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物而无累于物是东晋南北朝之时颇为流行又常遭争议的命题。应物当然指的是感于物之触发：或为怨忧，或为哀伤，或为忭乐，或为放纵等等。何劭《王弼传》中所论：“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问，故不能以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变应物，失之多矣。”当时认为圣人没有情，处于以无对哀乐产生的物。这正针对了王充所说的人“蔽”而言，人与圣之间的区别，造成了人圣之性情上的差异，在当时可谓大盛于天下，王弼力排众议，主张圣人有情说，正可以说立异求新。王弼说：“夫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应感而动，期发乎歌声。”《论语释疑》又云：情动于中，而外形于言，情正实，而后言之不作。”只是王弼认为圣人应物而无累于物，擅于将情从一定的茧缚中摆脱出来。
　　我认为作为诗人而言，如果节制情感和情绪于诗之创作大有裨益，同时也患害无穷。因为纷沓的情感情绪如果让它表现原有的形态坯子，肯定很粗糙，也很易碎。但如果在过滤之后仍是麻木的，没有情感波动或思欲偏重的痕迹，则艺术作品将变为蚯蜒文字，决没有存在下去的理由。可论人论自然作哲学经学典章考证之类的工作则需要极端的无累于物的冷静思考，方能从笔端挫出事物的本来面貌。至于圣人君王当然要摆脱情感的<SPS=1594>绊，才能于芜杂、悖理的事件中找到不受个人情感左右的运不违理的正确处理方法来。从此角度，王弼所论和何晏所论圣人应无累的观点或许还能让今人借鉴呢。
补白
盛敏