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一周，他们相聚在一起，在大学的会议厅中或教室里，举行一次小型的讲演讨论会。每人从海边带回不同的思想收获和相同的海风咸味。虽然会议的组织者并无意延揽听众，但每次讲座，消息都不胫而走，不少人甚至远道从外地开车赶来。
他们讲演的题目，不像现时流行的学术会议那样，专业精细到繁琐的地步，而是乍看起来大而空虚的泛论课题，像“文化与科学中的解释问题”，等等，颇似时下美国专业学术圈子里鄙视的“笼统先生”的大题目。
罗提大概是最初给我疑惑最深的人，也是后来最使我思想上受益的一位，就先由他开始。
R·罗提(Richard Rorty，一九三一——)是美国当代最具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原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以《哲学与自然之镜》(PhilosoPhyand the Mirror of Nature)一书而名声大噪。罗提的思想触角伸得很广，研究的问题不仅哲学界关心，其它人文学科也多有兴趣。不少从事文学理论，史学和科学哲学以及社会学的人，都在讨论他的思想，从他的著述中，得到挑激性的启示。
罗提自六十年代以来，率先开出一种新思想风气，在势力逼人的分析哲学鼎盛时，看出这种思想走向已是强弩之末，开始严肃地批判反省哲学面临的困境。
在这次会议上，罗提第一次主讲的题目是探讨西方中科学观念的变迁思想历程，与他一起主讲的还有库恩，即著有风行西方的名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作者，现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
罗提说他先讲，谈他对库恩思想的误解，因库恩本人在场，可以随时纠正辨明。库恩笑答道，“那我后讲。我若曲解你，你可就没有时间再纠正我了。”会议规定，每人只有四十分钟讲演时间。
罗提用钩玄提要的方式，把西方文化中科学观念的进展演变划分为四个大致的不同阶段或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宗教时期”，第二个时期为“形而上学时代”。因这二个时期的内容，罗提是沿袭成说，无甚新意，这里从略，不再多费笔墨。有创意的是罗提划分的第三个时期，即自十八、九世纪以来，科学成为一部分知识精英和少数天才的社会实践，科学开始致力于去发现外在的客观真理，以及罗提所说的第四个阶段，即从本世纪初以来，科学有两个特征最为显著：一是科学逐渐变成大众的事业，成了社会大众日常践行的活动，不再局限于少数天才和知识精英；二是真理的观念开始被视为人类趋向自由的产物。真理的认知，成为一种理解和解释的结果。罗提认为，在这一时期，理性与科学的繁荣发展，表现为理性显示出对求知的无限好奇与探求，并把这种探求扩大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一切方面、一切问题。以往时代的思想禁地，都为这种无限好奇和探求的精神所侵入。
至少在我所接触到的同类研究中，我还没有发现有比罗提的见解更为精到的概括。尤其是在了解西方思想史中，理性与科学以及科学观念自身在社会中的演进，都使人有豁然贯通之感，科学在当代的特征，也被显豁出来。
西方现代民主社会，在多元宽容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已不再象中世纪和时下的专制社会那样，恐惧思想言论的力量。理性的探求和批判，无止境的求知好奇，已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曾私下问过罗提，除了他指明的理性在现代的那些显著特征之外，现代思想中弥漫的不惑的批判精神，是否也可视作理性的现代特征之一？罗提沉吟良久，说，姑且算作第三个时期和第四个时期的共同特征吧！理性的现代课题纠缠的历史疑难太多、太复杂，恐怕我们这一代人也难于理解。
罗提在史丹福大学讲演的题目为“文化、哲学与解释”。听众来得很多，历史、文学、哲学以及科学各系的教授和学生都有。八十九岁高龄的美国思想界巨擘S·霍克(Sidney Hook)也来参加。霍克与罗提的父亲早年相熟，为志同道合的思想朋友，可说是罗提家的世交。
这次罗提讲演，采取截断众流的办法，直接从西方思想如何从形而上学的独断中，引发出多元宽容的民主文化氛围，又如何在近现代以来，使社会乃至人生的一切方面都开放为解释、探讨、批评、理解的对象。没有一种政治势力或权力中心，可以垄断控制思想探索求知的范围。也没有一种思想学说，可以定为一尊，禁锢其它学说。在世界解脱了绝对的独断主义魔咒后，一切都变为可以解释的。正像尼采比喻的，上帝一死，什么事都可以做了。
座谈时，听众中有人向罗提发问，问他是否又在替道德和知识论中的相对主义辩护张目，使文化中的道德判断标准和知识的真理标准失去依据。我立即感到，这个问题反映出的并不是听众中个别人的忧虑，它代表了美国思想界的一种正在高涨的担忧情绪。最近在美国颇有轰动且争议甚多的一本新书，名叫《美国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the American Mind)，由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布鲁姆(Allan Bloom)著。该书的中心即指责我们时代的道德观已为相对主义侵蚀败坏，丧失了评判善恶的能力，并且在多元开放社会的名义上，出卖对道德真理的维护。
平心而论，说罗提在为道德和知识论中的相对主义张目，实在是误解的罗提此次讲演的本意，他实际上是在对西方思想变迁的大势，作一些尝试性的哲学反省和抽象概括。在场的霍克教授对这一问题很敏感，他曾在《纽约时报书评》上专门撰文，批评《美国心灵的封闭》，锋芒很是锐利，开首便说，布鲁姆教授误解了二个哲学上的重要分别，即，一是以齐事非的主观随意的相对主义，二是旨在瓦解独断绝对主义的客观相对主义，即道德和知识随社会变动而更新变化的相对主义。这种在近现代才真正扩散开来的相对主义，正是科学无止境的求知探索和道德价值保持社会生命力的原动力。此外，霍克认为，布鲁姆也对民主社会的道德冲突现状，没有摸到它的脉搏所在。霍克注意到，在现代多元和民主的社会思想背景中，道德和价值判断的冲突，并不主要是善与恶之间的冲突，是与非的冲突。有一个转折性的变化正在发生，即，道德价值的相互冲突与相对性，更经常地是由于善与善之间的抵触。人们在谋求解决这类冲突时，并非要先求得一绝对的善之标准，以判定善恶，去恶从善，以善恶二分对立的思想方式去消除道德价值方面的冲突。现代开放社会所面临的更多问题和道德疑难困惑，更经常地是如何解决各种善的道德价值之间的张力。如同有几种致力于公共利益的行为，由于环境与条件的限制，它们之间往往会有冲突。这才是相对主义面临的真正挑战。
霍克是目前西方力图以人道主义溶汇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曾亲炙杜威，与我国的胡适先生也有同窗之谊，我在他办公室墙上，看到挂有一张胡适的照片，一问他，才知是胡适任驻美大使时送他的，且有题字签名。
罗提与实用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远溯到他哲学活动的开始。他自己曾对我说，他是站在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之间，上下求索。前二年，他完成了一部研究实用主义的著作。霍克对布鲁姆的批评，后来在罗提讲演的答问中，也多有思想上的呼应。
因罗提是应邀来史丹福大学，当是客人，我作为地主，则有便宴款待的责任。无论思想多么臻密精邃的哲人，对吃饭的兴趣也与常人没有不同。大概所不同之处，仅在于吃饭时，还要讨论与人间烟火隔绝的哲学玄虚问题。霍克和罗提的话题最多，大都是美国哲学家近来讨论的问题和过去的理论风云。追忆往事，每每感慨唏嘘。他们俩人自己都是美国哲学界造时势的人物，我在旁留心听他们叙述旧事，颇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席间，我曾问罗提，下一步打算做些什么。他说要写一本论威廉·詹姆士的书。
又是关于实用主义。
我不愿对罗提写作此书的动机妄加揣测。但我近二年，总隐约感到，美国思想界对寂寞了多年的实用主义重新发生了兴趣。或许人们还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或许这仅仅是我个人的误解。不过，我始终赶不走一个念头——对思想的创造渴望，又在西方酝酿，又在躁动。
殷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