论述，但没有一条是引自《论合作社》一文的！谈农民问题，谈合作化或集体化而不提《论合作社》一文，只能说作者无视列宁在农民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最重大贡献。显然，如果真要照《论合作社》一文办事，斯大林后来所搞的“全盘集体化”就要被否定。
当然有的恐怕同认识和水平有关。《论列宁主义基础》讲了方法和理论，但奇怪的是却没有提到列宁的革命辩证法。离开了革命辩证法去谈方法和理论自然是难以谈透的。
当时党内也有另一些重要理论家不忙于给列宁主义下定义，而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阐述列宁的思想和他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贡献上。
列宁研究院院长、《列宁全集》第一版主编加米涅夫曾专为《格拉纳特百科词典》写了一个词条《列宁主义》，在长达一万多字的文章里，他没有给列宁主义下任何定义。
被列宁誉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曾写了大量的文章，作了大量的报告宣传列宁主义。他所致力的也是阐述列宁的基本思想。同时也不回避列宁提出而又没有来得及解决，甚至还没能提出的新问题，对此类问题，布哈林竭力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探索，寻求答案。他在《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报告中详细阐述了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问题，工人阶级和农民问题上的新贡献，并用专门一章列举有待解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在一九二五年所作的《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报告中，布哈林强调指出，“列宁的伟大作用在于他揭穿了任何偶象”，而在复杂局势下最有害的就是“照死板公式行事”。
看来，这种不从定义出发，而从列宁思想本身出发去阐述列主义的做法有其可取之处。恩格斯在批评一些人认为“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时说过，“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马克思说过，“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上述论点的精神也适用于列宁主义。列宁同意“布尔什维主义”这一用语，但是他从来没有试图给它下一个定义，现在有一句被引用很广被当作定义的话：“布尔什维主义，即适用于特殊的时代条件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但这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篇文章中一句话的插入语。
布哈林有一次表示过，他不主张作象列宁主义这样广泛题目的简要学术报告。他说这使他想起有一位太太要求用三言两语说明斯宾塞写了些什么。而这是不可能的，否则就是招摇撞骗。最重要的任务是研究列宁主义。布哈林认为，无论如何应当少嚷嚷一些列宁主义，而应当多读一些哪怕是已出版的著作。——我看，这倒是一句到今天对我们也还有用的话。
郑异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