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中国现代主义艺术的文化问题，并与世界其它文化所走过的历程相互比较，是贝尔这部社会学著作给我们带来的重要收获。
不管现时的艺术家或实业家如何鄙薄艺术的社会功能，艺术仍然在现实社会的运转中充当重要角色。艺术与文学、宗教、哲学等精神领域共同构成狭义上的“文化”，但广义上的“诗”在精神蕴含与实质上又可以等同于这种狭义上的“文化”。这不是概念转换的游戏。我觉得从一个“诗”字便可以看出全部问题：鄙弃它的实际上正应需要它；自以为占有了它的实际上只是误解它——假如换了一个字眼，我们对精神领域的命运恐怕就难得有如此深刻的感受。那么，这种“诗”到底是什么？要言之，就是“意义”。它在人类生活中的基本特性是负责诠释人生的意义，帮助建构与保有价值信念。贝尔在书中说，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以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因此，贝尔把文化看作是与经济、政治并列的三大领域。研究贝尔的学者认为，这种社会分立学说综合了马克思区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和韦伯重视文化研究的成果，并经得起严谨缜密的社会学分析的考验。既然如此，从价值、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来研究现代主义艺术所面临的问题将会是大有裨益的。较之于单纯艺术或美学领域内的研究，它更有利于打通艺术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之间的壁垒，探寻事物的发展、结构和功能的复杂性与可能性。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艺术作为人类社会的价值诠释系统的地位和功能。文化在本质上是价值的建构活动，因此贝尔强调，“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信仰并非仅与宗教相关连，而更重要的是与价值相关。艺术与宗教一直是人类在价值领域的最不懈的努力，是人类社会最富精神性的象征。任何艺术，不能不是价值的存在方式；而任何社会，归根到底离不开价值判断的指引。近代以来，宗教的发展受到极大挫折，在此之后，文学艺术大有被用来填补上帝死亡之后遗留下来的巨大精神空白的趋势。因此，价值信仰更成为艺术与社会之间的联结枢纽。
二
无论如何，现代主义文化的兴起及传播、发展是当今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都无法回避的文化发展问题。当近年来西风在华土弥漫之际，我们看到了盲目拒斥与盲目搬演的心态和行为。而且，当社会被更急迫的现实问题所困扰的时候，现代主义文化的问题干脆就被回避、被搁置起来。在我们许多城市的社会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文化问题均居于次要地位，尽管会议可能是冠之以“文化研讨”的题目。现代主义文化在中国的这种境遇正深刻地说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可惜对此的研究是太掉以轻心了。
贝尔在书中描述的现代主义文化在西方的兴起颇为值得借鉴。自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社会经历着两种剧烈的变化：对于生存环境的感官印象的变化和个人自我意识的变化。于是紊乱代替了秩序，碎片取代了完整。贝尔更深刻地指出，原来相互在崇尚自由、要求解放的本质上互相呵护、扶持的经济冲动与文化发展，戏剧性地迅速生成为一种对抗关系。这表现在，经济人本能地维护功利、赞美制度、追求稳定，关心的是个人的世俗价值；文化人则开始了对这种他们认为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价值观的愤怒攻击和颠覆破坏：先是对浪漫个性、放纵气质以及“自我无限性”的颂扬，然后是对理性宇宙观的否定和对一切正统秩序、礼仪的激烈反叛。造成这种对抗的深层原因尚是众说纷纭，但贝尔的探索是富有启发性的：他认为关键在于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支柱的“宗教冲动力”的耗散，这使资本主义难以继续为人们提供终极价值。
于是这里的问题是，社会与终极价值的关系。贝尔认为当精神领域(十九世纪前以宗教为核心)无法为人们提供终极价值时，它就失去了维系社会的功能。但，假如社会本来就不渴求终极价值，人们根本就不考虑终极关怀吗？这或许是中西文化差异中最值得研讨的问题了。无论如何我们总得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超越世俗利益的终极关怀是十分稀薄的，其最高的审美境界是逍遥而不是拯救(可惜刘小枫所选用的这两个概念总无法像“你别无选择”那句话那么流行)。因此，以价值理想维系社会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无法自动重新涌现出神圣的价值系统作为行为的准则。在西方文化中，价值系统的崩溃与迅速生成恰好说明了人们对价值信念的依赖有着无比深远的根源，同时这种依赖本身也有赖于西方民族在文化素养、心理气质方面的漫长培育。而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尚是难于有切肤感受甚至不易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总是大谈精神危机，而我们似乎只有在世俗功利问题上才能激发一点危机意识。
那么，是否意味着维系社会的精神功能就可以付之阙如呢？
三
当然不是。相反，实质上的匮乏必然会产生形式上的替代品。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意识形态的功能及支配力量。意识形态与价值理想既有重合的一面，更有相差异的一面。价值理想主要诉诸于个体，意识形态则是诉诸于群体；价值理想可以不含功利因素，而意识形态本身的存在就包含有功利因素；价值理想作为维系社会的力量很容易显得脆弱，意识形态的整合力量则大得无法比拟，等等这些，都使社会运动的力量钟情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也有其内容与形式。其内容一般在初始阶段都源，自价值理想，但以后，当意识形态的发动运动、整合社会的功能充分发挥之后，内容就会表现出善变的特性。而形式，则反而会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如术语，如象征物，因为人们对词语的本来含义总是健忘的，所以对这些词语可以继续放心使用。一般说来，意识形态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在早期都是和谐的。但随着运动中权力的形成，意识形态就必须兼顾运动与权力，慢慢会自然地对内容作某些修改以符合权力对运动的期望。于是就出现，在后期意识形态与社会运动的貌合神离的文化境况。
这种种复杂的情况，造成了价值理想与意识形态支配社会的力量的差异，艺术栖身于其间的方式与处境也是大不相同的。假如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意识形态结合社会运动所造就的，而且如果恰好社会本身就具有文化状况滞后、人口素质偏低等问题的话，那么其成员对价值危机的敏感性将大大降低，艺术作为价值存在方式的功能将是很弱的，而作为对意识形态的依附的关系却是很紧密的。这样，当意识形态仍代表着真实价值时，艺术与社会运动是良好的、积极的；而当意识形态背离真实价值时，这时艺术也会有助于价值观念的扭曲、变形而成为灌输意识形态的工具。上述这些，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价值理想的背离的历史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贝尔也就是因此而忧心重重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价值危机问题的另一面了。对于价值信仰的危机，我们是既有误解也有夸大的。误解，是指把意识形态信仰与价值理想信仰太过于混为一谈了，因此便把某种政治口号的消失看作信仰危机。夸大，是指实际上社会的绝大部分人并没有所谓危机，因为他(她)们从来就对精神空白和价值匮乏既无所感更无所思，物质崇拜、享乐意识再加上一点意识形态的调剂便足以使他们乐也融融，因此“狼来了”的叫喊只能是一些对价值信仰颇为敏感、渴求的人的嗫嚅。在这种时候，要求艺术能在黑夜中道出神圣，发出人们愿意接受的光芒，实在是太艰难了。
四
贝尔年轻时曾经对马克思学说确实下过功夫，因此有关经济基础、生产方式的理论使他后来的社会学研究大受裨益。比如，他认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兴起既是由于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同时也是植根于以自由市场为最大特色的经济体系。正是在自由市场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从波德莱尔、兰波和艾尔弗雷德·杰瑞到居住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那帮好小子才得以施展拳脚，最后乘着商品文化的劲风直上青云。对此，贝尔在书中的叙述是丰富、精采的。但，西方现代主义文化艺术毕竟是缺乏深厚的功力，其批判的锋芒、反讽的情绪、不屈的精神固然能使人痛快一阵，但要作为成熟而牢靠的维系社会的精神纽带，还远不足以胜任。这就是说，现代主义文化的出现并未能解决经济冲动与文化发展的对抗关系，相反，经济冲动还表现出极大的容纳度和可塑性，使文化发展的种种努力悄悄地同化为自己的力量。
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性质、操作方式等都与西方迥然不同，文化艺术与其说是与经济、政治并立的部门，不如说是政治中的一个侧面。经济对文化的影响仅在于文化人常有的一句哀叹之中：“没钱，咋办事？”于是，现代主义文化艺术在中国的境遇便只能是在政治构件的缝隙中讨生活。经济冲动拒斥文化的介入，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化，这是在从经济竞争过渡到文化竞争的意识尚未建立之时经济人的典型实质。在外国商品为打入中国市场而采取的文化渗透战略(如赞助体育运动、歌曲大赛等)的带动下，国内经济人也仿效着。但全无文化意识，更谈不上容纳度与可塑性，只是着眼于企业的形象与产品的销路。相反，由于西方商品的涌入，大众享乐意识的流行，原来的文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被急剧地冲淡，价值信仰与理想主义更是荡然无存。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水平在迅速提高，文化设施也颇为现代化，但恰是这样，文化的价值意识、现代意识还远不如内地的一些地方。对此有人可能会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吃饭、穿衣的问题，能在茶余饭后听听流行曲，这就很不错呢。也许是吧，但这令我想起辛克莱的老师问他的一个问题：你愿意做一口快乐的猪呢，还是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失去理想的得救注定只是新的蒙难。
很显然，现代主义文化在中国只能另寻生路。但，路在何方？
五
首先让我们看看现代主义艺术在价值观念与审美冲动方面的特征。贝尔在本书中颇有历史感地指出，在一八九五——一九一四年，西方现代主义文化主要表现为诗歌句法的支离破碎、小说意识流、绘画的表现性、音乐的无调性等，罗杰·沙特克还概括出四个特点：崇尚童年、欣赏荒诞、颠倒价值、关心幻觉(转引自贝尔)。这是审美上的特征。在艺术形式上，追求与崇尚即兴冲动、偶然效果、同步感受、本能共鸣。其价值观念的最突出标志是对荒诞的体认、对深渊的同情、对秩序的反叛。自六十年代以后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更把西方传统中一直隐藏着的“诺斯替教”作为自己的公开信条。所有这些，我们大概会毫不犹豫地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但贝尔反复论证，它们全都是攻击资产阶级文化、道德的武器。他认为这是由于三大领域各自的“轴心原则”的分离和冲突——经济领域的“效益原则”、政治领域的“平等权力”与文化领域的“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三者不同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现代主义文化的反资产阶级性质正是“出自激进自我的无穷发展精神”，在其肇始时无疑是具有精神苦闷、不满庸俗现实禁锢、追求价值关怀的精神品格的。对于这种价值取向，我们过去似乎宁愿和老资产阶级一起斥之为离经叛道(当然，我们的批判语言是“荒唐、腐朽、反动的”)，这是有点奇怪的。但更奇怪的是：六十年代以后，一方面由于与大众文化、商品文化合流，另一方面由于中产阶级对它的奉迎与侵蚀，现代主义文化终于建立起君临一切的霸权地位，这时，现代主义文化的批判性、反叛性已变为花哨的时尚面失去了精神蕴含，但这时我们的娱乐性报刊则可以大张旗鼓地掀起对属于后现代主义的影星、歌星的偶像崇拜。这说明了，我们的批判或接纳都没有以坚实的了解、研究为基础。
其次让我们看看现代主义艺术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及境遇。从社会变化的角度讲，在感官印象中的生存环境的变化和每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变化，前者导致时空观的全新感受，后者导致价值观念的迷惘感和终结感，这些都是任何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都会遇到的文化挑战，中国人也概莫能外。从价值内含的角度看，现代主义虽然底气不足，在深层价值的本质上孱弱无力，但其文化批判的精神气质、心灵世界的自由探寻、艺术手法的实践与创新等，于我们也不无可以借鉴之处。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大众文化、享乐心理滔滔天下的具体历史环境中，经典的意识形态文化本应拿出恢宏的气度、主动的战略目光，承纳、吸收、改造现代主义文化，以回应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挑战，并积极重构维系社会的精神领域。我们每天都挂在口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艰巨事业，以封闭的、被动的、表面文章的心态是无法担此重任的。马克思学说中的批判的、革命的、富于精神冲动的本质与对现代主义文化的吸收、借鉴并不矛盾，相反，前者是后者的既富于思想原则意义同时也富于激情感召力的源泉。
在西方，虽然现代主义文化大获全胜，但如贝尔等人仍大书特书失落的痛苦，呐喊重构精神价值。社会结构、价值构成、文化素养与心理气质等都与西方不同的中国，任务则更为艰巨。
六
最后，我们不妨离开贝尔的书本，回顾一下近年来现代主义艺术在中国的命运境遇。大概从一九八五年开始，艺术新潮汹涌，一时间似乎群体蜂起，新人辈出，实际上却极为缺乏在价值信念上进行深刻探求和坚定维护的专业精神。文化价值上的浮泛和不真实同样是经典意识形态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化的致命伤。对比一下比较诗学的研究领域，那里的黎明静悄悄，却产生了《拯救与逍遥》这样的精神标尺，标示着一代人中最优秀的精神品格：立身于血与泪的感性生命，却能凭借绝对理性追询现实，表现出极其纯真、热忱而又富于尖锐的洞察力的追求真实价值的精神。这表明，离开了对价值信仰问题的真实关注，现代主义艺术只能成为浅薄的时尚。但即便如此，现代主义艺术在中国仍只能是以文化漂泊者的形象出现。市民、商人、企业家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持拒斥态度，而文化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则一方面没有自己的精神文化支撑点，只能在商品文化与意识形态文化之间讨生活。另一方面由于其文化传统、社会地位以及经过长期驯化的审美趣味，他们早已滋生出一种文化势利心理，从而对一切带有否定口吻、激进姿态的精神产物极尽詈骂、贬低之能事。现代主义艺术的价值内核难以为人理解，其实验式的、情绪化的形式也与国人中庸、稳健的性格相左，这都使文化中的现代性问题始终是一个遥远而巨大的问号。
回应于本文开头提到的艺术家的宣言、自白，批评界的反应曾经也是慷慨、大度的。人们不止一次地从某个展览、某次“行动”就宣称“中国真正的现代主义艺术的诞生”，诸如“预感力”、“穿透力”之类的词汇也用得太随意了。而一旦出现变化，又是一副沉默、搁置的面孔。这些都令人不禁怀想马克思主义中实事求是、锲而不舍的学术研究传统。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灵魂，的确是值得中国知识分子再三参详的课题。
价值、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有着太多细微的方面等待探究，现在需要我们深入腹地。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五月第一版，5.50元)
李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