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的《所罗门的瓶子》、李<SPS=0096>的《个性·自我·创造》、周介人的《新尺度》(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都是中青年文学评论家的集子，这些集子中的内容不同程度地显示着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成就和实力，当然这其中也有缺失与困惑。对这后一方面的深思和审视，以王晓明的思考最为突出。王晓明擅长于不断地追问，他的文章往往要追根溯源地探究到人们最不易觉察的心理根源中去，人类心灵世界中的一切动荡与需求，似乎都对王晓明有着不可遏止的吸引力，所以他对文学评论的思索，对作品的研究往往就像是在审问，审问作家的同时也审问自己。读他的评论文章有如跟着他在追察：这部作品后面隐藏一位什么样的作家？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时代、环境、性格、经历如何铸造了他和他的作品？他的内心世界中最隐秘的心理动机是如何渗入作品而又如何被剥离出来的？这样的文学评论无疑是有魅力的，这种评论风格的形成可能需要更为纤细、敏感的体验能力，尤其是需要更多的勇气与真诚。也许按照王晓明追审作家的方式去探索一番评论家自身，所得不会比研究作家、作品少吧。
李<SPS=0096>在《个性·自我·创造》后记中说：“我好顽皮，但顽皮得真心实意。”就这部集子来说，“真心实意”之处的确溢于言表，评论家是如此热情，如此真心实意地投入到作品中，去追寻、去发现、去创造，而个性的光芒就闪耀在作者锋芒毕露、直言不讳的执拗好辩之中。这可以说体现了作者的热情与勇气，也可以说是一种少年的狂热与顽皮。在本书钱谷融先生写的序中，有对李<SPS=0096>评论文章特点的评价，知学生者，莫过老师，李<SPS=0096>的长处和短处不能比钱先生说得更恰如其份了。
随手一翻周介人先生的《新尺度》，看到一连串的“新”字——“新群体”“新态势”“新节奏”“新向度”。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新”的敏感成就了作者作为评论家与文学编辑的成就，而这部集子也处处流露出一名参与创造与设计了新时期文学格局的编辑兼评论家敏锐而又富有创造性的工作风貌。
机缘凑巧，几日里一气读到数部传记作品：《奥古斯都》(〔英〕特威兹穆尔著，王以铸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亚历山大大帝》(〔美〕小查尔斯·亚历山大·罗宾逊著，马诚等译，新华出版社)；《左拉传》(〔法〕贝特朗·德·儒弗内尔著，裘荣庆译，天津人民出版社)；《伦勃朗传》(〔荷〕约安尼斯·凡·隆恩著，周国珍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贝多芬的最后十年》，(〔民主德国〕卡尔—海因茨·克勒著，顾耀明译)。一时间政治家、文学家、画家、音乐家，搅成一团团印象，实难一一消化，所能引发的，只是一种情绪，一种对历史，对人生，对生命意义的思考，而最终又在贝多芬那里找到了答案：“我的丹心早已千锤百炼，不畏痛苦！／因为我经历和忍受的痛苦已数不胜数。”“——因为，一旦屡遭不幸，／想到哀伤也会乐。”这是荷马《奥德赛》中的诗句，贝多芬曾在下面划上了一条条粗杠。在他置放案头的几部诗集中，几乎所有歌颂痛苦的诗句下边都留下了这样的手迹。他说：“我在此世就一定要你们看到我得到幸福，决不要苦恼。——不，这是我不能忍受的！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休想使我完全屈服。——噢！生活，多美啊，活上千百次吧！”在漫长的人生之途上，不少人都会有满怀希望而又彻底失望的体验，会有觉得一切都失去意义的一刻。那么，听一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吧，回味一下这部“欢乐颂”的创作过程。你会感到，只要树是绿的，鸟儿还在啼鸣，你还在呼吸，生命就依然是有意义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生命本身。即如一株千年古树，它活着，无言而伫立，却向世界诉说着历史。你不也是？你不必创造历史，你就是历史。因为你是生命。虽然是那样渺小，微不足道。
在令人目迷五色的一片人体摄影书丛中，四川美术出版社“外国摄影名家丛书”(龙熹祖主编)中的两种：《爱德华·威士顿》、《卡笛尔·布勒松》真显得有点落落寡合。如果说从上面介绍的几部传记作品中看到的是流动着的生命，那么这两本书所记录的便是凝定的生命之瞬间了。这些作品是主观的瞬间(直觉，灵感)与客观的瞬间相碰合的产物，是两个生命不期然而然的相遇。姑且尊重两位大师对摄影机的感情——他们不仅认为摄影作品是艺术，而且往往高于其他艺术，面对这样的作品，也许的确需要调整一下习惯中的欣赏眼光。“摄影不是一种宣传手段，但它是将你的感觉高声喊出来的一种方式。”“意念是很危险的。平常你必须时时刻刻都在想，可是拍照的时候，你却不必强制你的观点或证明什么。你什么都不证明。它自然而然就会来的。”——除却作品而外，读一读收录于书中的作者自述以及别人的评说，不也是挺有意思吗。
《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流派丛书)是一本介绍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书籍。目前为止，这样的书籍比较多，对西方经济学派的划分也基本趋一，或大同小异。同其它同类书比，此书的异表现为：在学派划分上，将供应学派从货币学派中独立了出来；将伦理学派从自由主义学派中独立了出来。编者认为，供应学派不同于货币学派或凯恩斯学派，它是对凯恩斯学派的否定，而凯恩斯主义又是对萨伊定律的否定，因而，供应学派是对萨伊定律的否定之否定。鉴于此，鉴于供应学派曾使得美国经济摆脱“滞胀”困境这一功绩，此书辟一为一独章。经济学中的伦理学派主要是指哈耶克的从哲学、伦理学角度探讨“自由”、“平等”和“竞争”理论的学派。它轻实证资料的应用和统计的分析。反对将自然科学中的物质关系和理论、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主张通过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比较，分析宏观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微观的资本、货币和市场理论。
《当代西方战略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倪世雄、卢义民主编)，是一本通俗性的评介西方战略理论的小册子。在众多的西方战略理论中，本书选择了十四种，从战后的美国全球主义外交战略到现在的“星球大战计划”，涉及到政治、外交、经济和科技等诸方面。从中，我们可看到西方战略理论的目的和实质，看到他们的冒险性、多变性，为我们制定、建立我们的战略理论提供参考。此外，本书对战略理论的一般性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企业经营机制》(经济管理出版社，周叔莲、闵建蜀等著)，汇集了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在江苏举行的第六次“中国式企业管理讨论会”的一些论文。这些论文涉及到：企业经营机制的内涵问题，转变企业机制的思路，和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和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都对经济改革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
《企业怎样在金融市场上筹资和投资》，以企业金融顾问的姿态对读者介绍了金融市场的基本知识，介绍了作为金融市场主体的我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企业怎样在金融市场上筹集长、短期资金，又怎样利用多余资金通过金融市场进行有效投资，最后对如何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对外商进行谈判。这种顾问式的好籍对企业有一定的实用性。
《中国企业兼并的理论与实践》，对北京、保定、武汉、成都等地企业兼并的作法和经验、教训作了描述，并对企业兼并与产权制度的变革、企业兼并与企业破产制度、企业兼并中的银行作用、企业兼并中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这种探讨是在企业兼并无论在实践还是在理论上都处于起步阶段上进行的。而竞争中，企业的优胜劣汰法则发生作用，企业兼并已经做为一种事实出现，面对这种现实进行这种探讨无疑是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出版界的丛书之林中，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是别具一格、颇有盛名的，《从混沌到有序》、《熵一种世界观》、《第三思潮》等等大概至今还是书市上的畅销书吧。最近有幸得到这套译丛的第二批书，不由感到意外的欣喜。
《禅与西方思想》(〔日〕阿部正雄著，王雷泉、张汝伦译，4.15元)是日本学者阿部正雄在十八年中所撰文章的论文集，重点在于论述禅、佛教以及佛教与西方思想的比较研究。这本文集的基本思想是，禅拥有一种深奥的哲学，并以一种非哲学的、活泼泼的和直截了当的方式表达和实践这种哲学。禅的终极原理乃是“绝对无”或“空”，而智慧与慈悲是孙悟空的两个基本方面。作者自云他“关切为未来全球时代的人类提供一个心灵的根基。”他“尝试解释佛教和禅的哲学和宗教意义，主要是为了弄清楚它们能否为未来人类所需的新精神视界作出贡献。”
《突变论：思想和应用》(〔法〕勒内·托姆著，周仲良译，5.10元)虽然也是本论文集，但经过作者精心编排，已成为一本介绍突变论的思想与应用的完整论著。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充满着不连续的和突变的现象，突变论运用微分拓补对奇点性质的研究成果，包括分类定理，试图对突变现象作一解释。当然，正如突变论创始者，本书作者言：“要估价我们所说的突变论对科学发展的影响，无疑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突变论对现存科学在良心上进行了一次攻击；它迫使人们对科学的方法和技术作了一次清理。突变论问世后，数学被引入一些学科，如生物学和人文科学，在这些科学中使用数学一直是极为罕见的事。”
《未来启示录》(〔波〕维克多·奥辛廷斯基，徐元译，3.40元)以采访录形式集美苏当今科学文化界的精英人物于一堂，探讨科学的今天与明天，人类的历史与未来。本书作者曾任波兰《文化周刊》记者，他曾写过美国科学家采访录和苏联科学家采访录，接着他产生“让美苏科学家自由自在地谈科学本身，谈科学理论的相对性，谈人类和宇宙的历史和未来以及科学家的道德责任感”的主意，由此产生了这本书。也许是由于都是精英人物的谈话吧，如化学家莱纳斯·波林，物理学家罗伯特·本霍施塔特，未来学专家托夫勒，这夫书确实值得一读再读。
最后还有一本书值得一提，这就是《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美〕塞谬尔·P·亨廷顿著，张岱云等译)。亨廷顿在中国可谓大名鼎鼎，这本书据说在尚未有中译本的情况下就已风行政界、学界，听说国内已有三个中译本，笔者孤陋寡闻，至今只见到上海译文出的译本，当然先睹为快。阅读以后，心情沉郁，感慨良多，一时也无从说起，建议有心人不妨找来一读。
《决策过程》(〔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著，竺乾威等译)的作者也是国际学术界名声赫赫的人物，曾任美国比较经济学会会长和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是“政策分析学”的开创人，他把决策看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分析和政治的过程，而此书则是专门研究“决策过程”本身，试图回答诸如“什么是决策的主要的权力来源？一般公民能否对政府的具体政策选择起重大的影响？在决策中，信息和分析真正重要到什么程度？政府工作日益增长的技术复杂性，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将决策任务从政治家转入技术人员之手？”这类似乎不言而喻实则复杂深奥的问题。
最近看到浙江人民出版社新出的两本译著，觉得很有点意思。一本是《角色变迁中的男性与女性》(〔美〕丽莎·斯冈茨尼、约翰·斯冈茨尼著，潘建国等译)，另一本是《自杀论》(〔法〕爱米尔·杜尔凯姆著，钟旭辉等译，3.70元)。“女孩是女孩，男孩是男孩，……过去的日子就是这样！”那么，现在的日子是怎样呢？据说，女性和男性的社会角色正在发生变异，越来越可以互换已成为一个普遍的模式。《角色变迁中的男性与女性》一书试图用最新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男性、女性及角色变异这一现代模式，回答青年人关心的婚姻家庭问题，学会用社会学的方法思考分析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自杀论》虽然写于半个多世纪以前，一些新的科学成果如精神分析理论等并未运用，然而书中所阐明的有关社会学、统计学、哲学以及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却还是很有意义的。在杜尔凯姆看来，自杀并非与生理现象和天象因素有联系，而是与诸如家庭、政治、经济社团、宗教组织等社会现象有关。他通过统计数字的研究得出以下规律：自杀身亡的，男人比女人多，老年人比青年人多，军人比百姓多，新教徒比天主教徒多，独身者、孤寡者或离婚者比结婚者多；自杀的百分比，夏天比冬天高，城市比乡村高。杜尔凯姆根据诱发自杀的不同社会根源将自杀分为三类：利己类、利他型和动乱型。他在书中对这三类自杀逐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自这本书问世以来，科学界对自杀现象的研究又取得进一步进展，当然还远不到能消除这种非理性行为的地步，也许，根本原因在于“人类还正是这种非理性行为的继承人。”
多年来，出版社关于宗教的选题大半是《无神论概论》，《无神论史》……绝少《宗教学概论》，《宗教史》……近年这种状况有所改变。青年学人赖永海新著《宗教学概论》，可谓是一新人耳目之作。由此，可以认为，“宗教学”已经作为独立学科在中国正式登场了。
作者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在界定宗教之意义时，径直应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之定义：“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用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并赋以极高之评价。的确，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宗教的关注异乎寻常地丰富。作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并不随波逐流地追求西方的时髦，是可取的。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文化界曾兴起讨论中国文化传统的热潮，这当中不乏新颖独到之见解，也难免有偏颇片面之词。最近看到浙江人民出版社新出的《中国文化传统简论》(张岱年、姜广辉著)，虽只是薄薄一册，却是言简意赅，要言不繁，适宜想对中国文化传统有了解，而又无暇看学术专著的读者。作者之张岱年先生是国内著名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他在新书前言中的一段话是发人深省、颇有启迪意义的：“对待文化传统，有两种态度是不可取的，一种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主张全盘西化。另一种是变相的国粹主义，认为中国的固有的文化已经尽善尽美，对外国文化不加分析地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好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要继承、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保持民族的独立性，又要虚心学习世界其他民族的先进的科学文化，用以补正民族文化的缺失之处”。
浙江人民出版社新出的另一本书《古希腊名著精要》(陈村富、庞学海、王晓朝等编写)也是值得注意、颇可一读的。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源泉之一，古希腊罗马经典著作之数量浩繁、内容纷繁，别说如我之辈的一般读者，既是专业研究者也是要望洋兴叹的。杭州大学的几位老师挑选希腊罗马时期的有代表性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著外，并加上内容提要、说明和注释，组成这本名著精要，使我辈能一窥希腊古典思想之堂奥，从而领略苏格拉底的机智、雄辩，柏拉图的优美、深遂，亚历士多德的博大，理智。
又是卡西尔。自卡西尔的《人论》中译本一纸风行，深受读者欢迎以来，他的其它著作陆续在国内翻译出版，《符号、神话、文化》(〔德〕卡西尔著，李小兵译，东方出版社)已是笔者见到的第四本中译卡西尔的著作了。这本书篇幅不大，是卡西尔晚年最后十年间的讲演集，也是他一生思想的总结和提炼，涉猎范围包括文化、历史、艺术、政治神话，当然核心是：文化——符号哲学。也许因为是讲演的缘故，思路清晰、文笔流畅。这类书已出不少，不知能使读者当意否？
记得哪一位名人说过，欲了解一个人，只考察他交友如何，便可明其大概了。那么，要了解一位学者的学问根底，则知其读什么书，并以何等眼光读书，就大致不会有多少偏差吧。岳麓书社出版的《林语堂书评序跋集》(季维龙等编选)所选一百篇书评序跋文字，在这位多产作者的全部著述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却是他“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使作者形象很有些不堪的，似乎是借袁中郎而鼓吹“幽默”、“性灵”的文字。然而今日读来却未觉大谬，或者不如说，挺有道理。如其言道：垫师教作文，不教说心中要说的话，心中不可不说的话，只教说得体的话，是摧残性灵的第一步。将来小学生成士大夫，发宣言，作演讲，洋洋洒洒，无一句老实话，恬不知耻，报纸强迫刊载，学生引为楷模。于是朝野以应酬文章相欺相诓，是摧残性灵之第二步。——是数十年来，世事无大变，还是无论哪一朝代，都不可免地患有此症，难道不令人思想思想吗？当然，换取其他角度来读，也还另有教人思想之处。
早在三十年代，比亚兹莱的诗和画就介绍到了中国，直到近年，他的作品也还时或有见。漓江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比亚兹莱插图艺术》是收录作品最多的一册吧。年仅二十五岁又七个月，且生来身体虚弱的艺术家，竟得到了这样的评价：“奥勃莱·比亚兹莱这个名字标志着英国文化史上的一整段时期。”惊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使他把插图艺术推到了一个喧宾夺主的位置——王尔德不是担心，自己的作品会变成比亚兹莱插图的“插图”么？的确，画家笔下只有黑白两色的莎乐美，其艺术魅力更胜过作家用文字塑造的《莎乐美》。不过使我始终不解的是他被批评家们所指责的“恶魔主义”与“颓废主义”，大概是外行的缘故吧。顺便说一句题外话，人们为什么常常对现实中的丑恶视而不见，却对它在艺术中的变形(艺术家不过是从真实世界中截取了万分之一！)不能容忍？
《美国电影史事拾零》(邵牧君著，漓江出版社)似乎应该是畅销书之列的，不知为什么才印行五百余册。是否人们的兴趣只在银幕上的故事而无意关心银幕之外的点点滴滴？其实后者的有趣常常甚于前者呢，何况这一册书又是出于一位多年研究世界电影的专家。诚如作者所言，这只是从浩如烟海的美国电影史事之著中，拾得的万分之零点零零……，但我觉得在这三十二个小标题之下记述的影史轶事已经很可使读者有所得益了。想想近年对国产电影的种种讨论，其中之一是观众抱怨没有好电影，而导演指责没有好观众，作为一名不够格的观众，我读罢这一册《拾零》，只有苦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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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