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田圣山先生与铃木大拙、西田几多郎相比，无疑是较为独特的，他既没有像西田那样通过对禅的综合研究，创造近代意义的纯粹哲学体系，也没有像铃木大拙那样通过对禅现代哲学意义的解释，使禅成为解决人类生存危机普遍而有 效的方法。柳田圣山所研究的方向则主要是禅的发展史，即把“充溢着当今时代色彩的禅，暂时放回博物馆的展柜里，重新加以冷静地鉴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禅的思想内涵，真正实现“禅的现代化”。
传统禅学的研统方法主要是“遮诠”，这如同国画中表现月亮的方法一样，不是用画笔直接画月亮，而是只画云彩，用云彩把月亮烘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不画之画”，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禅宗的“不道之道”。后期的禅学研究者虽有所突破，但大多是以儒释佛或以佛释道，实际并未有实质性的突破。而柳田先生的研究基点和方法则是颇为独特的，他认为，要研究禅就必须考虑到它的历史来源和变迁，而首先要做是“把握在‘乐道’和奇异的‘神道’信仰中的那些原始佛教中的禅思想特色。”所谓“乐道”就是在禅定中，人与自然相互沟通，使人在安定精神后在宁静的心灵中获得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一种纯净透澈、无人无物的乐趣。柳田先生接着指出，在原始佛教的经集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大量记载，这种“乐道”倾向是禅与其它宗教的不同的特色，也是后来它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的原因。至于所谓“神道”则是表现出的超人能力，是属于超自然的灵感的东西。柳田先生通过对佛教经集的研究，发现这种“神道”是具有普遍性的，是“一种深奥而神秘的宇宙生命运动”，虽然孔子说过“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但是在芸芸众生中，信仰“怪力乱神”的现象则是普遍存在的，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高峰，这个时代儒家的势力衰弱，而神仙方术的信仰和老庄思想却是勃勃兴盛，佛教之所以能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是与当时的社会心理倾向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佛教很容易通过“神通”力量获得信任，在中原大地生根。虽然我们承认柳田先生的研究基点和方法很奇特、新鲜，但我们也得指出它的危险性，那就是佛教典籍所反映的神异能力是可能存在的，因为它颇类似于今天的特异功能之类，但是这些东西直到现在也没有被现代科技进行有效的实证证实。那么柳田先生以此作为学术研究的支点是不可取的。
柳田先生以此为基点涉猎大量佛教文献资料，按照禅的历史变迁，大致勾勒出中国禅的发展线索。其中用大量的篇幅讨论分析了印度早期佛教的瞑想实践，魏晋玄学与禅的融合渗透，华严与禅宗各派关系，晚期公案禅与“无字”思想的发现等问题，内容广泛，引证翔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对禅宗“无字”思想的研究。
禅究竟有没有思想？如果有，那么是什么？这是禅的研究中最热门的话题，针对铃木大拙禅的思想即是无的思想的说法。柳田圣山认为，从禅本身来讲，是没有什么思想的，因为思想在佛学中是妄想的意思。但如果把思想看作是一种广义的宗教或文化的表现时，那么禅的确有某种思想。通过对禅史的研究，柳田进一步指出，从禅的历史上看，禅并无明确的“无字”思想，只有当公案禅出现时，才出现所谓“无字”，但是“无字”只是一种精神统一的方法，一种杰出而独特的瞑想法。而铃木大拙之所以用“无字”来概括禅的思想，是因为他想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利用“无字”所体现的宋明理学和王阳明心学的主体性理解，吸收包融西方思想，通过对传统禅的重新解释，达到与西方文化沟通的目的。所以虽然禅的思想中有“无”的一面，但仅用“无字”是不能涵盖禅的整个丰富的思想内容的。
文化比较的目的，在于重构新的文明体系，而这种重构必然使我们超越历史事实，寻找历史表象后的终极价值。但超越的前提是使不透明的历史事实成为透明的。如何做到这点，我想，柳田先生已经给我们某些启示了。
(《禅与中国》，柳田圣山著，毛丹青译，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第一版，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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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