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对他们的新社会历史观作全面阐述的著作。在书中马克思这样写道：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
“……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马恩全集》，卷三，第31，32页)
正是在首先提出了“需要”这个概念并初步界定了它的性质的基础上，马克思勾勒出了他的新世界观的基本框架。在他看来，人的需要的相对满足是人与社会存在的先决条件；人的需要是一个开放的有机体系，其横向可以无限开拓，纵向可以无限创生。这个开放的体系是由三个相互依赖的层次构成的：基本的生理需要即第一需要，在第一需要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社会需要和其本身反映了前两种需要，同时又以前两者需要为基础的文化(精神)需要。人类社会结构的分化系是由这种需要的分化导致的。为满足第一需要即简单的生理需要，人类必须进行劳动生产，从而人类社会便拥有了生产力系统(主要是技术系统)。人类的生产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它本身需要组织起来进行，这便是人类的社会需要，从而人类拥有了交往系统，有了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交往形式等。交往系统的良性运行需要一定的沟通和规则，这便是文化需要，而人类社会的文化系统便由此而产生，人类又有了价值观、哲学、宗教等。生理需要—社会需要—文化需要这三个层次创生了生产力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这三个亚体系。原始社会里简单的生理需要，简单的生产力导致了人类社会需要和文化需要的缺乏与社会、文化系统的不分化。现代社会生理需要与生产力系统的发达导致了社会需要、文化需要的发达与社会、文化结构的高度分化。这三个层次、三个系统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便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矛盾运动过程。
这无疑是马克思全部学说赖以建立的基础，但本文却不想继续论述马克思如何在此基础上建构他的理论大厦，而是试图揭示马克思的这一模式同后来的、其他学科的一些著名的模式间的联系及其对解决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的重要意义，从而概括出这一模式的普遍意义。
二
斯宾塞(Spencer)是社会学界公认的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功能的分化导致结构的分化”是斯宾塞的一句很有名的话，用功能需要来解释结构(社会或文化事项)也就成为功能论的基本法则。杜尔克姆(Durkheim)不仅将功能分析与因果分析明确地加以区别，而且也提出了人的欲望和需求是无限的观点。按现有说法，文化人类学功能论的创始人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的思想来源自斯宾塞与杜尔克姆，但究实而言，他们三人的思想深度均未超过马克思，虽然他们的研究更为具体，尤其是马林诺斯基。
人类学界公认马林诺斯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系统层次需要的观点，即明确且具体地指出了人类社会有三个层次的需要：生物层次的需要、社会层次的需要和文化层次的需要。他认为，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手段，其产生系因它本身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功能。各种文化事项(现象)在形式上虽是千差万别的，但它们都是因满足人类功能需要而产生的，因此用功能需要解释文化事项应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他本人的研究就是遵循了这一法则。人类的基本需求是生理需求，包括摄取营养，生衍繁殖，身体舒适，生命安全，适当休息，行动自由，健康成长等。生产活动，技术等文化项便是由此而产生的。次生需求即为满足摄取食物这一基本要求而产生的新的需求——确保在食品生产中必不可少的合作。从而人类便有了食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方式，行为的社会控制和它的调节，传统的技术和教育，权威关系的组织和实施等。再生层次的需要即符号或文化需要，它是为满足次生层次的需要而产生的。满足此层次需要的文化项有调节环境的必要信息、控制人们的命运的变化事端的观点、共同节奏的观点等。低层次的需求是高层次需求的基础，但高层次的需求不能还原为低层次的需要。与此相对应的文化项亦是如此。
这一模式同马克思的模式的相似是惊人的，但现代社会学结构功能论的大师帕森斯(Parsons)的思想却又直接源自马林诺斯基，他提出的那个非常著名的模式AGIL甚至可以看作马克思和马林诺斯基的翻版。AGIL在帕森斯那里分别代表一切有机体系(社会亦属其中)生存的四项功能先决条件。A(Adaptation)是适应体系需要自外界获取一定的资源并将其分配到体系的各组成部分去(相近于生理需要)；G(Goal attainment)是目标之获取，体系需要调动已有资源实现体系的多个目标；I(Integration)是整合，指体系协调各部门间关系，将其整合入一个有机体系的需要(此两项与社会需要接近)，L(Lantency Pattern Maitenance)指潜在的维持模式，指体系为保持稳定在文化、价值方面的需要。帕森斯认为这四项功能需要可以解释一切社会文化事项。人们曾多方抨击帕森斯的这一模式是无所不包的、疏离经验的、在逻辑上缺乏必然性的，殊未能注意到这一模式的源渊以及它的内在逻辑性。
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就是以他的“需要层次论”而知名的。作为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角度局限于个体。一切个体的行动均发自于需要，而人的需要是一个等级状态(heirarchy)：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人在满足了低层次的需要后又会产生高层次的需要，而在低层次的需要尚未得到相对的满足之前，高层次的需要便难以得到提前的满足。这一模式仍与马克思相接近。
无论其相互间有着何种渊源关系，上述学者分别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需要这一概念作了与马克思大体相同的讨论与划分，本身就说明马克思的模式具有普遍意义。
三
如上述，生产力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这一模式是马克思与生理需要—社会需要—文化需要的三元划分相对立，对社会结构所作的三元划分。在马克思看来，三个层次的需要中低层次的需要是基本的，高层次需要的满足有赖于低层次需要的满足。与此相对应，马克思也明确了社会结构中三个层次间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马克思之后，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获得了更具体的论述。我们首先看怀特(L·A·White)的说法：
文化是一个组织起来的一体化的系统，……我们将其区分为三个亚系统，即技术的系统、社会学的系统以及意识形态的系统。技术的系统是由物质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仪器以及使用这些仪器的技术构成的，人类作为一种动物，依靠这一技术系统使自己同那自然的生息之地紧密联系。在技术系统中，我们看到各种生产工具、生活资料的获得方式、掩蔽所的材料、进攻和防御器械。社会学的系统是由人际关系构成，这种人际关系是以个人与集体的行为方式来表现的。在该体系内有社会关系、亲缘关系、经济关系、伦理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教会关系、职业关系、娱乐关系等等。意识形态系统由思想、信仰、知识构成，它们是以清晰的言语或其他符号形式表现的。其中包括神话与神学、传统、文字、哲学、科学、民间智慧以及普通常识。(《文化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348—349页)
这一划分无疑是马克思式的。再看怀特对三个系统间关系的论述：
低层是技术的层次，上层是哲学的层次，社会学的层次居中。这些不同的层次表明了三者在文化过程中各自的作用；技术的系统是基本的和首要的；社会系统是技术的功能；而哲学则在表达技术力量的同时反映社会系统。因此，技术因素是整个文化系统的决定因素。它决定社会系统的形式，而技术和社会则共同决定着哲学的内容和方向。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系统对技术的活动没有制约作用，或者说社会和技术系统不受哲学的影响。事实恰恰相反。不过，制约是一回事；而决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同上，第350一351页)
这就几乎完全相同于马克思了。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怀特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新进化论的“基本规律”：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文化随着每年每人利用能量的增加而增加而演化，或者说，文化随着器械手段把能量转化为功的效率的提高而演化。
这三个层次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而这三个层次间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如上述，在马克思那里，三者间的关系是明确了的：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一定的生产力相适应，一定的上层建筑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勿庸置疑，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整合论的，非弹性的。即在马克思看来，落后的社会意识形态不会与先进的生产方式共存，虽然由于它本身具有保守特征，使其本身的变迁落后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述其他人，尤其是怀特在这一问题上所持主张基本上相同于马克思。M·韦伯(Weber)这位被认为和马克思针锋相对的社会学家同马克思一样，看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但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即使不是与马克思截然相反，也是含糊不清的。在《经济与社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书中，他一方面强调物质的因素，“质料”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他似乎更强调精神因素的作用。新教伦理同资本主义精神间有着“择亲和势”，而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社会诞生的前提，这似乎成了韦伯教条。在市场经济、科层制管理、法理权威、资本主义精神几者间是松散的，偶然的结合还是整合的，即它们彼此相是否是严格一一对应的这一问题上，韦伯的答复同样是含混的。一方面他认为西方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科层制、法理权威、资本主义精神均是同目标合理的行动相一致的，但另一方面他又似乎主张在感召权威、家长制下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
这一问题的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之下，能否进行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否定论，一派肯定论。后者的主要论点是非整合论的，其论据主要是日本和东亚四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与地区：台湾、香港、南朝鲜、新加坡，认为这些国家或地区便是在儒家传统文化下现代化了的。相反的观点通常被这一派攻击为“历史虚无主义”或“全盘西化论”。本文无意介入这一争论，仅想指出马克思的观点——生产方式的变迁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面貌的变迁，落后的社会意识不利于社会的变迁——是整合论的、非弹性的。据此推论，在以人力为主，使用简单手工工具进行的初级农业生产和以严重地依赖自然、未分化的结构和简单再生产为特征的社会结构之上产生的传统的文化，无论如何也难以容纳现代的生产方式。不能从这一理论中推出“全盘西化论”来，因为尽管与工业化并存的社会、政治、思想观念虽然在本质上必须与工业化有着高度一致性，但其各自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在理论上是不可穷尽的。
四
马克思的这种生产力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三重结构或三元划分与社会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本身也是一个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的标准，即划分阶级或阶层的标准。学界通常认为马克思在社会分层或阶级划分上所持主张是一维的或一元论的，而韦伯所持的主张是多维的或多元论的。马克思用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个经济标准把社会人口一分为二，即划分为两大阶级：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而韦伯则同时分别以经济(在市场中的地位)，社会地位(权力)和声望等多个标准对现有人口进行划分的，因此仅是在不同类别(经济、社会、文化)中划分出了阶层。但在本质上，两人的划分标准是一致的，韦伯的划分法仅是在新形势下把马克思的划分法依这种划分法本身含有的内容加以展开和具体化了。换言之，马克思所研究的社会形态系以非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为主，兼顾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这几种社会形态中，社会分化的程度低下，财富、权力、声望是高度相关的，用P·布劳(Blau)的话来说，即是参数合并的。社会上往往有一些人同时拥有很多的财富，很大的权力和很高的声望，而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一无所有。在韦伯所生活的时代和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较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化使得上述三个指数间已呈交叉的，不甚相关的趋势。亦即社会上已不再容易出现财富、权力、声望三者同时拥有的情况：拥有大量财富的不一定在政党里也拥有最高权力，而拥有最高权力的不一定就是最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因此韦伯把马克思的标准展开使用了。他针对他那个时代甚至提出了这样的命题：财富、权力、声望的高度相关可以导致社会冲突。从此也可知在我国改革过程中，从“官本位”向“钱本位”的转变并不是象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五
当社会学家运用当代社会学交换理论解释人们的行动时，首先就会遇到下列问题：人类的一切活动是否均始于交换的动机？人类是否每日都急功近利，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地算计别人？
举弘一法师的例：李叔同出家时只有三十九岁。他出身豪门，一度倍享富贵，后来在艺术上所获成就也令人叹为观止。但这一切他均未有留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丰子恺在厦门佛学会所作的讲演《我与弘一法师》说到了他出家的原因：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造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的“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去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以为财产子孙是身外之物，学术艺术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地走上去的。(《新文学史料》一九八O年第二期)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克尔凯郭尔(Kierkegeard)关于存在者、个人、具体人格发展阶段的论述：对于暂时快乐的美感的耽溺，对于道德律的伦理的尊重、对于上帝的虔诚的崇拜。把这个历程进行到底是人类超越自身的努力。
这两种说法接近，同时我们也可以结合马克思与韦伯的分层法，对这种划分法略加“修正”，于是社会人口便会被分为三类或三层：追逐物质(经济)生活的人，追逐社会生活的人和追逐精神生活的人。从而人类的活动便可看作由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与精神文化活动所构成。当然，这并不是说追逐物质生活的人便丝毫没有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反过来也一样。
经济活动应该是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的，精于算计的，提倡“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因为经济活动从本质上说是人与自然间的一种交换关系，人类做事情方法的改进本身便是建立在算计的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制度更应该精于算计投入—产出，投资—利润，尽量以最小的投资获取最大的利润，最佳的手段达到最高的目标。或许由于此，韦伯把帐簿制度看作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社会生活领域则应注重社会效益或社会公益，因为社会是以交往、合作为基础的，而交往和合作的成功要求人们不仅要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且还要注重别人的利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相互间的接触、了解、信任的增多，世界日益变小，使得即使在经济领域，人们都日益意识到为了长远的利益，必须克服短期行为，纠正单纯的利润观点，树立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意识。故在社会生活领域里，更应倡导为社会谋利益的观念和行为。
在精神文化生活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则应是“明其道不计其功”，为真、善、美献身的精神。教育、科学、艺术活动应考虑到经济利益和社会效果，但如把这类活动完全直接同经济社会利益相联系，甚至把科学家、艺术家的活动也看作是一种可以斤斤计较的交换活动，这不仅对其本身的发展不利，反过来也会不利于经济和社会活动。科学家、艺术家的快乐与幸福，崇高与伟大均在为真善美而奋斗的过程之中。真正的科学家与艺术家并不会看重金钱与地位，他们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所赞扬的狄德罗等人一样：为真理和正义的热诚献出着整个生命。
现代社会学的交换理论把仅适用于经济生活的理论在未作充分规定的情况下便推广到社会、文化领域，虽不乏其启发意义，但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它犯了把高层次的生活简单地还原为低层次生活的错误。在本质上，它不足以为现代社会生活提供解释。
说了这些，并不是想证明：谁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世上本无“马”与“非马”之划分。马克思主义之特点，之优胜，之区别，还可另文详述。这里只是提供一方面的例证来说明：马克思主义之基本原理，未必不适合于现代社会。借口现代化而摈弃马克思并无必要，而在根据现代的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下，我们毋宁是更需要：
回到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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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