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年录》之作，主要是为来驳正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里有关罗振玉记载的“诬妄失真”，但是“年谱”这种体裁制约了作者，以致“本意未能充分发挥，尤其有许多重要资料也没能写进去”，于是又另成《庭闻忆略》，副题是《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此书基本内容虽与《行年录》相同，但体裁改变了，并在多处作了补充。如《行年录》“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一九0一)乡人三十六岁”之下原谱云：“本年乡人长鄂农局校(按：指罗振玉任湖北农务局总理、湖北农务学堂监督)，事甚简，王、樊(按：指在农校担任日本教师课堂翻译的王国维和樊炳清)除讲译亦多暇，乃移译东西教育规制学说为《教育世界》。初为旬刊，后改半月刊。”《庭闻忆略》记此事则作“农校的工作上了轨道，实际并不繁重，王、樊也尽有闲暇……于是《教育世界》创刊。在武昌创始，寄到上海刊印发行，最初是旬刊，后改为半月刊；最初专载译文，改半月刊后分为论说……等项目。先后五年，出版到一百十六期止。”所叙便较前书丰富充实，而且接下去又引前书出版之后新见到的《艺风堂友朋书札》下册邓嘉缉第二札中“叔蕴至欲教育世界(其书之名)，可谓毫无忌惮”的话，笑当时冬烘先生连这个刊名也不懂。对读者来说，这就增益了知人论世的感性。
《行年录》载，罗振玉辛亥十月，携眷尽载书物赴日本，长孙罗继祖即于民国二年在京都出生，以后一直跟随在祖父身边。《庭闻忆略》记一九二八年迁居旅顺后的生活有云：“在这一段时间，每晚，祖父上床准备睡觉之前，见我侍侧，便拥衾小坐，和我闲话。谈的范围很广，上自朝章国故，下至一事一人，以及家世旧闻、个人经历等等，叫我把它用笔记下来，并给我起个书名叫《庭立纪闻》。”可惜后来没有能做到“随听随记”，六十年后重行追忆，“已经十遗七八”，只能述其概略了。《庭闻》牵缀连及不少清末民初的史事人物，饶有传统的笔记趣味，如记一九0四年在苏州创立江苏师范学堂，按照巡抚端方“不必强分畛域”的话，招生“不仅江宁省城，即扬徐淮海投考的”，一例凭文甄录，不受请托。“俞曲园先生这时耄龄还健在，住在苏州，祖父本应去谒见，但听人说，这位老先生惯好请托，如见面有请托，情面上不好拒绝，于是没敢去。”此类琐言细行，只能得诸故老传闻，后人听来，不啻霏金屑玉。
驳正的主要一节，是罗振玉与王国维的纠葛。书中条举故事，援引众说，详为辩解，但也有令读者摸不着头脑的话。如记王随罗辛亥东渡后突然写道：“社会上还有一派议论，说王太老实，自从认识罗以后，一直被罗牵着鼻子走，最后堕落成遗老，甚至有人说王老实得像火腿。”幸亏书末附录二《家乘点滴卜则》之六补充了一点线索：“观堂素寡交游，倘使观堂当年认识鲁迅，是不是他会像郭沫若所愿望和鲁迅所说像火腿一般地跟着鲁迅呢？”我们这才能从《而已集》查到“火腿”出于《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的第二节。鲁迅说：“罗振玉呢，也算是遗老，曾经立誓不见国门，而后来仆仆京津间，痛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古董卖给外国人的，只要看他的题跋，大抵有‘广告’气扑鼻，便知道‘于意云何’了。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 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
那时鲁迅在教育部，文中说他和G主事(齐宗颐)同被F总长(傅增湘)派去“试看”堆放在孔庙敬一亭里已用麻袋装起来了的所谓“大内档案”。鲁迅参加检查之后，对这批“文献”有他的评价，这且不去管它，但“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显然并非讥刺王国维之成为遗老，更不曾说那是“跟着”罗振玉走出来的，《庭闻忆略》于此似稍有误会。至于“立誓不见国门”，可参阅《行年录》“民国元年壬子”下引录的《题比睿侨居图诗》，罗振玉自注“六年去国成先兆”句云：“予四十一岁至都下，言此行能行吾志未可期，六年更无所成，出国门不复入矣。”其上一年记事还有“欲谋出京而长物累累，行资无措，会日本友人有借所藏书画百件赴东展览者，拟售之充行资”，则鲁迅所说“将古董卖给外国人”，亦有由矣。“真假之分”那句话虽则斤量较重，但《庭闻》中记罗振玉和郑孝胥在伪满，都叫做“忠于故君”，书中却惜罗而诋郑，也似乎是从分析“真假”出发的。
《庭闻》既出追忆，不免小误。如说郑孝胥宣统三年“放了湖南布政使，又不敢到任而逗留上海”便是一例。按郑孝胥六月到长沙，闰六月初八日接印，次日接到湖广总督瑞<SPS=0701>密电，商派进京议外省官制，即于甘一日移交学使黄以霖接事。郑既到北京，而武昌首义，长沙响应，当时郑氏眷属尚滞湘中也。
《庭闻》专章记升允，最发人思。作者比较了中枢重臣和现任一些督抚后评论道：“庸中佼佼是升，升的历官以及晚节都和同时侪辈不同，他既不作权门鹰犬，也不受袁的利诱，尽瘁一生而死，识时俊杰当然于他无分，一腔愚忠尚可昭垂史册。日本内藤虎次郎赠升诗有‘绝代奇男王保保，可能痛饮岳爷爷，一联，以王、岳相比，评骘允当。”按王保保在《明史》外国传中有记述。元灭后，诸将、王子先后归附明朝，独王保保拥太子居和林，明帝屡诏谕之，不从。郑孝胥壬子六月初七日日记亦云：“菊生言，升允真王保保，可为人种增价！”从对升允的评价中，人们也就懂得为何罗、郑沦落关东之后仍能获得一些人的谅解了。被牵着鼻子服服帖帖跟着走，支使者原来乃阴森森几千年不散的鬼魂。这是作者无意给予而读者却能从此书听到的一记惊堂木。
有益多闻又启人思考的书总是值得一读的，《庭闻忆略》是一种。
(《庭闻忆略——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罗继祖著，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九月第一版，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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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