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纳西·威廉斯这位剧作家原是南方作家中的一位怪才，不到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写出了二十四出舞台剧，取材多半是不见经传的受蹂躏的底层人物和他们支离破碎的非人生活。但他敢于离经叛道，使用非传统的电影手法，把人物的内心幻象和现实生活糅合出现于舞台上，把观众带入前所未见的底层深处，刻划出一个个饱受心灵创伤的生灵。这样他就以此胜于直观现实主义的表层描绘来使这些幽灵永恒化。他两次获得普利策戏剧奖，四次纽约剧评界奖，一九七九年列入戏剧界名人榜；哈佛大学则于一九八二年授予荣誉法律博士学位。而他对美国剧坛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他笔底树立了失意女人的典型；尤其是长年生活在南方痴男怨女的心理现象，正表示他是深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的影响。同时也引人追索他所创造的吸毒瘾君子，醉鬼，妓女，骗子和食客等等炼狱中人的原型由来。
最近出版的《黄昏安琪儿》书信集(Five O'clock Angel，田纳西·威廉斯致他女友玛利娅·圣爵士贵夫人自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二年的书信，也是反映他创作灵感处于最佳状态的记录。书信的出版不仅是贵夫人的一个无私奉献，而且还有她亲笔眉批和照片说明。圣爵士贵夫人原是一位有才华的苏俄后裔芭蕾舞演员，一次偶然的足伤使她不得不改任戏剧演员。在他俩的相识过程内，无论在现实生活或舞台生涯中都找到了深厚的友谊基础和共同语言。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他们不得不各奔前程。经过一番痛苦的经历，玛利娅并未按照威廉斯的愿望和他的挚友出版家詹姆斯·劳林结婚，却嫁给一位家道中落的英国贵族圣爵士彼得·格雷费，不幸于一九八五年成了遗孀。
书信集的开端始于田纳西·威廉斯的成名作《玻璃动物园》(一九四五)在百老汇演出五百场后，又在伦敦舞台启幕之际。虽然英国观众不及美国热烈，但玛利娅·布列娜娃却成了他第一个知心朋友。每当在他一天辛劳的排练完毕，而不规则的夜生活尚未启幕之时，威廉斯必趁黄昏的宝贵瞬息，提笔向玛利娅诉说一天的烦恼，同时又以最美好语言和情感向她倾吐内心的纯朴思念，并以亲呢的呼声称她为“黄昏安琪儿”结尾。这一阶段的书信集(实际上一九四八——一九八二年正是他事业的顶峰年代)不仅充满了他最富于想像力和诗意的感情，所以书信也记下了地地道道对友人真情实意的叮咛和嘱咐。评论家赞誉它们是纯真的书信文学，而且从中发掘了威廉斯创造女性典型的泉源。例如从玛利娅的坎坷遭遇中，他竟能体味出欺诈者的原型，那种为金钱和欲望达到疯狂顶点的泼妇代表。威廉斯名剧《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主角玛吉，和另一极端《欲望号街车》中被侮辱折磨的悲剧女性白兰琪，都有玛利娅的眼泪和恐惧在内。下面一段有关他们超乎一般男女私情的纯真友谊文字，是威廉斯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英国版自传时写给玛利娅的手书：
“这无疑是一种颇为微妙的感情，脆弱易断，但又决不允许忽视。说到底(我们)双方都处于长期可望而不可即的煎熬之中。这种关系确可避免无数的分离和痛苦，因为(我们)并不依存彼此肉体的接触或世俗的牵连。看不到尽头的别离也妨碍不了(我们的)友谊，因为种种别离多由物质因素所造成，而我所称之为亲密的友情毕竟与一切物质因素很少关联。”
从田纳西·威廉斯的自传中看到，他在六十年代知友法兰克·牟尔洛去世之后，好像漂流在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无意于演出及写作。等到情绪逐渐平复，却又发现他那逆流而进的创作锐气已大不如前；评论家对他失去了兴趣，竟被目为幸存人间的最受讥嘲的剧作家。这一打击只有玛利娅能理解，而她从未停止过对他的慰藉与鼓舞；她甚至担当了他在英国的义务代理人和遗产保管人。她始终没有放弃为威廉斯的最后一出戏《怒吼》的上演而奋斗。今天作为男女艺术家纯朴友情的范例，玛利娅首先出版了他的《黄昏安琪儿》，以补充威廉斯自传中未予公开的部分。
小说家凯瑟琳·安妮·波特(一八九○——一九八○)的书信是另一例子，她整整活到九十岁，也是美国南方一位才女。由于出身拓荒英雄之家，禀性倔强，自幼敢于冲破旧礼教的束缚，终身成为不得志的叛逆者。她自学成材，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任《落基山城新闻报》记者和艺术评论员。一次战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桥居墨西哥与德国及法国文化名城，晚年回美任教，长期写作短篇小说，曾获文学奖多次，并任全国作协副主席等重要文坛职务。正因为她把冗长的一生投入多方面的文学活动，所以书信内容特别丰富，文字并精湛锤炼有力，读来尤感人肺腑。最近出版的书信集系由其文学遗产执行人伊莎白尔·蓓蕾精心编辑而成，不涉隐私，尤显得一派巾帼气概，足为后辈研究波特生平之重要资料。
据批评家分析，波特书信给读者的印象，其良知和文字功底犹胜她的短篇小说一筹。例如她最优秀作品之一《中午酒》(一九三七)短篇小说集和散见于报刊的各种论文从内容到文字，都堪与托尔斯泰及契诃夫相媲美；只是她坎坷一生，时未来运不转，始终陷于逆流中而不为广大读书界所识。
人们从她浩瀚书信中，却能看到她虽婚变四次，对众多的家庭成员和亲戚却毫不避讳或疏远，而是无休止地为加深情谊而谆谆进言。从个人健康而言，她一生为多种慢性病及妇女忧郁症所困，不时缠绵床第；但对友人的关怀始终亲密无间，读者可从书信中窥知。在对待社会活动和出版事业等方面，又毅然如男子汉，乍读她的信件不会置信她曾长期卧病蛰居，过着无比落寞的日子。另一方面，她的通信对象，又多种多样，读者不难体会到她在按南方家庭习俗，尽到为人教母和长辈之责，充满热情按时给寄女养子去信致意；甚至多年未见的手足兄弟之情，她也决不敷衍塞责。至于和报人，编辑甚至肯尼迪总统的秘书，也一一恰如其份交换信件；除却字里行间漾溢着真情实意之外，总焕发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吸引力，从不落入虚假客套。对来信中所探讨的问题尤其穷思惮智、考虑周全，竭尽心力提出慧眼独具的对策意见，以作当事人之参考。
可是应付某些令人生厌的伙伴时，她笔下无情，予以犀利的回击。例如对待自鸣不凡的“未来派”诗人哈特·克兰(一八九九——一九三二)的纠缠滋扰和酗酒的潦倒生活，她毫不留情写了绝交信，信中写道：
“你很清楚是在利用我的弱点，因为我曾一度与你共同执迷于我们这个时代纵容酗酒者那种漫不经心的醉态。……然而我已无法容忍这种野蛮的举止，无耻的谎言，歇斯底里的狂暴，以及一般醉汉的凌乱肮脏等等，这是他们在清醒时所不敢轻易暴露的。……可我认为醉态正是清醒时自我反射的明镜……你那情感上的歇斯底里大发作并不令人感兴趣，也许那些附庸风雅的文艺小人们，才把你的坏脾气看作天才的标志。对我来说，凡此种种丝毫不会增进你的诗歌价值，却夺去了我最后一线和你见面的愿望……离我远些吧，这场令人恶心的丑剧已经演得太过份了。”
一年之后，这位酗酒成性的诗人从墨西哥回美国途中投海自尽，恶耗传来，侨居墨西哥城的波特，又提笔向友人发表了她的客观评论：
“我从未把他(哈特·克兰)看作一位有必要营救的人，或者为他一人而牺牲亲友们的利益……根本没有必要散布抢救之类的言论——他并不需要人们去营救，他已是个抢救不了的人。他身上唯一值得感人的部分，都已写在他的诗篇中了，这也是我期望能保留在记忆中而加以鼓励的东西。那又何必保存那具行尸走肉的躯壳，他几乎总在神志恍惚中写他的诗；他若继续逗留人间，后果势将不堪设想。”
诗人之死当然是个别的例子，但贯穿她书信中的快人快语文笔并不少见。她不仅对亲朋至友如此，对她自身的剖解，也从不夸张和护短。遇到她私生活中出现那种坐卧不宁，动荡不安的情绪，甚至出现形同瘫痪性的抑郁低潮，她也不顾一切狠狠鞭答自己。她晚年的书信中毫不掩饰地写道：
“我一直受到某种凉透心肝的孤独感所袭击，那是一种无可药救的忧郁症，它夜以继日地给我带来痛苦，简直像骑在脖子上的恶魔。这不必推之于别人的过错，我只能怪自己……我现在太阳下曝晒，以驱散它的阴影。我认为应当忘我地工作，也许能医治这种病症。”
可惜她这种近乎狂妄的想法和自我鞭挞未能解除她的精神痛苦和内心矛盾。在漫长的九十年岁月里，她曾以一个独立谋生者身份叛离南方的名门世家，四处流浪，自由恋爱，又写作又任教，甚至登台演出，充当新闻记者等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她自幼深受墨西哥文化艺术的影响(因家乡得克萨斯州邻近墨西哥，而旅行过墨西哥的父亲又以民间故事哺育她的想像力)，稍长她亲赴墨研究民间艺术，卷入当地的左翼运动；同时又以短篇小说形式反映墨西哥印第安人的古朴风情，其中尤以《开花的犹大树》(一九三○)闻名于世，从而奠定了她一己简洁典雅又熟练讽刺的写作风格。另一方面，她长期过着传奇式的自我流放生活，最终走上她父亲孤寂一生没没以终的道路。她一生的光辉成就，似乎仍不能满足她的雄心壮志。从她历年的书信中，读到的是她关心别人多于自己，对年轻作家的帮助超越一般的人；举凡正直理智的行动，她都支持，而对罪恶愚蠢的表现，她就怒不可遏。反过来，对自身垂垂老去的年华和未竟的创作事业，却又无法找到解答。早在一九四三年，她写给侄儿的一封信中，曾小结过她一生坎坷，并流露最终愿望；语近荒诞但充满豪情：
“亲人啊，对于一个作家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他历尽冷嘲热讥的坎坷道路，和被人曲解全部善良的动机之后，在他即将庆祝百年生日的那天突然发现他的诞辰从此将四季轮番举行庆祝！”
凯瑟琳·安妮·波特一九八○年最后一次生日却无声无息在她晚年定居的马里兰疗养院度过。她虽未能如愿以偿在四季轮番庆祝，但她精选的书信集出版，无论从文体、构思和情感豪放的角度来欣赏，都足以告慰她于九泉之下的。
(Five O＇clock Angel，Letters of Tennessee Williams to Maria St.Just，1948—1982，with Commentary by Maria St.Just，New York，Alfred A，Knopf，407pp.
Letters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New York，The Atl－ antic Monthly Press，642pp.)
西书拾锦
冯亦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