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将一切事物，包括人在内，化为符号，才能发现所构成的符号关系，好比数学公式。“数”就是显明的抽象符号。“数形而为声”(“形”是动词，成形。)就是从无形到有形，从抽象到具体。声的关系是“律”。“律”也可说成节奏“律动”(rhythm)，可以“数”表达。“数”是一切的抽象。这使人想到带有东方色彩的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他也重视“数”。
“律”包括一切。什么是“律”？即由此以知彼。由音律推知其他，首先是战争。“望敌知吉凶，闻声知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六律定五音，即依调门定音阶高低。“律”加“吕”共十二，合十二支。五音加倍合十干。“律”本是管子，可吹灰，由大气见寒暑、阴阳。推之于天文，“律”结合星象以定四时。依此类推，一切有“律”。这不只是因果律(印度古人所谓“业报”，或另一种说法“缘生”)，也不是欧洲古人所指摘的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后于此所以是由于此)，而是一种符号关系，是具体关系的抽象化，如同“数”的关系，如说“天数”、“定数”。“武王伐纣，吹律听声。”这比甲骨占卜好像进了一步，但思想是同类。中国古人的这种武化的文化，这种“数”“律”化的符号哲学，特别适用于战争。这在当时不言自明而又随时随事有不同表现和变化，包括有意的和无意的以及正确的和歪曲的运用。近一百多年来这是不是还有？没有考察，不敢乱说。不过对于符号标志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重复念诵咒语一样的语言符号的作用的过分的相信，恐怕现在也没有消灭。不是算命看相还未绝迹吗？两千多年的文字忌讳和文字游戏和数字列举已经无影无踪了吗？古人排比的“律”的关系有许多是猜测的，但“律”的关系的思想是深刻的，长久的。这可能是从观测天象、从事战争、创造和使用汉字而来。这三者对中国古人的思想关系密切，不必多说。
符号关系也可以比拟作一种特殊对话。此呼彼应。任何对话都可以说是某一种形式的符号的信息交流。有时畅通，有时阻塞。有时符合，对；有时扭曲，误。音乐、天象、战争、外交、生产、生活，同样有这类现象。这是不是古人所想的“律”？“律”不大像印度古人所说的“法”(达摩)。中国的“律”和“法”，还有中国的古“礼”，都不相当于或等同于近代欧洲人所说的法律。那不是中国的(也不是印度的)本地出产。佛教，或说“佛法”，在中国有“律宗”，除在唐代兴起外，从来没有流行过。印度传来的佛教的律也像唐律一样是刑法之类，在西方印度和东土中国同样多半是纸上空文。从《唐律疏议》到《大清律例》的“律”，上溯《尚书·吕刑》的“刑”和秦“苛法”、汉初“约法”的“法”，都是刑律。这和欧洲从罗马“十二铜牌法”以来的罗马法以及从“拿破仑法典”以来的近代法恐怕有很大差别。这和古印度的“法经”、“法论”的“法”以及佛教的“律”(戒律，原义“调伏”)的差异也不小。孟德斯鸠的《法意》(严复译)变为新译的《法律的精神》，在中国始终没有多少响应。欧洲所谓“法哲学”对中国人来说也似乎很艰深。我想，《律书》的“律”的哲学，从音乐通到战争，也未必容易为外国人明白。试看《汉书·刑法志》，刑法和战争相连，又是政治，又是道德，其思路需要现代解说。这里面大有讲究。中国人和外国人彼此用的语言符号仿佛完全相通可以对译，其实通是可通，但往往各说各的，一遇术语或专用符号或公式便出麻烦。佛经翻译搬来许多汉字外语。现代翻译输入更多。有的并非翻译的文句或文章像是用汉字写的外国话，但译回去有时又不大像，因为思路还是中国的。要了解古人，不仅要通其文词，还要通其思路。这又需要知其处境，所谓“设身处地”。但现代人变不成古代人，所以我们从文献和文物中看出古人所想，和我们怎样看古人所想，是两回事。古人并不都糊涂。有的话是那时的看法、想法、有的话还是有意或不得已而指东话西，讲隐喻，好像习惯性的装糊涂。所以古书难读。(今书自然也不易读。)“律”不过是一例。
《律书》从音律通到战争、天象，但不提法律。《汉书》才有《刑法志》。我不懂音律，也不懂法律。只在五十年前和一位法律教授作邻居，听他谈中国民法和罗马法以及他教课时给学生出题作练习等等，才知道他讲的法律既是死的，又是活的，活起来简直像侦探小说。外国的法律是政治，不怪外国律师常成为政治家。这和我小时候念过的《吕刑》和看过的《棠阴比事》等书不一样。外国律师和中国“刑名师爷”大不相同。
谈《律书》引出一个问题：外国的法律能像乐律一样移植到中国来吗？我想恐怕很难。除非当做武器，那就不分哪国出产都可以用了。这说不定是我们的传统习惯。什么都可以当作武器，也就是说，一切符号化。符号和工具的“意义”一样。武器 即工具的一种。
当代外国有符号学(或记号论)，又有符号哲学，五花八门，方兴未艾，但都不能等同于中国人思想中的符号观。移植须先查土壤。知彼同时下点功夫知己不会是徒劳的吧？
书城独白
金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