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另一部著名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说法也曾经大加宣扬，说《红楼梦》的主题是四大家族的兴衰史，“红”是写阶级斗争的，一上来就写了多少多少条人命，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是全书的总纲云云。
如果把四大家族改成贾氏家族(史、王、薛只是捎带着讲了一点罢了)，把“兴衰史”改成“衰败史”、“衰亡史”(如要写“兴”，当然应该从宁国公、荣国公直至焦大的战功与创业讲起)，我认为这种见解还是很警辟的，而且，这种说法更富有大处着眼的概括力。再说，似乎没有必要必得把“家族兴衰”说(自衰溯兴、拨乱求“理”，当然也说得通)与“宝黛爱情主线”说、“色空观念主题”说、乃至“封建社会百科全书”说等对立起来。谁也怪不得，只能“怪”曹雪芹：他的“红楼”写得太立体、太全乎、太生动了，你无法用一两句简单明快的语言说清它的主题、题材、主线。从命运演变、时间长河的流动、即从纵的发展的角度看，确实是“兴衰史”或“衰败史”，没有对这个衰败过程的切肤体验与细致体察，哪儿来的“色、空”“好、了”，哪儿来的“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乱轰轰你方唱罢我登场”？至于宝黛爱情，那是对于兴衰相当漠然的本书的主人公宝玉最为珍视最为悲哀的记忆。从情场忏悔录——“情僧录”的角度来看，当然是“主线”。可惜的是书中大量人物与情节穿不到、连不到这条“线”上。历史的线索是兴衰，感情的线索是“还泪”，人生的概括是“色空”，生活的囊括是“百科全书”。都对的。
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当然对“红楼”里的政治最敏感也最重视。有趣的是这部不直接写政治而且回避政治的奇书，由于尽情地真实地再现了生活，鞭辟入里地写出了这样一个贵族之家的人际关系的复杂性，里面包含的政治意味政治教训甚至比直接写政治、写圣君贤相、昏君佞臣、合纵连横、改朝换代的书不少，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有趣的还在于毛氏似乎十分欣赏王熙凤在全书第六回中“大有大的难处”的提法。后来人们引用这个说法来鼓舞我国人民进行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斗争，不知最初的出处是不是毛主席，反正用得很针对、很妙。毛氏的另一个著名提法“东风压倒西风”也与《红楼梦》有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笔者正在新疆，新疆文艺界一位前辈因为说过“东风压倒西风”是林黛玉说的，便被扣上“贬低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批了一大阵子。但《红楼梦》第八十二①回里有“东风压倒西风”的名言，却是无法抹煞的事实。
一九五七年在中国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一九五八年，传出来一个说法，说是毛主席援引《登徒子好色赋》来批评“右派分子”们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恶毒攻击”手法。到底宋玉是否写过《登徒子好色赋》，登徒子与自己的丑婆睡觉睡出了许多后代到底说明登徒子好色还是说明他们的家庭关系牢固而且模范，以及历史上宋玉为何与是否对登徒子进行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恶毒攻击，乃至于这样说宋玉能算全面公道吗？想来这些问题并不重要，主席无意卷入宋玉及登徒子的历史纠纷。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给这个故事以新奇的解释，以此来嘲笑“右派”(把“右派”比拟宋玉，似乎又高抬了)，真乃触类旁通，广征博引，妙语惊人，拍案喷饭。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风格，一种个性，一种个人的独特色彩。古往今来，很难找到第二个政治领袖会这样做。我设想毛泽东不仅具有政治上的绝对优势，而且有一种超常的智力上、语言上的优越感并生发出一种幽默感。像什么“知识里手”呀，“脱裤子割尾巴”呀，尖锐泼辣中似乎不无调侃。他非常善于嘲笑乃至戏弄他的敌手、对手，谈笑风生而又出人意料，更显出一种居高临下，以石击卵，得心应手的气势来。后来听说，毛主席还引用《七发》来批“右倾机会主义”，也挺绝。
政治运动中常常引用一些唐诗诗句，倒不一定都是出自毛主席的构思，但至少也是受他老人家这种风格的影响。“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用这两句诗形象地表达“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确实非常贴切。你抬不起头来、灰心丧气吗？你是沉舟、病树，活该。而革命者是千帆、万木，欣欣向荣、奋勇直前。“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句话似乎更尖锐，用在批判会上也是很猛烈的。诗圣杜甫敢情也挺刺激，因“轻薄为文哂未休”便做这样的彻底批判，不知算不算“左”了一点，太激动了一点。运动连连那些年月，听到类似的诗会自觉有些紧张，倒是事实。后来就加上毛主席自己的诗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可以叫做“雷霆万钧之势”。
最最令人佩服的、最最“盖了帽”的还是引用晏殊的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来形容国际共运的消长，以“无可奈何花落去”来描摹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某些党的变修、垮台，以“似曾相识燕归来”来鼓舞自己，鼓舞革命人民。从晏殊的一首文人情调的、不无颓唐潦倒情绪的伤春词中，抽出两句，解释为万物消长有定的哲理概括，再哲学地去分析描摹国际共运的形势，文学——哲学——政治地联为一体，确实是大头脑、大风范、大手笔，比晏殊的气魄不知大多少。晏殊九泉有知，能不震惊震动？
正面地引用诗词当然也有。如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形容我们与某个国家某个党的友谊。以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一诗来形容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造成的“意气风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局面等等。
一九七一年，“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五年了，发生了林彪出逃，乘坐三叉戟飞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汉的震惊中外的事件。不久，传出了对于杜牧诗的援引：“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折戟是折了三叉戟，沉沙是坠落在温都尔汗的沙漠沙包之中，林彪的下场唐朝就已经铁定了。加上“天要下雨、鸟要飞、娘要嫁人”的俚语的引用(其实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意思)，这件凶险的、不祥的、爆炸性的新闻，似乎变得更平滑、更合乎常情、更早有根据(“折戟沉沙”，亦定数也)、更容易为老百姓所接受，甚至带几分轻松和幽默了——把林彪出走比喻做“娘要嫁人”(还不是另一种俚语：“老婆跟着和尚跑了”)，把杜牧的诗引来做注(不宜解释成认真的推背图式的预言)，这不是伟大的轻松，奇绝的调侃吗？这不是“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优良传统吗？这不是会使受了冲击、不无惶恐不安的全国人民忍俊不禁、卟哧一笑从而变得放心起来吗？
真真是绝了！我坚信毛泽东是超常人物，叫作天才恐怕是千真万确。他是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诗人，又现实主义又浪漫主义，当然是革命的。古往今来，很少有这样的领袖人物，把政治斗争乃至军事斗争变成了艺术，把敌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如金门炮击，逢双日不打)。他又从艺术中、从古典文学特别是诗歌中，俯拾即是地却又是慧眼独具地发现了特殊的政治意味、政治启示、政治气概、政治情绪，至少是政治说辞。按照张贤亮君的说法，这大概也算“通知”(按“通感”一词构成的新词，参见该人小说《绿化树》)。这实在是对政治也是对于诗的新发见，新运用，从文学解释的角度，某些传统诗句被赋予的新意义可能过于牵强，可能过奇乃至匪夷所思，但才智的超拔与解释的奇绝加上政治家的威严与自信以及诗人的潇洒随意，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新解释变得自有魅力。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当然，如果我们说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革命性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了，大概也不会错。王明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恐怕就体会不了、领略不了、欣赏不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辩证法，欣赏不了这种政治的诗化的奇特与幽默，理解不了这种政治艺术与艺术政治。
文化传统是凝固了的东西。批判地继承文化传统的今人则是活而又活的，大有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想象力的余地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略输”、“稍逊”，毛泽东对秦汉唐宋传统也还看得起的，对自己的文采、风骚，则当仁不让地自豪，叫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与其在传统文化本身的长短优劣上争得头破血流，不若把精力把热情集中在今天的风流人物们怎样发见和解释传统文化上。是不是呢？
①《红楼梦》第八十二回：“黛玉从不闻袭人背地里说人，今听此话有因，便说道：‘这也难说。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 这是评论香菱、金桂的纠葛牵涉及凤姐、尤二姐的事的。毛泽东以此来概括五十年代后期的国际形势，成为一大名言。
欲读书结
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